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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朴素唯物主义与无神论思想（第1页）

第二节　朴素唯物主义与无神论思想

隋唐五代时期，佛、道等宗教兴盛，儒家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也占有重要的地位。但与此同时，朴素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在与佛、道及儒家唯心主义斗争和相互渗透中也得到了发展；又由于唐后期以来政局动**，人民生活困苦，也使一些唯物主义思想家对封建专制有了深刻的认识，从而能对现实社会进行较为深刻的剖析和批判。

一、吕才、李华的反世俗迷信思想

神学迷信是一种落后的迷信思想，反对神学迷信，是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一个相沿已久的主题。初唐的吕才和盛唐的李华是隋唐五代时期反神学迷信的代表人物。

吕才（600-665年），博州清平（今山东聊城）人，仕唐，历任太常博士、太常丞、太子司更大夫等职，以博学多识闻名于世，通晓阴阳、方伎、舆地、历史、乐律等方面的知识。他著作甚丰，但多已散佚，现存《旧唐书》本传中的引文和《全唐文》中的《叙宅经》、《叙禄命》、《叙葬书》等遗文都是反神学迷信的。

《叙宅经》是批判建筑住宅选择方位的。按照迷信的说法，住宅建筑方位的不同，会给人带来不同的吉凶祸福。我国在商周之际已有卜宅之文，到唐代更发展到五姓之说，即人的姓氏按发声分为宫、商、角、徵、羽五类，并分别与木、火、土、金、水五行相配，以决定住宅及门户的方位。吕才在《叙宅经》中首先指出这种说法的自身矛盾，他说：“言五姓者，谓宫、商、角、徵、羽等，天下万物，悉配属之，行事吉凶，依此为法。”如果这样，姓张与姓王的属商，姓武和姓庾的属羽，这可以说是按声韵划类的，但如果以姓柳的属宫，姓赵的属角，这就与音韵无关了。而且遇到复姓，就更不容易区分类别了。其次，又指出三点：（1）五姓之说不见于经典记载，过去阴阳诸书，也没有这种说法，只是“野俗口传”而已。（2）中国远古“黄帝之时，不过姬、姜数姓”，后来，因赐姓，及“因邑因官，分枝布叶”，衍变出很多，这些是五姓之说所不能包容的。（3）按《春秋》记载，陈、卫、秦为水姓；齐、郑、宋为火姓，但这些姓“或承所出之祖，或系所属之星，或取所居之地，亦非宫、商、角、徵，共相管摄”。全文简短，分析周密，批驳有力。

《叙禄命》是驳斥算命可以推算和预言人生贵贱寿夭之说的。吕才先引前人之语称：算命者是“高人禄命以悦人心，矫言祸福以尽人财”。但因“多言或中，人乃信之”。对此，他依据史实驳斥说：“长平坑卒，未闻共犯三刑；南阳贵士，何必俱当六合。”又进一步说：“今时亦有同年同禄，而贵贱悬殊；共命共胎，而夭寿更异。”之后，他又列举了鲁庄公、秦始皇、汉武帝、孝文帝、宋高祖五个国君帝王的年月生辰为例，核以史实，以证其不验。如秦始皇的生辰是“岁在壬寅，此年正月生者，命当背禄，法无官爵”，“为人无始有终，老而弥吉”。但史实却与这种说法正好相反，秦始皇身为皇帝，“有始无终，老更弥凶。唯建命生，法合长寿，计其崩时，不过五十”。又如汉武帝，“乙酉之岁七月七日平旦时生。亦当禄空亡下，法无官爵”，“老而方盛”。但汉武帝即位时，“年始十六，末年已后，户口减半”。此外，鲁庄公、孝文帝、宋高祖按生辰推算的禄命也与史书记载的实际禄命不符。吕才的驳斥论证非常充实。

《叙葬书》是驳斥丧葬主人富贵吉凶的。吕才引证经典认为：古代本“无吉凶之义”，而近代才有阴阳葬法，“或选年月便利，或量墓田远近，一事所失，祸及死生，巫者利其货贿，莫不擅加妨害”。但天地之间自有常理，“丧葬之吉凶”不过是妖妄之说。之后又进一步论述说：

（1）古代王、诸侯、大夫、士及庶人死后，“葬有定期，不择年月”。

（2）据葬书“己亥之日用葬最凶”，但按《春秋》记载：“此日葬者凡有二十余件。”

（3）夏、商、周丧葬“直取当代所尚，不择时之早晚”，春秋以后也“葬不择时”。

（4）“葬书云：富贵官品，皆由安葬所致；年命延促，亦曰坟垅所招”，而“《孝经》云：‘立身行道，则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易》曰：‘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葬书与这些儒家经典是不相合的。

（5）“古之葬者，并在国都之北，域兆既有常所，何取姓墓之义？”而“今之丧葬吉凶，皆依五姓便利”。这也是不合古葬之义的。

（6）依据葬书，“卜葬一定，更不回改，冢墓既成，曾不革易”。而“人臣名位，进退何常，亦有初贱而后贵，亦有始泰而终否”，“无时暂安”。

（7）“皆信葬书”，也有悖人之常情，如“擗踊之际，择葬地而希官品；荼毒之秋，选葬时以规财禄。或云辰日不宜哭泣，遂莞尔而对宾客受吊；或云同属忌于临圹，乃吉服不送其亲”。

上述三篇是唐太宗命吕才等人刊正《阴阳书》的一部分，而这部分所讲的住宅方位，人生禄命，葬地风水，可以说是我国古代迷信的最主要部分。吕才本着“救俗失，切时事”的宗旨，并引证儒家经典一一进行了批判，虽然吕才所刊正的《阴阳书》“为术者所短”，但因为“诏颁行之”[23]，应该说是对当时社会产生了一些影响的。

李华，生卒年不详，开元二十三年中进士，天宝年间，任监察御史、侍御史及礼部、吏部员外郎等职，“善属文”，著作颇多，是古文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他反对神学迷信的思想主要表现在《卜论》一文中。

《卜论》是批判龟卜迷信的，而龟卜是我国古老而重要的迷信活动之一。龟与凤、龙、麟合称四灵，也是四灵中唯一实有的动物，并以其长寿而著称。“古之圣者，刳而焌之，观其裂画，以定吉凶。”李华认为：龟既是人们崇拜的灵物，“而夭戮之，脱其肉，钻其骸，精气复于无物，而贞悔发乎焦朽，不其反耶”？也就是将灵物杀死，使其精气消失，然后企望从其焦朽的余骸中求得神明启示，这怎么可能呢？灵龟自身难保，又怎么会以神意去启示人呢？再说“人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而将灵龟杀死也是不合于德、明、序及吉凶的，如果这样，用死龟壳是得不到什么的。

李华又讲述了历史上迷信的发生发展过程，如远古祭祀用尸，“自虞夏商周不变”，这种做法到战国就废除了。又如古代新制的钟鼓器械，要涂上牲畜的血以避鬼，现在也不这样做了。但也“未闻屋室不安身，而器物不利用”。因此，“卜筮阴阳之流，皆妄作也”。这种“妄作”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不会消亡的，龟卜只是迷信形式的一种，也是可以废除的。

李华对龟卜的批驳是从儒家不语怪力乱神的观点出发的。他不可能用现在的科学常识去解释龟卜迷信，更没有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可以利用，所以在对占卜的批驳中，也没有否定鬼神的存在。

二、卢藏用、李筌的“天人观”

儒家的始祖孔子主张唯心主义的“天命”论，以论证君权神授。西汉董仲舒发展了这一思想，建立起天人感应的神学理论，在天人关系上，加强了天的权威。另外一些唯物主义思想家，如荀子提出了“明天人之分”的观点，认为自然有它自己的客观规律，并不以政治的好坏而改变。入唐以后，佛道二教兴盛，尤其是佛教思想，给思想界注入了新的活力，在天人关系上出现了一些新观点。卢藏用和李筌继承了唯物主义传统，吸收了佛教等思想，对“天人观”作了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阐述。

卢藏用（约656—713年），字子潜。幽州范阳（今北京西南）人。以辞学、篆隶、琴棋著称于世，曾任魏州司马、中书舍人、吏部侍郎、尚书右丞等职，先天年间，因附太平公主罪，配流岭表，开元初去世。他在中宗神龙年间，有感于“俗多拘忌，有乖至理”，著《析滞论》对之论述。

《析滞论》采用答客问的论证方式。主要阐述天与人事的关系，并对卜筮和祷词等迷信做了一定的揭露和批驳。

文章以客人首先发问引出论题曰：“天道玄微，神理幽化，圣人所以法象，众庶由其运行。”“从之者则兵强国富，违之者则将弱朝危。”“先生亦尝闻之乎？”卢藏用以主人回答的表达方式，引前人经典中“国之将兴，听于人；将亡，听于神”、“祸福无门，唯人所召，人无衅焉，妖不自作”之语，明确表示“得丧兴亡，并关人事；吉凶悔吝，无涉天时”。然后强调了人事的作用：“古之为政者，刑狱不滥则人寿，赋敛蠲省则人富，法令有常则国静，赏罚得中则兵强。所以礼者士之所归，赏者士之所死，礼赏不倦，则士争先。苟违此途，虽卜时行刑，择日出令，必无成功矣。”又证以史实说：“太公犯雨，逆天时也，韩信背水，乖地利也，并存人事，俱成大业。”又说：“金鸡玉鹤，方为楚国之殃；《万毕》、《枕中》，适构淮南之祸。”在天人关系上，卢藏用鲜明地坚持了重人事的观点，但他并没有完全否定天道的作用，有着“天道所以从人”的观点，认为天也有意志，辅助有德的人，灾降不善的人。而当“客”听了“主人”的宏论要“焚蓍龟，毁律历，废六合，斥五行，浩然清虑”时，卢藏用又以“主人”的身份阐述自己的观点说：“此所谓过犹不及也。夫甲子所以配日月，律历所以通岁时，金木所以备法象，蓍龟所以筮吉凶。圣人以此神明德行，辅助谋猷，存之则协赞成功，执之则凝滞于物。”

卢藏用还不能以科学知识，解释“天”等自然现象，完全否定龟卜的作用，所以也不能彻底地坚持唯物主义观点。

李筌，生卒年代不详，仕于开元、天宝时期，曾任左羽林兵曹参军、翰林学士等职，现存文仅《大唐博陵郡北岳恒山封安天王铭并序》一篇，反映了他的天人观思想。

五岳，历来被统治阶级所尊崇，李筌在文中对五岳之一的恒山威灵作了描述：“恒之灵，藏往知来，威远惧近”，并肯定了神的存在和作用：“阴阳不测之谓神，神聪明正直，害盈福谦，裨我淳黎。荒扎不勃，拯膏雨，佐秋成。”但历代统治者因敬畏于五岳的神圣而未敢加封，然玄宗则“王五岳而公四渎”，把五岳四渎置于自己的封赏之列，对此，李筌极力进行了赞誉：“昔省方展礼于虞帝，敬鬼尚祀于殷人，未有加望秩之荣，锡封崇之号，斯盖我皇之能事也。”李筌虽然没有触动天，否定天命，也没有否定神和神的作用，但与前代统治阶级比较起来，已经突出了人的作用。

卢藏用和李筌的观点都触犯了儒家视为神圣的“天”，这与当时佛教藐视“天”的说教有一定的关系，对此，后于他们的柳宗元和刘禹锡表现得更为明显一些。

三、柳宗元、刘禹锡的“天人观”

柳宗元和刘禹锡不仅是政治家、诗人和文学家，而且也是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

柳宗元的唯物主义思想主要表现在对天人关系的探讨上。柳宗元的《天说》一文，是针对韩愈唯心主义天人感应说所作的批判。韩愈认为天有意志，能赏罚，柳宗元则针锋相对地指出：“彼上而玄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浑然而中处者，世谓之元气；寒而暑者，世谓之阴阳，是虽大，无异果蓏、痈痔、草木也。”“天地，大果蓏也；元气，大痈痔也；阴阳，大草木也，其焉能赏功而罚祸乎？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欲望其赏罚者大谬；呼而怨，欲望其哀其仁者，愈大谬矣。”也就是说天和人事是互相不干涉和没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