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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第4页）

2009年闻凤兰在《学习与探索》（第6期）发表的《论波普尔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体系》，从波普尔科学哲学思想的整个理论背景出发，较为系统地考察了波普尔社会科学方法论体系的理论前提、理论基础和主要内容。

其五，有关社会科学哲学方面的硕、博士论文。

1991年陶远华的博士论文《关于社会科学的认识论研究》，从认识论角度反思社会科学。通过剖析三种关于社会科学的典型观点，作者澄清了社会科学的定义、研究内容和目标，进而从作为探索性认识活动的社会科学、作为方法的社会科学、作为知识形态的社会科学三个方面，对社会科学进行了认识论研究。[53]从而阐明了作者对社会科学性质的基本看法。在论证过程中，作者结合了科学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性质的观点，对社会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等理论难题进行了较为深入地考察。从而为学界反思社会科学的独立性和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路径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进路。

2007年闻凤兰的博士论文《波普尔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是国内研究波普尔社会科学方法论最为系统和深入的文献。作者不囿于社会科学哲学，而是在波普尔整个思想框架的语境下，具体考察波普尔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内容，批判地分析了波普尔的社会科学解释模型。本文主体部分论证了：（1）波普尔在批判方法论自然主义、历史决定论、传统的方法论个体主义、诠释性理解等理论的基础上，以方法论约定主义、科学方法的统一和方法论个体主义为依据，结合了“证伪主义”、“猜想与反驳”等科学哲学方法论和“第三世界”本体论，建构出了自己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体系；（2）波普尔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以境况分析法为核心，其基本内容还包括客观理解法和渐进技术法，这一方法论体系的提出借鉴了经济学理论；（3）波普尔社会科学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理论的具体化和境况化。

2009年柳海涛的博士论文《社会的语言结构——塞尔社会哲学研究》，系统地考察了塞尔的社会哲学思想。由于作者认为：“塞尔对社会实在的说明区别于社会科学的经验实证主义，而是一种语言和逻辑的分析，所以，他的社会哲学思想应仍属于语言哲学的范畴。”[54]因此，本文主要是从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和集体意向性理论出发，去分析他的社会哲学的。论文主体部分以塞尔的社会本体论思想入手，阐明了社会实在所蕴含的意向性和语言符号要素；作者进而论证了集体意向性是社会客观性的保障，而语言符号是社会实在的根本构成部分，二者都是社会制度事实的内在构成部分。由此，通过分析制度事实中规则的运作，作者将社会实在的建构和规则的建构视为统一过程，并将塞尔的理论引入社会秩序和社会转型的实践考察中去。本文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从社会本体论和语言哲学出发，反思社会结构和秩序的新视角。

2009年夏代云的博士论文《社会科学中的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从可还原性的视角分析》，从可还原性视角，重新建构了社会科学理论模型，从而为整合并超越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之争，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进路。在全文的论证过程中，作者首先系统而全面地梳理了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之争的历史脉络和理论要点，指出可还原性渗透在这一争论的两大焦点——本体论承诺和方法论解释原则之中。在此基础上，文章分别从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本体论承诺及其争论，以及二者的方法论主张及其争论入手，通过考察争论中各种强弱形式观点的困境，提出并论证了一种部分可还原整体论（简作PRH），并提出新的理论模型[55]。可见，本文作者采取一种自然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立场，以模型化方法重新建构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理论。

2011年黄妍的博士论文《论集体意向的本性》一文，较为全面地考察了社会科学中行动说明的集体意向理论。作者首先从塞尔和戴维森等人对意向性、意向以及意向与行动的关系等问题的讨论入手，澄清了意向性概念，引出了集体意向性问题。继而通过对集体意向性三个基本问题“内在争论、合作与博弈争论以及多元主体争论”[58]的详细考察，总结出了集体意向的三个基本特征：“集体意向不可还原为个体意向”、“集体意向是具有意向性的心理状态”、“集体意向具有集体性而集体性不是一种内在属性”[59]，从而得出了自己关于集体意向的定义。本文从概念分析和实践考察两个层次，澄清了集体意向的性质与内容，为学界研究集体意向和社会科学解释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

2014年张军的博士论文《批判与超越——罗伊·巴斯卡批判实在论研究》，按照巴斯卡本人对批判实在论发展过程的划分，从四个方面把握批判实在论的精髓：超验的实在论、批判的自然主义、解释性批判理论以及辩证的批判实在论。通过系统地梳理和考察，作者指出：“巴斯卡批判实在论是一种以重新诠释‘实在论’为基础，以超越二元论及二分法为目的，以批判传统辩证法为载体的辩证法。”[60]从而为重新理解和丰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提供了新的视角。此外，无论是整体的理论反思，还是“批判的自然主义对社会科学的新探索”一章中对社会科学二元对立的批判和超越，都为我们反思社会科学的前提预设指明了方向。

2009年杨丹青的硕士论文《略论社会科学哲学视野中社会科学的发展趋势》，通过对社会科学哲学和社会科学基本含义的内容进行研究，引出社会科学的发展趋势，研究了社会科学向社会技术的转化。作者以社会科学哲学，社会科学的前期研究为基础，解构和阐释了社会科学哲学和社会科学，并根据当前的社会发展，具体地分析了社会科学哲学，考察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科学哲学问题分析的价值取向和现实意义。此外，作者还对社会技术的概念、内容、功能和意义加以陈述，在此基础上推论出：社会科学与社会技术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四、相关的国内会议概况

我们梳理了以社会科学哲学为主题或与之相关的国内会议，大致情况如下。

1996年7月底至8月初，在广东番禺举行了以“社会科学哲学”为主题的“中英暑期哲学学院”，可以说是通过英语高级讲习班的形式，把西方社会科学哲学的思想引向中国，是在中国推进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个有力尝试。[61]

1997年11月底，在武汉召开了以“社会科学哲学基础”为主题的“全国第八届科学哲学学术会议”。会上，武汉大学江天骥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胡新和教授等与会学者就社会科学的目标、合理性和解释框架做了探讨。特别是殷正坤教授提到，社会科学的目标更着重于解决实际问题，更具有时效性和地域性，受主体价值观影响更大，因而社会科学实际上存在着更多的不可通约性。

2003年8月，在浙江温州召开的“第十一届全国科学哲学学术会议”上，“社会科学哲学”被列为本次年会的主议题之一，其中来自波士顿大学的曹天予教授作了题为“社会科学哲学与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的报告，认为这一问题首先是一个意识问题，并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角度，分析了社会科学哲学概念与中国现代化道路实践之间的相关性，引起了与会者的共鸣。

2009年8月，在武汉举行的“第十四届全国科学哲学学术会议”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邱仁宗作了“社会科学哲学的若干问题”的大会报告。他认为社会科学中不存在“社会历史规律”，应当关注普世价值与本土化问题，强调对本土文化资源的发掘利用，并对相关的生物学主义给予了反驳。

2011年8月，在大连理工大学召开的“第十五届全国科学哲学学术会议”，将社会科学哲学问题作为与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科技伦理学及科学文化哲学问题并列的核心议题，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顾问范岱年教授作了题为“结合中国实际，开展多元化的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的大会发言，他指出，社会科学哲学主要侧重于研究与社会有关的逻辑、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是与生物科学哲学、脑科学和认知科学哲学并列的21世纪科学哲学的生长点。特别是，在本次会议中，清华大学的刘兵教授从人类学和科技史出发，探讨了人文学科研究的客观性等问题；清华大学的吴彤教授和东北财经大学的朱成全教授具体讨论了政治哲学和经济学的技术和伦理问题。

2015年8月，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举行的“第十七届全国科学哲学学术会议”上，河海大学的张小龙博士作了题为“社会科学哲学的现象学路径及其对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启示”的报告，阐述了现象学介入社会科学的历程及社会科学本土化的问题。

除了上述历届“全国科学哲学学术会议”对社会科学哲学相关核心论题的探讨之外，还有多次与社会科学具体学科和问题、社会科学方法论等相关的学术活动。

2005年7月，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在太原举办了全国“当代科学哲学发展趋势”研讨会。其中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任定成教授作了题为“科学方法论的六个方向”的报告。报告不仅阐述了公众和社会生活中的科学方法，人工智能，科学与人文的方法论规则与比较，社会科学中的科学方法论，科学研究过程中的隐喻、修辞、文学表达等六个方面的科学方法论研究方向，更是指出个案分析、程序化证明、科学与人文规则及比较等问题是科学哲学切近科学和社会的重要思路和研究方向。

2006年6月，《浙江社会科学》杂志社召集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参与“社会科学方法论研讨会”。会上，浙江大学的盛晓明教授和叶航教授就社会科学本身是否具有一套严格的研究方法展开了讨论；赖金良教授着重强调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的一致性，以及社会科学的价值中立性，并同与会学者进行了深入探讨。

2007年8月，“第十三届国际逻辑学、方法论和科学哲学大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特设经济学哲学和社会科学哲学两个分论坛，与会的中外学者就社会科学方法论中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自然主义传统和解释学传统、自然主义进路与行动的规范性向度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来自瑞士巴塞尔大学的施密德（Hans-BernhardSchmid）教授作了题为“意向自主性与方法论个人主义”的报告，试图对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两种立场作出整合；德国维藤大学教授曼特扎维诺思（antzavinos）的报告探索了自然主义和诠释学两种传统在更深层面上的融合；著名哲学家塞尔作了题为“社会本体论”的报告，从本体论的高度探讨了社会科学哲学的规范性问题。

2008年9月，在山西太原举行的“山西大学2008年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科学技术哲学）”上，厦门大学的郭金杰作了题为“查尔斯·泰勒的诠释性理解理论——诠释性社会科学哲学的一种尝试”的报告，从泰勒的思想入手，批评了试图按照因果解释将社会科学还原为自然科学的自然主义，倡导一种诠释性的社会科学知识理论。这种诠释性理解理论从语言哲学中获得依据。西安交通大学的蔡东伟作了“试析作为社会认识论范畴的信息度概念”的报告，深入探讨了社会科学的可知与不可知问题，他认为，把对社会认识的程度作为一个变化着的、逐级上升的序列，能更好地统一可知论与不可知论，二者间对立的调和可以通过思维与存在“同一”的程度序列表现出来。

2010年1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三届全国科技哲学暨交叉学科研究生论坛”中，清华大学的徐竹博士作了“论可操作性因果概念及其社会科学哲学意义”的报告，将休谟问题和社会科学中的因果性问题进行了联系和比较，对社会科学的因果性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

2013年5月，在广东梅州召开了“科学哲学：现状与问题”全国研讨会。会上，来自武汉大学的程炼教授作了题为“社会科学哲学——现状与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程炼采用经典的分析哲学表达方式，从社会科学作为学科的独特性入手，对社会科学中的典型问题，诸如社会科学何以成为科学，是否存在社会规律，自然科学方法论是否适用于社会科学，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在方法论上的优劣性等问题作了比较充分的论述。

可以说，上述会议体现了社会科学哲学及其相关论题在国内学界的发展历程，勾勒出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域。

此外，除了上述著作之外，还有一本以“社会科学哲学”为名的专业学术期刊：PhilosophyoftheSoces。该刊创建于1971年3月，季刊，后改为双月刊，由SAGEJournals主办，现由纽约大学哲学系、主攻社会科学哲学的IanJarvie主编，从创刊的时间上讲，也表明国外学界对社会科学哲学的高度关注由来已久。“学术性文章”、“评论性文章”、“书评”、“讨论”四方面的内容是该刊的重要组成部分，每期刊登7～8篇文章，包括专题论文、文献调查、翻译等。创刊40余年来，该刊立足于国际视角，以交叉学科论坛的形式，致力于社会科学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主要涉及哲学的一般方法论的应用、理性的本质、理论与概念的历史等，为人类学、经济学、历史学、语言学、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提供争鸣的机会。可以说，该刊为社会科学的哲学工作者与社会科学工作者，进行理论成果的交流搭建了一个有效的对话平台。

此外，笔者自2000年开始进入社会科学哲学的研究领域，累计发表了相关论文60余篇；培养了该方向博士生9名，硕士生18名；主持完成了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高等学校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等课题研究，均是在社会科学哲学方向上进行的。这些学术成果和活动，应该说，推动了国内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的进展。

那么，我们关于“社会科学哲学”的研究如何来进行定位呢？这恐怕是比较困难但又必须预先厘清的问题。一言以蔽之，就是要通过社会科学哲学的研究，构筑当代社会科学的哲学基础，或者说，把社会科学哲学视为一种对话平台，通过这一平台我们既能够理性地面对当代大科学时代的诸种特征和困难，又能够有效地把握科学与哲学的互动关系，从而为社会科学提供思维基础和哲学框架。

在当代西方语境下出现的“社会科学哲学”，对其研究的主题、对象和目标的界定，历来是备受争议的核心问题之一。它是“社会科学”的哲学（philosophyofsoce），即对社会科学之理论和实践进行的哲学反思；或者是“社会的”科学哲学（socialphilosophyofsce），即科学哲学研究中社会域面的凸显；还是两者兼而有之？应当说，在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哲学的研究领域中，比较规范的用法是前者，即社会科学哲学。但是，它的研究内容却并不局限于此，因为这个领域“把交叉的争论和论题比较宽泛的结合在一起”，[62]所以，它实际上包含了如下三种基本的理论定位：[63]

其一，社会科学哲学隶属于广义科学哲学，是后者的亚领域。这一观点形成于实证主义统治时期，尤其是随着自然科学在人类社会生活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之后，社会科学的学科制度化受到了自然科学的强烈影响，并以自然科学为楷模来构造自己的学科体系和研究方法。因此，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具有广泛的从属性。这一主张在逻辑实证主义时期，达到了巅峰，以奥托·纽拉特等人为代表，试图把社会科学统一在自然科学中，并最终还原为“统一的物理主义语言”[64]。作为20世纪前半期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观念，这一以实证主义为标签的观点，从正反不同的方向上，促成了其后各种社会科学哲学研究流派的出现。

其二，社会科学哲学是哲学学科的分支，跟传统科学哲学具有同等的学科地位。伴随反对自然科学的霸主地位和社会科学本身的发展，尤其是库恩“学科范式不可通约”思想的影响，古典实证主义走向崩溃，出现了一系列实证主义的替代理论。这一观点普遍坚持反自然主义的立场，认为社会科学哲学的研究对象具有独特的性质，无论是社会事实，还是具有自由意志的社会个体，都无法获得像处理自然事实时的那种精确知识。虽然自然科学先于社会科学而产生，但“在某种意义上，科学哲学和社会科学哲学同时诞生”[65]。因此，社会科学哲学应当形成自己独立的领地，不应当将关注点更多地放在寻求普遍规律或进行精准预测上，而应放在概率性的概括和规则的制定上。更为重要的是，在该观点的引导下，社会科学哲学的研究已经逐渐摆脱了认识论局限，开始与普遍的科学知识生产、社会实践等更为广泛的论题结合起来。这一方向上延伸出多个思想流派，它们构成了20世纪后半期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的主导路径。

综上可见，不能孤立地理解社会科学哲学，而应将之视为融合了上述三种理论定位的一种新的对话平台。之所以会有这种融合的可能性以及平台的建立，核心原因就在于对“科学知识”认识的转变。如果说在第一种理论定位下，需要求解的是“社会知识的科学地位”问题的话，那么在第二种理论定位下，人们已经认识到，相关于社会系统的一切因素（社会的、经济的、历史的、语言的等），不仅是影响科学知识形成的重要方面，而且它们本身就是科学知识。正是在此基础上，凸显这些因素的各门具体的社会科学，诸如社会学、经济学、史学、语言学等，作为科学知识的分支，共同提出了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具有普遍性、根本性的哲学论题。这三种界定之间，既有历史和逻辑上的关联性，又有论题和范围上的差异性，共同构成了当代社会科学哲学的研究主题。

所以，这三种界定的演变，本质上反映了社会科学哲学研究逐渐走向自为和成熟的动态过程。从作为广义科学哲学的亚领域，到提出独立学科建制的理论诉求，进而以成熟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向具体社会科学学科的渗透，这一发展进程充分表明，当代社会科学哲学正在由作为认知的体系向作为社会化的体制迈进。诸如，当前社会科学的公众角色出现的危机，涉及专家系统和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科学知识在社会当中的地位问题，以及科学的社会建制和专家在生产知识中的关系问题。这就是说，“科学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社会的自主性？如何来理解现代社会中，作为认知体系的科学（即知识体系）和作为制度体系的科学之间的关系？”[67]这些都是当代社会科学，从而也是社会科学哲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所以，理解当代社会科学哲学，既要将之视为源于科学哲学而发展起来的知识领域，又需将之置于更广阔的社会视角当中。

其一，社会科学哲学的发展，有助于厘清科学哲学的发展脉络、把握主流思想的逻辑路径。不可否认，以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为标志的后经验主义哲学取得了非凡的成功和巨大的影响。通过范式的引入和科学共同体中对范式的运用，消除了自然科学仅仅从基本的前提问题进行内在发展的观念，但由此也就为建立在信仰的差异性基础上的多种相对主义敞开了大门，其结果就是不同历史进程中的科学共同体会有不同的基本前提，从而各种思想流派依据自身前提来构造理论，导致科学哲学的发展呈现出比较混乱的局面，阻碍了科学哲学的进步。但是，一旦引入社会科学哲学观念并从它的视角来规范和整合这些思潮时，就会清晰地发现，早期的科学哲学受制于实证主义科学观，而后来的发展则具有明显的反实证主义意识。据此，就可以把科学哲学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科学理性为基点的英美科学哲学传统；另一类是以人文理性为核心的欧洲大陆科学哲学传统。社会科学哲学的兴起，实际是后一类传统逐渐介入前一类的一种表现。由此，一旦科学哲学接受了科学哲学研究的历史—文化转向，从社会的视角来理解和阐述科学家的活动时，就意味着两大传统正在趋向于殊途同归的发展路向，这充分说明了科学哲学本身思维的连贯性和逻辑的一致性。

其二，社会科学哲学的发展，有助于规范科学哲学学科的发展，避免学科的边缘化。纵观当代科学哲学，它的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一方面，从科学哲学的学科层面上看，在主流路径、学派脉络、基本旨趣上，它不再像20世纪那样明朗、集中，而呈现为多元、不稳定的状态。各种命题层出不穷，观点纷繁杂多。特别是受社会思潮、政治格局、现实导向的影响，科学哲学的演变逻辑、基本理念、主流态势，正在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另一方面，从科学哲学的论域层面上看，科学技术应用于社会实践和人类发展中所造成的各种问题和矛盾日益加剧和激化，使得有关反思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如雨后春笋般凸显出来。科技伦理学、科技政治学、科学社会学、STS研究等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的出现，使得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几乎渗入所有科学的研究领域中，呈现出一片“百花齐放”的学术繁荣景象。但是这种表面优良的学术生态环境，却难以掩盖令人担忧的科学哲学的学科建设和内在规范本身的发展状况。如何面对当前科学哲学研究的多元化局面；如何立足于学科发展的内在需求，创建和形成科学哲学研究的新路向，都是有待进一步深入和加强的问题。

其三，社会科学哲学的发展，有助于加强社会科学本身的自我理解和扩张，在专家知识领域和大众知识领域架构起融通的桥梁，恢复其之于知识批判和社会重建的要务。科学的公众合法化问题，这是20世纪以来知识领域凸显出的新的矛盾形式。纯粹的实证主义意义上的科学理性，已经导致科学和社会在诸多层面上的断裂。社会科学哲学研究所体现出的科学的“社会化”和社会的“科学化”特征，有利于打破这种科学理性的垄断，进而重新认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界限和关系。[69]事实上，在当代科学知识生产的社会状况下，科学层面出现的诸多问题，已非科学的认知层面所能完全解决的了，需要作为社会制度的科学系统来进行解答。重新恢复社会科学哲学的思考，意味着回归社会科学对现代性进行阐释和批判的这一经典传统，而不必再重提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断裂或区分的老话题。作为制度化存在的社会科学，为外在于科学的公众对科学进行批判，构建了可能的理想平台，从而通过科学化的公众来进行科学的自我批判，增强科学超越自身的反思能力，形成科学在新的语境下的整合。正如古本根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Gulbenkianission）报告所言，“知识是通过社会而构成的，这就意味着，通过社会更为有效的知识也将成为可能。承认知识的社会基础，这跟客观性观念完全不矛盾。相反，通过认真反思过去的研究实践所受到的种种批判，并建立更为实在的多元、普遍的结构，完全能够增强社会科学重建的可能性”[70]。

基于以上论述，本书的写作思路与基本框架为：

本书主要围绕三部分的内容展开。一是“社会科学哲学的元理论”，主要关注社会科学哲学的研究论域、理论模式、认识转向等基本问题。二是“当代社会科学哲学的发展趋势”，此论题在考察实证主义到后实证主义的发展过程的基础上，阐述了具有代表性的哲学流派及人物思想。三是“社会科学哲学与科学实践”，此论题从复杂性、模型化、精确化等维度，探讨了社会科学实践过程中所遇到的技术性难题，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在导论部分，我们对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的国内外状况、最新动态以及学术背景做了概要性说明，对社会科学哲学这一概念本身做了基本阐明，并以设问的形式回答了社会科学哲学如何定位的问题，重点考察了共同构成当代社会科学哲学研究主题的三种基本理论定位，同时指出这三种界定的演变，实质上就是社会科学哲学研究逐渐走向自为和成熟的动态过程。

第一章从社会科学本身的发展、制度化以及与哲学的互动发展出发，概述了社会科学哲学发展的大致历史过程，介绍了目前关于社会科学哲学的四种基本看法，即统一社会科学论、社会科学的哲学方法论、批判社会科学论、社会科学增长论，进而提出社会科学哲学目前形成的社会科学的本体论、社会科学的认识论、社会科学的方法论、社会科学的价值论、社会科学的伦理学和社会科学的政治学六个方面的研究论域。最后，本章阐述了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形成的四个基本流派，即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解释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批判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和后经验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