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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章 三脉齐进（第1页）

直升机的轰鸣声彻底远去，山风卷着雪粒拍打帐篷。周景明坐在火塘边，手里捏着那张专家组留下的便条??上面写着一个乌鲁木齐的电话号码，还有四个字：“可试联络”。他没急着拨，而是把纸条夹进《宪法》第六十条的书页里，像是在等一场注定要来的雷雨。

他知道，专家组带回去的不只是岩芯样本和录像带，更是一颗随时可能引爆的政治炸弹。他们这些草根矿工，用一双手、一张嘴、几份红头文件拼出的“合法性”，在真正的权力棋局中不过是一枚试探性的卒子。但卒子过河，便不再回头。

第二天清晨，营地外传来马蹄声。一名哈萨克族少年骑着一匹枣红马飞驰而至，怀里抱着个帆布邮包。他是县邮局的老局长特意派来的信使，带来一封加急电报：**“省体改委约见，请速赴乌市。”**

落款是雷卫东。

周景明盯着电文看了许久，忽然笑了。他知道，这是老战友在替他撬动最后一道门缝。那扇门后，不是坦途，而是更深的博弈场。

“准备下山。”他对武阳说，“带上三样东西：账本、照片、还有咱们那份《技术入股确认书》。”

“你不带金子？”武阳问。

“我要的是权，不是财。”周景明站起身，拍了拍军大衣上的灰，“他们怕的从来不是我们挖出多少金，而是我们挖出了规矩。”

三天后，周景明站在乌鲁木齐市西大桥旁一栋灰白色办公楼前。这里曾是自治区计划委员会旧址，如今挂上了“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的牌子。门口没有哨兵，也没有警车，只有一块斑驳的铜牌，在阳光下泛着冷光。

雷卫东已在楼道口等候。他比上次见面瘦了一圈，眼窝深陷，却仍强撑着笑意。

“进去吧。”他说，“里面坐着六个厅级干部，三个来自地矿系统，两个纪检口，还有一个是省政府政策研究室的笔杆子。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搞清楚你到底是改革先锋，还是投机分子。”

“我两者都不是。”周景明平静道，“我只是个想堂堂正正活着的人。”

会议室长桌两侧坐满了人。空气凝重得如同压着铅云。主位上一位戴眼镜的老者翻着手中的材料，眉头紧锁。

“周景明同志。”他开口，“你说你们发现了独立矿体，依据是什么？”

“三点。”周景明将化验报告推上前，“第一，成都军工实验室的微量元素图谱显示，该矿床含铱、锇比例与周边国有矿山完全不同源；第二，西北有色院专家实地勘察时，在巷道顶部采集到原生石英脉，证明为热液成矿，非露头延伸；第三，我们有连续三个月的采样数据曲线，波动规律符合新矿特征。”

一位地矿局官员冷笑：“民间组织也敢自称‘连续采样’？你们连标准筛都没有吧？”

“我们有。”周景明打开随身包，取出一套用铁皮手工焊制的分级筛，编号清晰，“每一级孔径误差控制在±0。2毫米以内，经阿勒泰质检所校验合格。”

众人沉默。

政策研究室那位年轻干部突然发问：“你为什么坚持要办合作社，而不是承包给国企？国家完全可以给你们补偿。”

“因为补偿买不回尊严。”周景明直视对方，“去年冬天，有个孩子冻死在运矿路上。他父亲跪着求车队捎一段，没人理。第二天我带着人把他背下山，埋在湖边。如果这矿归了别人，他的命就真的白死了。我们要的不是钱，是要让所有人知道??我们流的汗、吃的苦、冒的险，值得被记住，值得被尊重。”

屋里静得能听见钟表走动。

良久，老者合上文件，轻声道：“你说得对。但我们也要考虑稳定。一旦放开民间探矿，会不会引发新一轮乱采滥挖？边境地区，万一被境外势力利用怎么办？”

“那就设立门槛。”周景明早有准备，“申请者必须提交五年以上从业证明、安全生产承诺书、环保预案和集体所有制章程。政府可以派驻监督员，定期审计，随时叫停。我不是要推翻体制，是要在体制内开出一条路。”

会议持续了整整六小时。

散会时，窗外夜色如墨。雷卫东送他出来，递过一杯热茶。

“怎么样？”周景明问。

“不好说。”雷卫东苦笑，“他们没否决，也没点头。只说要上报省委常委会讨论。但……”他顿了顿，“那位老主任临走时说了句：‘这个年轻人讲理，也讲情。不像某些人，只讲权。’”

周景明点点头，没再多问。

他知道，有些话不必说尽，有些事不必立判。只要火种还在，风总会把它吹向远方。

回程路上，他在火车硬座上睡了过去。梦里又见到了陈国栋，那个在塌方前夜塞给他半块馍的老矿工。他喊他名字，那人只是笑着摇头，转身走进黑暗。

醒来时，天已微亮。邻座是个背着书包的学生，正在读一本《中国青年报》，头版赫然登着一篇署名评论：《从哈巴河看改革的温度》。

文章写道：“当劳动者不再需要躲藏，当发现者能够享有应有的权利，我们的制度才算真正有了人性的光芒。”

他默默剪下那一页，夹进笔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