甜筒的甜腻在嘴里化开,顺着食道滑下去,却堵在胸口。
那不是舒服的甜,是一种腻,腻得发慌,腻得像我们无法说出口、却又无处不在的心事。
我就这样机械地吃着,直到蛋卷筒见了底。
杨颖也快吃完了,她把最后一点蛋筒碎屑放进嘴里,咀嚼了两下,咽下去。
然后,她拿起桌上粗糙的纸巾仔细擦干净每一根手指。
擦完了,她把纸巾团成小球,捏在手心,不停揉搓着。
她抬起头,目光没有直接看我,而是落在桌面那片已经不太明显的光斑上,声音很小、但很清晰地说:
“我妈给我报了数学补习班,下周开课。”
我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她在说话。
“啊…是吗?”
“嗯。”她这下终于看向我,眼神里有种试探的、寻求认可的东西,“得买点新本子和笔。”
那一刻,我像是溺水的人终于抓到了一根浮木。几乎是急切的,我接话:“那,吃完就去文具店看看?我知道前面有家。”
我说“吃完”,可我们明明已经吃完了。这个笨拙的、多余的词暴露了我的慌张。
但杨颖没有戳破。
她点了点头,嘴角弯起一个很浅、但真实的弧度:
“好。”
我们几乎同时站起身,椅子再次发出响声。
把包装纸扔在桌上,推开那扇沉重的玻璃门,重新投入外面温热的蝉鸣中时,我们俩,不约而同地,都轻轻地、几乎不可闻地,舒了一口气。
傍晚六点多的光景,太阳西斜,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橘红色的蛋黄,挂在天边,把整条街都染上了一层暖融融的金色。
温度仿佛比刚才碰面时宜人多了,但空气里依然湿闷闷的。
我们并排走在人行道上,方向很明确,不远处的“晨光文具”。我们的影子被夕阳拉得又细又长,交叠在身前的地面上,像两个沉默的引路人。
这短短的几分钟路,走得比想象中漫长。
我们保持着那种比同学近、比情侣远的微妙距离。
我盯着地上我们变幻的影子,余光里是她白色拖鞋里偶尔动一下的脚趾,和她小麦色的小腿。
“你妈妈怎么突然给你报补习班了?”我终于憋出一句。
“成绩不好呗。”她说,眼睛看着前方。
“哦…”
“嗯。”
对话又断了,好不容易升起来的风筝又掉了下去。
我们拐进那条小街。街很窄,两边是各种小店:卖3元一杯珍珠奶茶的、卖小孩玩具的。音箱里放着当时流行的网络歌曲,吵吵嚷嚷的。
文具店就在前面了。
走到门口时,我下意识地快走半步,伸手去推门。
杨颖几乎同时伸出手。
我们的指尖在冰凉的金属门把上方轻轻碰了一下。
这次轮到了她缩回了手。
一瞬间的尴尬,我赶紧用力地推开玻璃门,门上的风铃发出一串慌乱的“叮铃”声。
混杂着纸张、油墨和塑料的味道扑面而来。
店里很挤。
狭长的空间,两边是顶到天花板的货架,中间留出一条仅容一人通过的过道。
顶上吊着一台老式风扇,慢悠悠地转着,发出“吱呀,吱呀”的声响,吹出来的风也是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