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如果没有私怨,矛盾大约也不至于激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元祐四年,前宰相蔡确的“车盖亭诗案”发作,朝廷风向一变,带起了处置“熙丰”旧臣及“新党”同情者的**。赵挺之就此贬为徐州通判。元祐五年,改知楚州。
云卷云舒,到了元祐六年,赵挺之迁国子监司业,又回到中央来了!过了两年,又出为京东路转运副使——这是个好岗位,责任大,有实权。苏门学士晁补之曾作诗为其送行,诗中有“清时忧国事,白首问民风”之句,表达了对赵的赞许之情。
晁补之这个人,虽算是苏轼一党,但和个性激烈的黄庭坚、陈师道等人不同,他性格平和,故能抛弃门户之见,与赵挺之保持着良好的私交。学术上,晁补之属于不偏科的类型,既才气飘逸,又深通经术,为人呢,是通达世务,谦逊宽和。少女李清照的才华,最初就是他一个劲儿到处赞扬的——能揄扬后辈而不计较性别,这也是极难得的。
起起落落,进进出出,不知不觉,赵挺之已积累了许多的政治资本。
等到高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年轻的天子受够了祖母的管束,又极崇拜父亲宋神宗,现在当家做主,便立刻恢复新法。史称“绍圣绍述”。
绍圣元年,新法领袖章惇回朝,赵挺之受其荐举,复为国子监司业。从此,放开手脚,大干快干,历经哲宗、徽宗二朝,仕途一路向上,直到登上相位。
赵挺之一生中,先被划入“王安石党”,后又被列入“刘挚党”,也就是“朔党”。绍圣之后,又陆续被视为章惇党、曾布党……所以后来修《宋史》的人,就将他鉴定为精于攀附、排挤君子的“小人”。
修史者坚持君子、小人之分,视“新党”皆小人,故新党发动攻击,便是排挤君子。殊不知旧党攻击起政敌来,也是凶猛。比如苏轼大胡子那支笔,便得战国纵横术之真传,雄辩滔滔,杀人不用刀。但因为是“君子”,所以他做起来,便成了“除恶务尽”。
再说精于攀附,细察赵挺之这一路的足迹,会发现,不管他出没于谁的门下,政治原则是一直没有变过的,那就是奉行王安石的变法路线。
即使《宋史》编写者对其百般厌恶,也还是记载了他临危不乱平息军队哗变,出使辽国捍卫国家尊严的事迹。
《宋史》列传又云:“魏境河屡决,议者欲徙宗城县。转运使檄挺之往视,挺之云:‘县距高原千岁矣,水未尝犯。今所迁不如旧,必为民害。’使者卒徙之,财二年,河果坏新城,漂居民略尽。”可见是一个富有洞察力且能够为民着想的官员。本人能力放在那里,并不是谄附幸进之徒。
到了徽宗时候,也是北宋气数已尽之时。宋徽宗为政轻佻多变,着意加强君权,又好大喜功,刚愎自用,穷搜天下以自奉,旁有蔡京等人逢迎弄权,王朝迎来伪币驱逐良币的时代。长年党争,让一代精英消耗殆尽。文豪、名臣、才子、能吏,纷纷死于贬谪路上。
赵挺之先是与曾布等共同倡言“绍述”,恢复熙宁旧政。曾布被蔡京排挤出局之后,赵挺之又依附蔡京,打击元祐党人。最后登上相位,对蔡京发动进攻,指斥其假借新法以实现个人野心,劝皇帝废除蔡京的系列“恶政”。然而,蔡京受到徽宗皇帝的重用,是因为他擅长理财,他设计的“变法”措施,很替国库挣钱。又能体贴上意、承担舆情(替皇上背锅),比起僵化且自以为是的文官系统,比起吵嚷着要与天子“共治天下”的士大夫们,那可是好用多了。所以很快皇帝又起用了蔡京,赵挺之也一病身亡了。
蔡京立刻打击报复,指使党羽,罗织罪名,将赵氏族人下狱,不料查无实据,家中也没抄出什么不义之财,便给赵挺之安上了个“包庇元祐奸党”的罪名。
赵挺之一生,并未做过祸国殃民的事情,他的官声,是干净的。南宋楼钥在《跋赵清宪公遗事》中说:“党论虽兴,犹有如公者,屹立于诸公中,谗谤竞起而主意不移,维持国是,尚有赖焉。”把他看成是忠诚于国家,不计毁誉,而坚持着内心正道的人。
朱熹则感叹说,我无意中得到赵公的手稿,上面记载着和蔡京交往争斗的始末。读过之后,不禁再三感慨赵公之何其不幸,而国家又何其之大不幸!
“夫以赵公之自言,下不欲结怨于百官,则必不肯肆行烦苛争夺之横政。中不欲得罪于士大夫,则必不肯唱为禁锢忠贤之邪说。外不欲失信于北朝,则必不肯妄起开拓燕蓟之狂谋。而考其平生质厚清约有过人者,则又知其必不肯为蔡京之**侈导谀,以蛊上心而纳之于有过之地也。”[112]
朱熹对变法持否定态度,但仅凭赵挺之手稿上的自白,便把他从党争里摘得干干净净,又未免理想化了。
其实赵挺之的身上,具有从王安石一路下来改革者的特质:理性,务实,为了认定的目标,无论如何都会走下去。然而世事如棋,人心难测,当理想与现实背离,各种左右为难,身不由己,甚或不择手段。
作为成熟的政治生物,赵挺之的一生信仰坚定,而姿态多变,心思机敏,富有才干,又擅长弄权,必要时极其冷酷。从青年时怀理想而来,本可一展身手,却深陷党争泥沼。这不仅是他一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
好一对不省事的子女
李清照是爸爸的优秀女儿,天才少女,意气风发,茁壮成长。
赵明诚则是个逆反青年,不哼不哈,肚子里自有主张。虽然宰相之子,仕途上是不愁的,但他并不热衷于官场,他的主要兴趣放在哪儿呢?图书、书画、文学、金石,尤以金石为痴迷。
何谓金石?金,钟鼎彝器。石,碑碣石刻。收藏这些青铜器皿和石头玩意做什么呢?研究,著录并考证上面的文字资料,以佐证经典,补充史籍,基本上就是古代人的考古学、文献学。
赵明诚年幼时随父游宦,九岁时便开始接触金石收藏,发展为终生爱好。并成为中国金石学史上的标杆人物。
此外,他还热爱文学。他爸,在外头天天跟苏轼、黄庭坚斗得不亦乐乎,他呢,对苏、黄崇拜得不得了,但凡见到苏、黄的诗文,残章断句,也要快乐地捧回家。
他姨父陈师道,跟他爸关系恶劣。他呢,三天两头往姨父家跑,结忘年之交。就为这些事,在家里被老爸训了不止一回两回了。他爸烦得都不想理他。
老爸在外面,被人家当众戏弄,当众斥骂了。现在双方掐得火热,每天都在上折子互相辱骂。你不帮老子忙就罢了,反而去跟那些人热情地交好。赵挺之有这么个胳膊肘外拐、坚决不肯“愚忠愚孝”的儿子,也没办法。只道娶妻生子就成熟了,谁料这儿媳一样地叫人不省心。
崇宁元年(1102年),“元祐党人碑”立119人之名,御笔亲书刻石,立于端礼门(两年后,党人扩充到309人)。李格非因为当年没肯参与编写《元祐诸臣章疏》的旧账,名列其中,被贬到了广西象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