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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繁荣兴盛的戏曲文学（第1页）

第四节　繁荣兴盛的戏曲文学

清代前期是中国戏曲文学繁荣发展的重要时期。戏曲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清初到康熙末年，以昆山腔和弋阳腔为代表的传奇剧目盛行于戏剧舞台，并开始出现宫廷和民间两极分化现象；第二阶段，从康熙末年到乾隆中叶，新兴的地方戏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蓬勃兴起；第三阶段，从乾隆末年到道光末年，传统的杂剧、传奇和宫廷化的昆曲逐渐走向衰落，地方戏曲繁荣发展，占据戏曲舞台的中心地位。在清代戏曲的发展过程中，最大的变化是“雅部”的衰亡和“花部”的兴起。所谓的“雅部”，就是指以昆曲形式演出的杂剧和传奇；“花部”也称“乱弹”，是指以弋阳腔、梆子腔、秦腔、皮黄腔等唱腔为主的各种地方剧种。这些地方戏以崭新的面貌、旺盛的生命力勃兴于剧坛，不仅与传统的杂剧和传奇分庭抗礼，而且还逐渐压倒了它们，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诸腔竞奏”的繁荣局面，为近代京剧和地方戏的发展，作了充分的准备。

清宫藏戏剧图册《柴桑口》

这一时期，剧作家们创作出大量的戏剧作品，广泛地反映了封建社会的生活画面和人们的精神世界，塑造了一批生动形象的舞台人物。不少剧作家突破过去才子佳人生旦团圆的套路，抱着严肃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选取富有典型意义的历史和现实题材，为清代戏曲舞台贡献出一批优秀的剧目。清初李玉的《清忠谱》、康熙年间洪昇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乾隆年间的《雷峰塔》等作品，就是最突出的代表。另外，戏曲研究有所加强。李渔的《闲情偶记》，较为系统和全面地总结了中国戏曲史上的宝贵经验，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见解，成为戏曲理论史和文学批评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著作。再者，戏曲作品集不断问世。特别是《缀白裘》等戏曲选本，收录了一些地方剧目，成为了解和研究清代地方戏曲的重要资料。

一、李玉和《清忠谱》

清初，刚刚经过农民起义和民族斗争的洗礼，戏曲舞台呈现出一派新气象。在这个时期，以李玉为活动中心的苏州专业剧作家们，经历了明清易帜、民族存亡的历史巨变，思想意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自觉地把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当时人们所关心的现实问题搬上戏曲舞台，创作出了不少富有现实意义的社会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另外，还有一部分文人作家，以吴伟业和尤侗为代表，借助戏曲来抒发自我的人生感慨，创作出一些带有浓重个人感情色彩的历史剧。这些剧作家及其活动，基本上代表了当时戏剧创作的整体状况。

在清初的剧作家中，李玉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最有代表性的人物。

李玉，字玄玉，别号苏门啸侣、一笠庵主人，江苏吴县人。生卒年月不详，大约生于明万历年间（约1600年前后），卒于清康熙年间（1671年前后）。李玉出身低微，长期生活在昆曲艺术的中心——苏州，是一位多产作家，据考证，他一生创作了34种剧本，现存世的有18种。

在明末，他即以“一、人、永、占”（《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和《占花魁》）四个剧本负有盛名，其中以《一捧雪》成就较高。《一捧雪》写明代权奸严世蕃为谋取玉杯“一捧雪”，迫害其主人莫怀古的故事。相传，明代王世贞的父亲王抒藏有宋人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严世蕃指派苏州裱褙匠汤勤去索取，王抒用一幅假图代替，结果遭到诬陷迫害。这一剧本就是根据此事加以变更，敷演成戏。剧中突出刻画了汤勤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形象。他为了巴结权贵，竟然忘记了当年落魄时曾受莫怀古的救济，卖友求荣，屡次出谋划策，设计陷害莫怀古，最终被惩，落得一个可耻的下场，作品对这一无恶不做的恶棍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鞭挞。这一剧本对后世剧坛影响较大，京剧、川剧、汉剧、闽剧、秦腔等地方戏都有它的改编本。从李玉的前期作品来看，虽然他比较熟悉当时社会的人情世态和舞台艺术，但作品的题材广度和思想深度都有待进一步深化。

经历了明朝覆亡、清兵入关的战乱生活以后，李玉对现实的认识有一定的提高，他写下了《万里圆》、《千钟禄》等作品，把创作视野转向了明末清初的现实生活，思想内容超过了早期剧作。如《千钟禄》写明初燕王朱棣为争夺王位，举兵攻陷南京，建文皇帝装扮成和尚出逃的故事。剧本中一些曲文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动**不安的社会生活，苍凉凄楚，深深地打动了无数的听众。其中（倾杯玉芙蓉）“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一曲广为时人传颂，有“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的俗谚（“不提防”指《长生殿》中的（一枝花）“不据防余年值离乱”一曲）。

李玉的主要代表作，是他与朱素臣、毕万后、叶雉斐共同创作的《清忠谱》。

《清忠谱》在中国戏曲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在这一剧作中，作者跳出了许多士大夫作家一贯描写才子佳人悲欢离合或借历史故事排遣个人情绪的窠臼，引入了戏曲舞台前所未有的新题材、新人物和新主题。《清忠谱》以明末天启六年（1626年）苏州市民因东林党人周顺昌被逮一案而罢市，向阉党魏忠贤展开斗争的真实事件为题材，描写了市民群众支持正义、反对暴政的斗争场面，揭露了魏忠贤等祸国殃民的罪行，歌颂了颜佩伟等五位市民爱憎分明、敢于斗争的优秀品质，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剧作较为成功地塑造了颜佩伟、杨念如、周文元、马杰、沈扬五位市民阶层的正面形象，尽管他们在剧本中并不是主角，他们的活动也没有占据主要篇幅，却以其生动感人的行动给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在《义愤》、《闹诏》、《捕义》、《戮义》等折中，作者集中刻画了他们坚持正义、不怕牺牲的高贵品质。其中《义愤》和《戮义》两折，描写得最为感人，后来以《五人义》为名在戏曲舞台上盛演不衰。

自明朝末年以来，东南沿海地区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市民阶层的力量不断壮大，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作为一种新兴力量，他们与封建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日渐扩大。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苏州，曾先后发生过两起市民暴动。市民运动是封建社会末期出现的一种新生事物，代表了一个崭新的社会力量的诞生，预示着新的社会变革即将来临。李玉也看到了这一新的社会变化，运用艺术家特有的敏锐眼光来评判这一事物，及时地把这一前所未有的社会题材搬到戏曲舞台，给予热情的支持和褒扬。从这个角度上说，《清忠谱》开辟了中国古典戏曲新的题材范围和表现领域，使戏曲艺术更加贴近现实生活，增强了戏曲艺术表现和评判社会生活的功能。剧作把握着当时各种社会变化的内在规律，把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市民运动放在明末复杂的政治斗争背景中来描写，把市民的反抗斗争和阉党与东林党人之间的矛盾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较为全面地展示了明末错综复杂的社会政治生活。在封建专制主义的高压下，东林党人与市民运动在反对封建顽固派的斗争上有着共同的要求。周顺昌被捕这件事，之所以成为引发市民运动的契机，正说明两者之间有着相互支持和需要的关系，而这一现实又是由明末特定的政治气候和社会发展形势造成的。李玉如实地反映了这种特殊的社会政治现象，表明他是一个政治眼光十分敏锐的现实主义作家。这是他超出同时代剧作家的地方。

《清忠谱》创作思想上的弱点暴露得也很清楚。剧本仍没有跳出忠奸斗争的旧谱，过多地宣扬封建伦理纲常，对市民运动的意义挖掘得不够深入。作者把市民运动单纯地看成是为了营救一个清官，把这一场暴动纳入东林党人反阉党的狭小范围中，没有认识到这场斗争的背后包含着市民阶层对自身解放的迫切要求，这就不可避免地降低和削弱了这场斗争的伟大意义，作者不自觉地赋予颜佩伟等五人以封建“义仆”性格，原因即在于此。

李玉是一个熟悉舞台艺术的作家，他的创作既能够适应舞台规律，便于演员表演，又能照顾到观众艺术欣赏的需要，有着很好的演出效果。《清忠谱》全剧共23出，始终围绕周顺昌及苏州市民的反阉党斗争这一情节，主题突出，线索分明，结构紧凑。剧本的语言非常适合舞台演出的需要，李玉不像一般文人作家那样不重视道白，注意运用道白来塑造人物，推动情节发展；在一些抒情场面中，剧作家又常常用长篇套曲来抒发人物的感情，感人至深。这些艺术成就对中国古典戏曲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清初剧坛上，除李玉一派作家之外，还有以尤桐和吴伟业为代表的另一类型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大都借历史故事表现个人怀才不遇的感喟和故国黍离之思，风格上更接近于诗歌，洋溢着意境之美，通篇都可以捕捉到作者的影子。这些剧本，适合于读者诵读而不大宜于演出，在文人中拥有较多的读者，但在群众中影响不大，这是“案头剧”的共同特征。吴伟业的剧作主要有《秣陵春》传奇，《临春阁》、《通天台》杂剧。其中《秣陵春》写南唐徐适与黄展娘的爱情故事，借凭吊南唐亡国之悲剧，寄托自我怀旧之意绪；《临春阁》写南朝陈后主亡国之旧事，歌颂贵妃张丽华的才华；《通天台》写梁尚书沈炯凭吊汉武帝通天台遗迹后，梦中被武帝征召，力辞出关。这些作品流露出作者矛盾、痛苦的心情，调子低沉。尤桐（1618—1704年），字展成，号悔庵，江苏长洲（今苏州市）人。著有《钧天乐》传奇，《读离骚》、《吊琵琶》、《桃花源》等杂剧，这些作品的共同之处，就是借古讽今，披古人之衣冠，写个人之怀抱，完全是一种个人情绪的宣泄，缺乏深刻的社会内容，有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感伤风格。由于尤桐擅长诗文，精审音律，所以剧本的词曲成就较高，说白部分则过于古奥艰深，篇幅拖沓，不太适宜舞台表演，是典型的“案头剧”。

二、洪昇和《长生殿》

洪昇（1645—1704年），字昉思，号稗畦，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他出生于一个“累叶清华”的仕宦之家，从小就受到很好的文化教养。在他青少年时代，适逢明清易代的动乱岁月，在北京做了二十多年的国子监监生，意在求取功名，却始终事与愿违。后因父亲被诬遣戍，家庭破裂，被迫自谋生路。由于他为人疏狂孤傲，不顺时趋，所以生活十分坎坷。在困顿潦倒的日子里，洪昇积十余年之辛苦，完成了《长生殿》传奇的创作。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因在佟皇后丧期内演出此剧，得罪被削籍回乡，从此失去了仕进的机会，时人有诗曰：“可怜一出《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晚年，他怀着“多难无复成，伤哉百感病”的抑郁和苦闷，纵情山水之间，寻求解脱。一次，在乘船访友途中，因酒后失足，堕水而死。

洪昇在文学上的主要成就是戏曲创作。他的戏曲著作一共九种，现存的只有《长生殿》和《四婵娟》。《四婵娟》的体制与徐渭的《四声猿》相仿，由四个短剧组成，分别写谢道韫、卫茂漪、李清照、管仲姬四个才女的故事。洪昇还是一个有才华的诗人，早年就以诗闻名，有诗集《稗畦集》、《稗畦续集》等。

《长生殿》是洪昇用毕生精力创作的一部优秀的戏曲作品。根据他在《长生殿·序言》中所言，这部作品是他“经十余年，三易其稿而成”。第一稿写于入京之前，“偶感李白之遇，作《沉香亭》传奇”；第二稿写于他移家北京之后，听从朋友建议，把原作中李白的情节删去，改写为李泌辅肃宗中兴，并更名为《舞霓裳》；第三稿才正式确定敷演李隆基和杨玉环的爱情故事，最后定名为《长生殿》。这个三易其稿的过程，反映了作者思想阅历的不断发展和成熟，剧本的主题、情节和思想内容也得以深化和加强，最终奠定了它在中国戏曲史上的光辉地位。定稿传出以后，被广泛传唱，声名大著，和后来孔尚任的《桃花扇》齐名，有“南洪北孔”之称。

《长生殿》的故事来源，主要是根据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和陈鸿的《长恨歌传》，同时也吸收了唐人笔记《开元天宝遗事》和宋人乐史编写的《杨太真外传》等书中有关李、杨两人的一些民间传说。在洪昇之前，前代不少剧作家已经写过这一题材，较著名的有元人白仁甫的《唐明皇秋夜梧桐雨》杂剧、明人吴世美的《惊鸿记》传奇。洪昇继承了前人同类题材作品的部分情节内容，又结合他所处时代的现实感受，以及自己对历史的再认识，经过艺术再加工、再创造，对原来的题材作了重大的改变，无论是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都达到了一个新高度。所以，清人焦循说，《长生殿》“荟萃诸说部中事及李、杜、元、白、温、李数家诗句，又刺取古今剧部中繁丽色段以润色之，遂为近代曲家第一”[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