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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繁荣兴盛的戏曲文学（第2页）

《长生殿》全剧共50出，分上、下两卷。剧本的内容，主要是以安史之乱为背景，写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一方面，作者通过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故事来颂扬生死不渝的爱情；另一方面，又把李、杨感情关系的发展与安史之乱等社会矛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两条线索互为因果，互相推进。既生动地描写了李、杨两人作为封建帝妃“逞奢心而穷人欲，祸败随之”的爱情悲剧；也真实地反映了唐代天宝年间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政治斗争，形象地表现了盛唐“乐极哀来”的历史变迁，表达了作者对社会历史兴亡交替的无限感慨。作者所描写的李、杨爱情，是一种超越历史事实的浪漫情感，包含着作者对爱情生活的理想。作品围绕李、杨关系的发展，对封建帝王宫廷生活的奢侈、虚伪和罪恶进行了揭露和批判，特别是通过安史之乱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真实地反映了封建社会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塑造出一系列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作者把自己的理想熔铸在他所塑造的人物当中，表现出强烈的感情色彩和鲜明的倾向性。作品对李隆基和杨玉环两人，在揭露他们荒**生活的同时，又凭主观想象对他们的爱情加以美化，特别是杨玉环这个形象，作者摒弃了前人加在她身上的“亡国祸水”的罪名，赋予她痴情忠贞、生死不渝的性格特点；对安禄山、杨国忠等叛乱逆藩和卖国权奸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对郭子仪、雷海青等忠臣义士进行了热情的歌颂和赞美。

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与前代同类题材作品相比较，《长生殿》第一次以传奇的体制，按历史剧的形式来表现李、杨爱情。作者对有关历史素材进行了精心的取舍和剪裁，再加以艺术虚构，使全剧的描写既符合历史的基本事实，又不拘泥于某一些历史细节；反映和总结的是古代生活，却又深刻地寄寓着对现实社会的劝惩。这一创作追求，除了洪昇主观思想的努力之外，也与清初文人创作在当时客观形势下形成的共同倾向有密切的联系。在清初，接二连三的社会变动和矛盾冲突，极大地震撼着知识阶层，无论是由明入清的遗民，还是洪昇这样出生在清初的人，在精神上都留下了同样的时代伤痕。因此，抱着痛定思痛的态度，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总结这段历史变迁的教训与原因，一时成为知识界共同关心的话题，并在创作上加以表现和反映。但由于清政府的压制，不少人采用比较曲折、隐晦的形式，或以古讽今，借历史题材写现实问题；或用一个爱情故事来反映历史兴亡，等等，成为当时文人创作的一般特点。在《长生殿》创作前后，相继出现了一批如吴伟业的《秣陵春》和孔尚任的《桃花扇》等以一个爱情故事写一个封建王朝覆亡的历史剧。《长生殿》就是其中一个突出的代表。作者有意识地把对李、杨“钗盒情缘”的描写与“垂戒来世”的目的联系起来，这就是作品现实主义精神的体现。

浓重的抒情色彩是《长生殿》的一大特色。许多抒情场面的描写，使全剧笼罩着浓烈的诗情画意。最著名是《弹词》一出中李龟年的一段唱词：

唱不尽兴亡变幻，弹不尽悲伤感叹，大古里凄凉满眼对江山。我只待拨繁弦传幽怨，翻别调写愁烦，慢慢地把天宝当年遗事弹。

作者通过剧中人物之口，表达了他自己的兴亡之感。这一段曲词因情切意真，感人至深，成为传唱一时的名曲。但受作者思想认识的局限，作品夸大了“情”的作用，流露出一种宗教忏悔式的感伤情调，降低了作品的思想深度。

从剧本的结构角度来看，下卷不如上卷那样紧凑，作者为了单纯地求得两卷对称，故意铺张，行文拖沓，如《仙忆》、《驿备》等出，显得累赘，有损于作品的整体效果。

三、孔尚任和《桃花扇》

孔尚任（1648—1718年），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自号云亭山人，别署岸堂主人。山东曲阜人，为孔子的第六十四代孙。他生活在清初到清王朝政权巩固的时代，年轻时读书于曲阜县北石门山中，受传统教育的影响，用心于科举之外，曾广泛地学习“礼乐兵农”诸学，专门就教于词曲作家，考订古代乐律，同时博采遗闻，准备写一本反映南明一代兴亡的戏剧。

1684年，孔尚任37岁，康熙皇帝南巡，回京途中路经山东，到曲阜祭祀孔子。孔尚任被举荐到御前讲经，得到康熙的褒奖，被任命为国子监博士。孔尚任抱着儒家正统的政治思想，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还写了一篇《出山异数记》，表示他对清廷知遇之恩的感谢。1686年，孔尚任随刑部侍郎孙在丰出使淮扬，还参加了疏浚黄河海口的工程。这几年当中，他的足迹遍及扬州、南京等地，结识了不少南明的遗民，一步步地认识到封建社会的黑暗和吏治的腐败。回京以后，他先后做过国子监博士、户部主事等官。这个时期，他完成了《桃花扇》的定稿工作。1699年，《桃花扇》最后脱稿，名动京城，连康熙皇帝也急于索看。次年，孔尚任升任户部广东司员外郎，旋即以“疑案”被谪官。罢官三年后才准许离京，退守田园。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这位卓越的剧作家卒于曲阜故乡，终年71岁。

孔尚任的戏剧作品，除《桃花扇》外，还有与友人顾彩合撰的《小忽雷》传奇。小忽雷是唐代宫廷乐器，他曾购得此乐器。因前人记载过唐代善弹小忽雷的宫女郑中丞与梁厚本相爱的故事，孔尚任便以此为蓝本，描写白居易、刘禹锡等文人的生活，主题结构和《桃花扇》相似，但现实意义和艺术成就都不及《桃花扇》。此外，孔尚任有诗文《湖海集》、《岸堂集》和《长留集》等。

《桃花扇》是一部反映南明弘光王朝覆亡的历史剧。作品以侯方域、李香君的爱情故事为线索，“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作者在剧本中集中反映了明代末年腐朽、动**的社会现实，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试图总结明朝300年基业最后覆亡的历史教训，以借鉴于当代，垂诫于后世。作者说：“《桃花扇》一剧，皆南朝新事，父老犹有存者。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一救矣。”[25]作者用戏曲艺术的形式，评价了南明这段历史，其用意是非常明显的。

《桃花扇》以复社名士侯方域和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为中心，描写了众多历史人物的活动，广泛地反映了当时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鲜明地表现出了作者对它们的态度和评价。作品展现在舞台上的是一幅波澜起伏的晚明败亡图：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下北京，崇祯皇帝缢死煤山，汉奸吴三桂勾结清兵乘机入关，阉党余孽马士英、阮大铖等拥立福王朱由检为帝，改年号为弘光，建立起南明小朝廷，窃取权柄，偏安江南，昏君奸臣，同恶相济。他们不顾大敌当前，国家危亡，一味苟且偷安，选优买妾，沉溺于声色**乐之中。以马士英、阮大铖为首的奸佞集团，抱定“幸国家多故，正值我辈得意之秋”的丑恶目的，对内私结党羽，排挤忠良；对外结欢清兵，求得偏安江左。左良玉率百万雄师镇守长江上游，防御李自成、张献忠的义军，却置下游的清兵于不顾，叫嚣什么“宁可叩北兵之马，不可试南贼之刀”。江北四镇帅将黄得功、高杰、刘良左、刘泽清等人，竟然认为“国仇犹可恕，私仇最难消”，骄横跋扈，泄私愤，图报复。整个朝廷文争于内，武斗于外，而忠于朝廷的史可法却孤军无助，沉江殉国。南明的半壁河山就这样断送在这帮昏君乱臣之手！

作品塑造了一大批真实生动的人物形象。李香君是作品中作者着墨最多、倾注最大热情予以歌颂的一位可敬的女性。李香君是一个具有反抗精神的下层女性，身为秦淮歌妓，虽然出身低微，却能关心国家安危，耻与奸党为伍，临难不惧，有着反对权奸、爱憎分明、坚贞不屈的高尚品质。她对侯方域的爱慕，主要是出于“东林伯仲，俺青楼皆知敬重”，爱的是清流的名节。所以当侯方域出乎她的意料，同意接受阮大铖赠送的妆奁时，她坚决地拔簪脱衣，严词拒绝。作品在“辞院”、“拒媒”、“守楼”、“寄扇”、“骂筵”等一连串的情节中，鲜明地表现了她的性格特点。在山河破碎、国难深重的历史背景之下，一个出身卑贱的歌妓，能够具有这样可贵的气节和美德，十分感人。

孔尚任对南明败亡的历史感触很深。他几乎是用一生的心血来创作这部现实主义杰作。他希望用历史本身所提供的教训而不是空洞的说教来感染读者，所以他特别重视戏剧情节的真实性，生怕“闻见未广，有乖信史”。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通过多种渠道广泛地搜取丰富的历史知识，力求做到“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26]。但这并不等于说作者照搬历史，而是选取典型事件和典型人物，在不违背历史真实的前提之下，对手中的素材进行了大量的艺术加工、提炼和虚构，使之源于生活而又远远高于生活，成功地表现了那段历史的真实面貌及蕴涵的深刻意义。作者这种可贵的现实主义态度是作品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像许多传奇作品一样，《桃花扇》以生、旦的悲欢离合作为全剧贯穿始终的情节线索，但与一般作品不同的是，《桃花扇》只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在孔尚任的笔下，通过侯方域和李香君的感情纠葛，用一把“桃花扇”把一部包括了南明兴亡变迁的戏剧情节，有机地编织在一起，组成作品宏大的结构，表现出剧作家概括生活的高超的艺术能力和独具慧眼的匠心。有人把它与《长生殿》并题为明清传奇的压卷之作，的确当之无愧。

孔尚任墓

应当指出的是，孔尚任生活在清王朝的统治已趋巩固的康熙朝，由于清朝在文化上推行专制主义政策，这样的政治背景之下，使得剧作家不得不对涉及清廷的有关史实采取了回避态度；加之作者的阶级立场和局限，对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军，自然不可能有正确的看法。因此，作者也就无法正确地认识这一段历史兴亡更替的必然进程，看不到社会进步的主导力量，使得整个剧作流露出浓厚的悲观感伤色彩。这是该剧作一个明显的缺陷。

四、《雷峰塔》

《雷峰塔》是一部美丽的神话剧。它是继《长生殿》、《桃花扇》之后，在清代戏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一部优秀作品，自清初盛行于戏曲舞台，两个世纪以来，在民间一直搬演不衰，其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深入人心，妇孺皆知，深受广大劳动人民的喜爱。

剧本的内容，主要描写蛇仙白娘子思凡下山，在西湖邂逅许宣（许仙），喜结良缘；但他们的婚姻却受到金山寺法海禅师的无端干涉，白娘子被镇压在西湖雷峰塔下，两人的爱情婚姻以悲剧告终。

白蛇的传说故事，早在宋代已经流行于民间，宋元话本小说及明代拟话本小说都记载了这个故事。第一个把白蛇故事搬上戏曲舞台的，是明代的陈六龙，但他的作品已经失传。现在可见的描写白蛇故事的戏曲创作，最早的当推黄图必创作于雍乾之际的《雷峰塔》传奇。乾隆中叶，由于艺人的不断创造，先后又出现了梨园旧抄本和方成培改编的水竹居本《雷峰塔》。经过多位剧作者的先后加工，白娘子的故事在思想上和艺术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剧作中的白娘子，是一位大胆追求爱情幸福，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女性形象。她有一颗美丽善良的心，有纯真质朴的性格。她在西湖边上与许仙邂逅相遇，一见钟情，终生不悔。她对许仙的感情，完全是一种忘我无私的情感。为了救助自己挚爱的人，她可以冒生命危险到仙山盗取灵芝；为了夺回被剥夺的爱情和幸福，她可以不顾毁灭自己的威胁，毅然投入到与强大对手的斗争中。她对理想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已经达到了忘我、献身的境地，虽九死其犹未悔。这样一位敢于斗争和勇于自我牺牲的蛇仙，在法海等卫道士眼中，却被视为“异端”，遭受到无情的迫害和镇压。面对强大的顽固的保守势力，白娘子虽然做了坚决彻底的反抗，终因寡不敌众，力量孤单，最后还是以失败而告终。在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中，美丽的对象被毁灭；在强烈的悲剧冲突中，完成了白娘子的性格塑造。在她身上，寄托着广大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对纯真感情的肯定。她的追求及反抗精神，赢得了人们的普遍赞誉；她的命运悲剧，得到了观众的深切同情，同时，也激起人们战胜邪恶势力的决心和斗志。许仙这个形象，则是一个典型的患得患失、左右摇摆不定的小市民形象。他爱白娘子，但又担心白娘子会加害于己，对白娘子的“异端”行为非常恐惧。一方面，他感到白娘子能满足自己的感情需要，是个亲密的伴侣；另一方面，他觉得白娘子不同寻常的举止时刻会威胁到自己的正常生活，是个危险的伴侣。因此，他对白娘子既爱且惧。这种自我矛盾的复杂性格，导致许仙在白娘子与法海的激烈斗争中，不由自主地来帮助法海，亲手毁灭了深爱自己的人，同时也毁灭了自己的幸福和一切美好的希望，最后悔恨之下遁入空门。而舞台上的法海，则是一个破坏人间幸福的罪魁祸首，残忍地制造了一个人间大悲剧，千百年来一直遭受人们的唾骂，在民间广泛流传着法海逃入蟹壳避祸的传说，可见人们对他的痛恨。

旧抄本和水竹居本《雷峰塔》传奇问世不久，许多地方剧种相继搬演了这个剧目，取名《白蛇传》。经过广大民间艺人的加工和改造，地方戏《白蛇传》在思想上更加健康、深刻，在艺术上更加完整、丰富。较之前代《西厢记》、《牡丹亭》等充满浪漫主义精神的剧作，该剧所塑造的悲剧主人公，其无比鲜明的思想性格尤为广大劳动人民所喜爱和接受。从宋元话本，到《雷峰塔》传奇，再到地方戏《白蛇传》，这个剧目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成为中国戏曲发展史上一部不可多得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