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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昨夜星辰与生欢喜（第1页）

第三章　昨夜星辰，与生欢喜

一　合二姓之好，宦海多浮沉

赵挺之有这么个胳膊肘往外拐，坚决不肯“愚忠愚孝”的儿子，也没办法。只道娶妻生子就成熟了，谁料这儿媳一样地叫人不省心。

门当户对的一次联姻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李清照嫁给了赵明诚。这一年，她十八岁。他二十一岁。

关于他们的婚配，后世有一个传说。说赵明诚将要说亲的前夕，做了一个梦，梦里见到一本书，书上写着几行字道：“言与司合，安上已脱，芝芙草拔。”他爸知道了，就给他解梦：

“这是拆字谜，合在一起就是‘词女之夫’的意思，儿子，看来你注定要找一个大才女为妻呀！”后来，果然，就娶到了李清照。

梦兆之说荒诞，不过，赵明诚慕李清照才华而求娶是有可能的。而在李家这边，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到了年纪，李爸爸再疼爱女儿，也得把女儿嫁出去。嫁谁呢，老夫妻二人扳起手指，在一堆适龄男青年里仔细寻摸——

家世不能差得太多，嫁得不能太远，不然生活习惯不一样，麻烦。男孩子除了人品相貌，还得有职业前途，不然女儿跟过去喝风么？等等。

赵明诚也确实是个不错的人选。首先，赵家祖籍山东密州诸城，这算是老乡了。其次，两家都是寒门，通过科考实现了阶层上升。这家庭背景也就一致了。再次，二位家长都是在京城做官。论嫁之时，李格非任礼部员外郎，赵挺之任吏部侍郎。李格非当太学博士的时候，赵挺之是国子司业，是李的上级。现在呢，李爸爸的官阶是正七品，赵爸爸是从三品。很显然，赵家的官势大一些。正所谓“抬头嫁女，低头娶妇”，嫁女儿一般选择比自家高些的门第，一来保证女儿婚后的生活水准，不至于比在家时差。二来呢，娘家地位低些，理论上更能约束女孩儿的“娇、骄”二气，让她更能孝顺公婆。

赵家总共三个儿子，两个哥哥都已有了进士出身，读书上进的家风是有的。老三赵明诚，此时是太学生，前途妥妥地放在那里。人呢，有目共睹的老实青年，爱好文学与考古，无不良癖好，年纪上也只大女儿三岁——行，就他了！

李格非被划入“元祐党人”，赵挺之是“新党”干将，这两人怎么会结成亲家呢？

很简单，朝堂之上，势无常势，文官体系内不管怎么斗，却有一个基本共识：在上对皇权、下对庶民的时候，大家还是自己人。人情往来，缔结两姓之好，还是要正常进行的，并不是很考虑“政治立场”这种缥缈易变的东西。

但婚姻幸福与否，是个复杂的事情。像王安石的大女儿，嫁到了新法的反对者吴充家里。吴家儿子凉薄，让大女儿受尽委屈。小女儿则嫁了新法的拥护者蔡卞，后世皆道他是“小人”，此“小人”偏偏爱妻如宝，言听计从。

赵明诚的姨父陈师道，和赵挺之都娶了提刑郭概的女儿。陈师道痛恨王安石的学说，不肯参加科举，穷到把妻子儿女送去给岳父养着。亏得后来苏轼在朝中得势，拉了他一把，才当上了官。他对苏轼有多敬爱，对苏轼的死对头赵挺之，就有多痛恨。

某一日，寒潮来袭，气温骤降，陈师道出门未带棉衣，他妻子就近到赵挺之家借了一件。陈师道听说是赵家的衣服，坚决不穿，生生冻出病来，竟然就此去世了。陈师道这样的性情中人，真的不适合当官。女孩儿嫁了他，也是受罪。

可见女婿不好挑，不仅要看家世，看前程，看才华，看人品，还要看性情，老丈人务必要把好第一关。

而李格非，作为一个端方君子，一个宠爱女儿的父亲，一个在政治上特别警醒的人，他会选择赵明诚，那么，他对赵明诚本人，以及赵家的门风、政治前途，都应该是仔细考量过的。

是非功过，赵爸爸的复杂人生

亲家赵挺之，出身寒门，神宗熙宁三年的进士。这一年的进士，多尊崇王安石新学，赵挺之也不例外。

宋神宗元丰八年，赵挺之在德州任通判，为推行新法，和同事黄庭坚发生矛盾，从此反目。

神宗过世之后，八岁的小皇帝宋哲宗登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高氏以母亲的身份，将宋神宗的新政一律推翻。曾因反对新法而遭驱逐的苏轼，回到中央，倍受重用。而黄庭坚也由于苏轼的援引，进入了秘书省。

赵挺之呢，也回来了，在参与职官考核选拔时，一头撞上了翰林学士苏轼。苏轼当场怒斥赵挺之：“聚敛小人，学行无取，岂堪此选！”但苏轼不能一个人说了算，赵挺之还是通过考试，与黄庭坚成了同事。

黄庭坚呢，文采上面，那是高过赵挺之太多了。便恃才傲物，常戏弄赵挺之。比如赵挺之是山东人，讲话带土音；家境又贫寒，打小没吃过好东西，只爱吃几块山东大饼。每次小厨房来问，各位官人明天想吃点啥？赵挺之就答：“来日吃蒸饼。”一日同事聚餐，行个饭令（有酒令自然也就有饭令了），黄庭坚便说，各人举五个字，从首至尾四字合成后面的一字——实际上就是个拆字游戏。

赵挺之想了半天，道：“禾女委鬼魏。”黄庭坚早等在这里了，应声便道：“来力敕正整。”——正是“来日吃蒸饼”的土音。举座哄笑。如此不一而足，赵挺之受了他几回气，说不怀恨在心，也没人信啊！

整个元祐时代，中央政策上也分阶段性，考虑到各种现实问题，并非所有曾经的“新党”成员或同情新法的人，都会被排斥在朝堂之外。这里有一个中和、调停的过程。赵挺之就是在这种权力夹缝里，左右拼杀，很快得到尚书左丞刘挚的举荐，迁监察御史，当上“台谏”了。

台谏者，为皇帝“耳目之司”[110]，责任就是纠察百官，自宰相之下，都受到御史台的严格监视（挑刺找茬），是一个理论上完全服务于皇权，百官中独立性最高，拥有最大话语权的机构（只管找茬，错了也没关系）。这个机构，在宋代政治影响力巨大，故有“宋之立国，元气在台谏”[111]的说法。

当了谏官后，赵挺之的矛头对准了苏轼、黄庭坚一伙儿，隔三岔五，就参他们一本。老实说，这也不能完全算私怨（虽然苏轼坚定地认为是“私怨”）。因为当时苏轼与他的门下士们，即所谓的“蜀党”，就是众矢之的。以程颐为首的“洛党”，以刘挚为首的“朔党”，以及各种说不清背景的人士，都在围攻苏轼。

而赵挺之作为新法的拥护者，传说中程颐的学生，“朔党”可能的成员——就算没私怨，他与苏轼等人的政治观点与立场仍然是对立的，该参他们多少本，一本也不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