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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君铸作百炼刀（第3页）

为官却令人钦佩，充满智慧与理性。

徐州地形“为南北之襟要，而京东诸郡安危所寄”。

徐州民风强悍，“其民皆长大，胆力绝人，喜为剽掠，小不适意，则有飞扬跋扈之心，非止为盗而已。”

地形险要，民风强悍，水旱连年，治安堪忧。苏轼为此“中夜以思，即为寒心”。

他将何去何从？

苏轼十分睿智。

他既不堵，也不简单镇压，而是疏导。

他追求的是标本兼治。

苏轼研究了当时朝廷的考试制度，想出了一个偏方。

他发现朝廷科举考试多以“文词进耳”。

然而，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自古豪杰之场”，这些地域的百姓，因为传统的缘故，与吴、楚、闽、蜀之士相比，仕途得中的比较少。

苏轼认为，百姓正是因为成长空间狭窄，“困于无门，则无所不至”。

苏轼的方子是一种舒缓的、渐进的办法，一如他对变法的改良态度。

他建议朝廷“特为五路之士，别开仕进之门”，为徐州人争取向上的阶梯，使徐州士子为朝廷所用。

一方面是给予出路，一方面则加紧防务。

苏轼同时针对“徐州为南北之襟要，而京东诸郡安危所寄”的情势，认为统一事权有利于指挥，遂主动提出“兼领沂州兵甲巡检公事，必有以自效”。

多一件事，就多一份责任。

尽管自身难保，仍勇于任事，这就是苏轼。

徐州盗贼猖獗，苏轼并不恐惧，而是理解和担忧。

那时徐州有两个常见的现象：“饥寒顿仆于沟坑，盗贼充盈于犴狱。”

苏轼认为，此二事相辅相成。

“相率为盗”是因为饥寒交迫，而饥寒是由于连年灾荒和官府横征暴敛所致。

苏轼于是积极改革监狱陋规。

徐州惯例低级军士因公出差不发旅费，士卒为筹盘缠只能借高利贷，以致有的士卒不堪债务成为逃兵，甚至沦为盗匪。

苏轼从官费中省下几百串钱专作公差补助金，同时严厉惩治放贷取息的官吏，以儆效尤。

徐州监狱里人满为患，犯人处境恶劣。

苏轼又大力改善监狱卫生条件，曾上书《乞医疗病囚状》，义正辞严分说“人命至重”，建议医治病囚。

在苏轼眼中，一切人是人，犯人也是人。

人道主义是苏轼的一根精神主线，对普罗大众的悲悯使他即使在自己不幸时仍然能同情他人的不幸。

如他在《徐州祭枯骨文》中所言：“嗟尔亡者，昔惟何人。兵耶、氓耶？谁其子孙。虽不可知，孰非吾民。暴骨累累，见之酸辛。为卜广宅，陶穴宽温。相从归安，各反其真。”

熙宁十年（1077），洪水之后的徐州遇到最“冷”的寒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