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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第3页）

5。章启群：《意义的本体论：哲学诠释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

该书隶属于“诠释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系列丛书。该丛书运用当代诠释学的观点和方法，试图阐释哲学、历史学、法学、文学、语言学、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基本问题及解决途径，以展现诠释学对人文社会科学的重大影响，并对人文和社会科学进行全面理解和把握。该书正是从哲学的视角来体现这一主题的。“西方诠释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43]狄尔泰之前，这仅是一种方法。海德格尔“认为理解问题的核心不是‘存在如何理解’，而是‘理解如何存在’”的观点彻底改造了传统诠释学，并奠定了哲学诠释学的基础。伽达默尔“由文本的理解入手，进一步讨论了意义与历史、世界、语言的关系，从而完成哲学诠释学的最后建构”[44]。由此，在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和西方解释传统的基础上，运用胡塞尔现象学的方法而建立的哲学，即现代诠释学。该书在对胡塞尔创立的现象学、海德格尔存在哲学对古典诠释学的本体论转换、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基本问题的讨论和介绍的基础上，揭示了这些思想对于人文和社会科学基本问题的内在影响。

6。欧阳康主编：《当代英美哲学地图》，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该书是欧阳康主编的“当代英美哲学与哲学家研究丛书”中的一部，由欧阳康约稿和编辑，并组织相关学者翻译，是“对世纪之交的英美哲学概况的综合性和分类性介绍”[45]，书中“各个部分的作者都是该分支领域中非常著名和重要的代表性学者”[46]。本书在构建和描绘世纪之交英美哲学全貌的基础上，突出了编者自身所关注的社会认识论、社会科学哲学、科学哲学的内容。在“科学哲学”一章中，乔纳森·科恩（Jonathan）围绕科学哲学中的十四个重要问题，对科学的性质、内容、方法和实践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尤其是面对“社会科学可能吗？”这一问题，作者指出社会科学并不诉诸于齐一性的自然规律（定律）和公理化方法，而是寻求理解。在“社会科学哲学”一章中，大卫·鲁宾（David-HillelRuben）从逻辑实证主义的统一科学开始，重点围绕社会科学哲学领域的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之争、因果说明和非因果说明、行动及其说明和预测、合理性、相对主义、方法论、价值观等核心论题，做了详细的介绍，为读者勾勒出了社会科学哲学问题域的大致脉络。

自然主义的哲学理论和认识方法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自然主义研究路径逐渐占据哲学的重要地位。由此，本书主要是通过准确理解自然主义的本质特征，来将其合理地运用于社会理论的研究的。首先，本书通过对西方哲学史中有关自然主义问题的系统梳理，对自然主义概念及其本质特征进行界定。自然主义从自然的立场出发来解释宇宙、社会和人，它是哲学一元论。其次，本书阐述了自然主义的方法在西方社会理论发展中的广泛使用，在社会学理论研究早期，它表现为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可以说，自然主义为社会理论研究提供了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框架和见解，克服了传统研究方法的弊端。另一方面，社会是由有意义的个人行为构成的，自然主义忽视社会生活的意义，因而受到学者们的批判。最后，作者希望通过批判自然主义和以自然主义为其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基础的新型实在论，来尝试将解释学的观点、社会批判的方法与这一新型实在论相融合，努力探索出一条新路径。因此，对自然主义的研究在理论上是必要的，在实践上是可行的。

8。黄光国：《社会科学的理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该书作者主要研究科学哲学与方法论、本土社会心理学，致力于结合中西方文化，以科学哲学为基础，开展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并发展本土社会心理学，著有《知识与行动：中华文化传统的社会心理学诠释》《儒家关系主义：哲学反思、理论建构与实证研究》等书。在推进社会科学及社会心理学的本土化进程中，作者“深深体会到，要让科学或社会科学在非西方社会中落地生根，甚至开花结果，非西方社会中的科学研究工作者一定要对西方的科学哲学有‘相应的理解’”[48]。而就台湾地区而言，鲜少有“讨论不同哲学课程与社会科学发展关联”以及“以某种科学哲学作为基础来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课程与著作，加之已有科学哲学著作的译笔生硬，西方哲学家关注的问题丰富，缺少一个整体把握西方科学哲学思潮发展逻辑的鲜明线索，因而，作者决定撰写此书。他主要根据研究社会科学所依赖的研究基础的不同，将全书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侧重于“自然科学的哲学”的知识探讨，后半部分将“社会科学的哲学”作为研究基础集中探讨。针对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二者的观点均有所差异。这两种研究路径的差异产生五种不同的研究范式：客观研究路径可分为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和结构主义；主观研究路径包括诠释学和批判理论。以此为逻辑线索，该书对上述五种具体研究路径的代表人物及其观点进行了具体论述。并在最后一章中提出，可以将“企图整合‘客观主观’两种截然不同研究路径的”建构实在论视作科学哲学的新起点。

本书是国内研究社会科学解释论题的一部专著。由于作者认识到：“规律与规范、原因与理由是诠释与解释之争的核心，这两个对子既是社会科学解释研究的缩影，又可由它们开始，展开对社会科学的本质、社会科学规律存在、因果性与规范性、意向性与社会科学解释等社会科学重要问题的讨论。”[50]因此，作者以规律与规范、原因与理由同社会科学解释的关系这一视角展开问题域，“在书中维护自然主义立场，初步提出了一个新的社会科学解释模型”[51]。为了这一目标，作者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1）由于受到逻辑经验主义传统科学观的束缚，自然主义与反自然主义对于社会科学本质及其方法的定位都是有缺陷的，应该从后实证主义的新科学观入手重塑社会科学解释；（2）通过分析亨普尔所建立的经典科学解释模型的困境，考察亨普尔覆盖率模型应用于社会科学时所产生的适用性问题，并借鉴反自然主义者对亨普尔模型的批判及其替代性方案，提出从逻辑论旨和规律论旨这两个层次来改进覆盖率模型；（3）从国外学者关于信念、期望和行动之间解释关系的争论入手，重新辩护了社会科学中存在规律的观点，通过借鉴戴维森的意向解释理论，使规范得以进入社会科学解释，从而改造和修正了自然主义社会科学解释的基本论点。

10。张庆熊：《社会科学的哲学：实证主义、诠释学和维特根斯坦的转型》，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正如作者所言，“20世纪初，西方学者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问题上出现两条相互对立的思路：一条是实证主义的思路，另一条是诠释学的思路”，然而，“纵观20世纪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实证主义的研究模式和诠释学的方法都取得了部分的成功，但又遇到各自的问题”。基于这样的认识，“本书围绕方法论的问题展开社会科学的哲学讨论，重点是实证主义的方法、诠释学的方法、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分析方法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并把维特根斯坦的转向看作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转型的契机”[52]。在具体论述中，作者选取了实证主义和诠释学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哲学家及其思想加以批判考察，指出这两个流派对社会科学的性质、目标和方法的论述都各有偏颇。通过考察维特根斯坦前后期哲学中关于社会科学核心论题“说明和理解”、“意向性问题”、“先验问题”等的论述，作者揭示了以维特根斯坦为引擎的分析哲学进路给社会本体论和社会方法论研究所带来的重要启示。本书最后部分还着重分析了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对于温奇的理解方法、利奥塔的后现代主义和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理论等后经验主义社会科学哲学思想产生的重要影响。总之，本书作者在整体的思想架构上，尝试打通英美哲学和欧陆哲学的界限，在具体的社会科学哲学研究中，力图使哲学研究与社会科学研究相结合，从而为学界勾勒出一条社会科学哲学的清晰线索。

近30年来，我们收集到的国内学界有关社会科学哲学的一般性论题与具体论题方面的论文近350篇，有关社会科学哲学方面的博士论文有14篇（其中魏鹤与袁继红的论文以学术专著的形式出版），硕士论文有70余篇，现分别介绍如下。

其一，社会科学哲学一般性论题方面的论文。

1987年朱红文在《哲学动态》（第2期）发表的《现代西方社会科学哲学概观》，是在国内首次提出和讨论社会科学哲学问题的文章。文章梳理了该学科的历史脉络，探讨了社会科学中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立、社会科学哲学的四个主要问题等，从而将社会科学哲学的基本面貌展现在学术界和公众面前。

1997年欧阳康在《人文杂志》（第2期）发表的《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哲学研究构想——问题与构架》和2001年在《江海学刊》（第4期）发表的《人文社会科学哲学论纲》这两篇文章，围绕对人文社会科学性质和内容的认识论反思，描绘出了人文社会科学哲学的问题逻辑和理论框架，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内学者对人文社会科学进行哲学反思的问题意识开始增强。

1999年谭仲鹢在《哲学动态》（第1期）发表的《社会科学哲学的几个基本问题》一文，以问题为导向，介绍了社会科学中的合理选择理论与合理性原则、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自然主义与反自然主义之争，从而为我们理解当代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的内容勾勒出了一条主线。

2006年周昌忠在《哲学研究》（第7期）发表的《试论社会科学的哲学本质》一文，认为“社会科学是自然科学范式向人文社会研究领域转移的产物”，社会科学哲学的哲学本质体现为，在存在论方面以“自由本体—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在认识论方面以“实践理性—理解”为认识特征；在方法论方面以“概念—超验演绎”为方法取向。

2008年吴畏在《哲学动态》（第7期）发表的《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哲学发展的三种态势》一文，从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可能性”和“相对性”三个方面，较为宏观地把握了西方社会科学哲学的发展态势。

其二，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合理性反思方面的论文。

2003年朱红文在《天津社会科学》（第5期）发表的《社会科学与哲学的关系：社会科学史的视角》一文，从社会科学史的角度探讨社会科学与哲学的关系，从而阐明社会科学的学术空间和学术规范，同时也揭示出哲学在现代学术体系中的重要意义。文章以历时性的考察，宏观地把握了社会科学与哲学之间关系的张力，为我们反思社会科学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方向。

2004年袁继红在《自然辩证法研究》（第3期）发表的《试析社会科学中的规律观》一文，比较新颖地围绕社会科学中规则和规律之间的关系，来重新界定社会科学规律的内涵，以自然主义和科学主义的立场，为社会科学中规律存在的可能性做出了有力辩护。

其三，社会科学学科的合法性建构方面的论文。

1991年易江在《哲学动态》（第5期）发表的《行动理论中的说明问题》一文，是国内较早引介社会科学中行动理论问题的文章，作者从五个层面、四种进路，条分缕析地勾勒出该研究领域的全貌。

1994年杨耕在《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发表的《社会科学方法的发生、范式及其历史性转换》一文，以“科学抽象和科学解释”两大系统的区别为前提，从总体上把握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分野，通过对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的六种范式的分析与批判，提出了以实践活动为基础和思维坐标，来剖析社会结构，理解人与社会的关系，从而构造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方法新范式。

1998年易江在《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发表的《行动说明理论的哲学传统》一文，以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传统来区分行动解释（说明）的主要思想倾向，分别考察了其主导性的解释模型。

2002年王巍在《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发表的《科学说明和历史解释：论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的方法论统一性》一文，对亨普尔的科学解释模型及其在人文科学中的适用性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反思。作者认为，亨普尔的“含涉性定律论旨”模型（覆盖律模型）在历史说明中是必需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都负载价值，而经验科学方法论是统一的，即说明和解释，这些不仅不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分歧，反而是其方法论统一性的核心依据。

2003年朱红文和冯周卓在《求索》（第5期）发表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意义和视角》一文，比较新颖地提出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要重视社会科学史，把学科研究和综合研究结合起来，重视“社会技术”的研究。

2004年吴畏在《自然辩证法研究》（第11期）发表的《社会知识论还是社会认识论？》一文，从词源学和语义学的角度，结合当代西方学者的阐释，廓清了社会知识论和社会认识论的概念，从而为跨学科研究规范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2004年周业勤在《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发表的《从实体到关系：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的困境与超越》一文，围绕社会科学中方法论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之争这一经典论题，主张抛弃本体论层面的二元论预设，解构实体，将研究视角由实体转向关系，从而在社会学方法领域扬弃二元对立。

2007年吴畏在《自然辩证法通讯》（第5期）发表的《批判实在论的社会科学哲学》一文，比较全面和系统地介绍了批判实在论的基本观点和立场，通过介绍批判实在论对社会实在的重新界定，说明了对方法论的新理解，提出“说明批判”这一社会科学的解放主题。

2007年袁继红在《山东社会科学》（第11期）发表的《论批判实在论的社会科学解释观》一文，从批判实在论对社会科学中实证主义和诠释学方法的批评入手，通过分析巴斯卡的社会科学本体论论证，提供了社会科学解释研究的一种新的替代方案。

2008年袁继红在《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发表的《规范如何进入社会科学解释——对当代自然主义基于语境模型的语义分析》一文，围绕“社会科学解释中是否容纳规范或规范的陈述”这一问题，提出一种基于语境模型的语义条件修正，从而实现了自然主义与意向性两种解释范式的融合，为规范性描述进入社会科学解释提供了路径。

2008年徐竹在《哲学研究》（第2期）发表的《从方法论重构到先验旨趣分析——论现象学科学哲学中科学说明研究的范式转换》一文，从对亨普尔“演绎—律则”模型的先验旨趣分析入手，描绘了不同类型的解释（说明）与先验旨趣之间的具体关系，强调了实在论因果机制解释模型“为社会技术提供基础”的先验旨趣。

2009年张庆熊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发表的《维特根斯坦对“说明”和“理解”的重新思考》一文，以“实践的转向”来刻画维特根斯坦对解释（说明）和理解问题的整合，摒弃了二元论观点。

2009年闻凤兰在《自然辩证法研究》（第9期）发表的《论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内在冲突及其消弭》一文指出，社会科学中理解方法论和实证方法论、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之间的冲突，都是由片面的社会哲学所导致的。作者主张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基于具体的社会实践，融合各种社会科学方法来构建新的社会科学方法论。

2012年徐竹在《哲学动态》（第3期）发表的《当代社会科学哲学的因果机制理论述评》一文，系统地梳理了因果机制概念的提出及其科学哲学理论背景，通过对“机制”概念的实在论含义和生成性含义的澄清，为我们研究社会因果机制理论提供了可行性路径。

其四，科学哲学家的社会科学哲学思想研究方面的论文。

2007年万丹在《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5期）发表的《波普尔的社会科学哲学思想》一文，从波普尔对社会科学规定性的界定和波普尔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内容，及其与波普尔知识观、政治观的联系等角度，较为全面地反思了波普尔社会科学哲学的理论体系。

2008年郭金杰在《自然辩证法研究》（第6期）发表的《温奇的诠释性社会科学哲学》一文，分析了温奇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对日常语言哲学理论的运用，勾勒出温奇诠释性社会科学哲学理论的轮廓，促进了国内学界对温奇思想的认识和反思。

2008年吴畏在《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发表的《费耶阿本德的社会科学哲学思想》一文，梳理了费耶阿本德以知识论建构社会科学实践，以合理性建构社会科学的理性特征，以认识论无政府主义和相对主义开辟后现代主义社会科学哲学研究路径，并从这三方面的贡献入手，充分挖掘了费耶阿本德思想体系中的社会科学哲学意涵。

2009年郭金杰在《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发表的《查尔斯·泰勒的诠释性社会科学哲学》一文，考察了查尔斯·泰勒对自然主义社会科学哲学的批评，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诠释性理解的强调，为学界反思自然主义的局限性，借鉴人文主义思想，改造社会科学哲学提供了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