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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落之前我从不饮酒（第1页）

日落之前我从不饮酒

任旧日路上风声取笑我，任旧日万念俱灰也经过，在日后淡淡一生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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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实在是个太漂亮的男孩子。

我认识他的时候只有十五岁，念初三年级，临近中考。成绩好的同学被班主任嘘寒问暖，确保升学率；像我这种差生则被安排了政治任务，在即将到来的五四青年节晚会上表演节目。

那年我刚迷上陈慧娴，但她唱的几乎全是粤语歌，我模仿得还不太像，得找个练歌房再练习一下。我生活的小城市有一条娱乐街，遍布大大小小的练歌房，它们是KTV的前身，我推门进去的那一间，名叫卡萨布兰卡。

不久后我看了同名电影，听到那句著名的台词说：“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城市，城市中有那么多的酒馆，而她却偏偏走进了我的。”

人们总会给相遇编排出命中注定的说法，谓之缘分。但我选它，只因为它门前有一大棵树，开着小小的白花，显得很沁凉。直到秋天时，我才晓得它是柿子树，红彤彤的果实像一盏盏的灯笼，我和谢繁星总坐在树下吹着风谈天说地。

很多年后，一个很偶然的场合，别人问起时，我说，吃烧烤喝啤酒，我的摩托飞车男朋友，迎风敞开三颗扣，看一眼就昏了头，只想跟他走。闻者无不拍手大笑，可我真的没开玩笑，我毕生都只被那类江湖气十足的男孩子所吸引，我没爱过别的人，装都装不像。

2

谢繁星的练歌房门面不大，门口挂了一串玻璃风铃，里间烟雾缭绕。但那样昏沉的光线里，仍能一眼看到他，红衬衫，牛仔裤，长腿宽肩膀，趿着一双大拖鞋，将一张红桃老K叼在口里，正得意洋洋地瞧着下家，侧面很有几分张国荣的意思。

后来许多时光里，他总说我是他的红桃皇后，尽管当时我不过是白衬衫红裙子的中学女生。他问清我的来意，把陈慧娴演唱会的碟调出来让我唱，牌局移到楼上。当他和牌搭子们活生生听我将一首《千千阙歌》来来回回唱了十几遍后，终于有人忍无可忍，跳出来说：“姑娘，做人不好这么一根筋吧？”

“要你管？我包了场的。”

谢繁星笑笑走过来，给我换了碟，是张国荣1989年的告别歌坛演唱会，他翻唱过这首歌。谢繁星说：“这个版本配了粤语发音，你学起来方便点。”

然后他和我合唱《千千阙歌》，它是我们那时代的骊歌，在毕业前夕响彻校园上空。我爱慕着那些老派的情份，红颜和浪子心心相印肝胆相照，彼此之间很讲义气。告别时，谢繁星塞给我一张歌词，上面是他标注的粤语发音，奇怪的拼音，但很有用，我试着念出来，喜上眉梢。

我将《千千阙歌》唱得烂熟，仍常去找谢繁星，也许只为了那双星子般的眼睛，也许只为了他总给我端来新鲜的橙汁，也许只为了暗暗享受牌搭子们的起哄：“你们两个是不是在谈恋爱啊？”

说了太多次，我们两个真的谈起了恋爱。他打牌时，我搬只小板凳观战，当他赢得盆满钵满时，我就在耳边唱张国荣的《风继续吹》，让他见好就收：“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

他不想归去，于是就输得好惨，连宵夜都要赊。父母对我早恋痛心疾首，都来反对：“你才多大？你跟个游手好闲的男人有什么前途？”

谢繁星那一年十九岁，和几个兄弟合伙开了卡萨布兰卡，刨去房租水电等成本，每个月节余有限。他总和我说，要考察新项目来做，为此夜夜睡不好觉。我拉着他的手，对总算站到了同一战线的父母说：“你们是失败者，没资格教训我。”

我十一岁时，父母离婚了，分别再组建家庭，把我扔给独居的奶奶抚养。他们很快都有了新的孩子，似乎忘记人间还有个女儿，连家长会都是奶奶出席，这让我很是松了口气，变本加厉地贪玩，能及格也就算了。

理所当然，中考成绩揭晓后，我没考上任何一所高中，连职高的分都不够。我也乐得无拘无束，踌躇满志想和谢繁星捣鼓点新名堂，开个夫妻店。结果我爸拎起我，硬是把我塞进了城郊的一所技校，理由是人总得混个一技之长，不然跟小混混早晚会饿死家中，双双被猫吃了脸。

可惜他得知消息太晚了，技校只剩电工专业没招满，像美容美发和烹饪之类早就挤爆了，不得不加开了三个班。电工就电工吧，我爸早年的战友在本地某区电力局坐办公室，他答应等我毕业再想想办法，所以从十六岁起，我就以拿一张变配电工的上岗证为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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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整个初中都是混的，理科很差，学电工很吃力，加上学校在郊外，得住读，一星期才能和谢繁星见上一次面。但每次见面都有橙汁喝，有笑话听，有暖洋洋的怀抱，我挺高兴。

那几年经济大发展，城市陆续开了好几家娱乐城，对练歌房的冲击很大。谢繁星和朋友们的生意日益萧条，他们将铺面改成书吧，无济于事，又换成小吃店，仍然不景气，只好关张，转租给别人。

有人撤了资，另找他人搭伙；也有人拿了为数不多的钱买了一张火车票南下，发誓要混得人模狗样再回来。我和谢繁星在深夜的烧烤摊为他饯行，喝的是冰冻啤酒，却逼出了男孩子们的热泪，只有谢繁星没哭，他只是把头偏向一边，在渐渐涌起的风里，不为人知地叹一口气。

许久后，在深圳一家海鲜酒楼里，我和谢繁星的朋友不期而遇。年少时，我们都叫他洋子，他叫我嫂子，但重逢时，我并没有和这位被人称为刘老板的商人相认，端着酒换了个座位，避开他那桌的视线。所有曾经和谢繁星有关的人和事，我都不想再看到。

这年我三十二岁了，身边所有人都喊我连姐，没人喊我嫂子，即便总有人传我和老陈有些首尾。空手出来打天下的女人，难免会听到点风言风语，但我和老陈倒也算不得是那回事，反倒和明仔更亲些。

我离开故乡，是在二十四岁的本命年。只有技校文凭，外加一张初级电工证，谋生好艰难，卖过保险，当过按摩技工，仗着从前练歌时学会的广东话，下班后在蛋糕店做兼职。和明仔就是在那时认得的，他是隔壁桂林米粉店的外送小弟，跟我算是患难之交。

明仔总喊我阿姐，我也由得他这么喊，虽然细算起来，他比我还大半岁，但T恤板鞋一穿，照样像个后生仔。要说他也不太像谢繁星的，但总忍不住想起来。

我陆续换了几份工，但跟明仔的交情没变过，他是潮汕人，在深圳有他的兄弟圈子，但凡有人来闹事，他总第一时间带人杀到，处理得也利索。要不是有他帮衬，老陈也不会太痛快就把客家菜馆交给我来做。

当时我刚失业，玩具厂碰上金融危机，倒闭了。我找了大半个月工，在老陈的饭馆当了服务员，同事告诉我，那位常来吃饭的香港人就是老板，要小心伺候。

老陈总在靠窗的位置看报，喝茶，点的菜是最固定的菜脯蛋，像要吃到永生里。他寡言少语，有一回罕见地发了脾气，我去问，原来他嫌今天送的小菜分量太少，这会让熟客心生不快。

饭馆的蔬菜是农户每日提供的，他事必躬亲，会一一确认，对别的食材也都了然在心。但别看我只是跑堂的，可比他有数多了，我学电工出身，修电子秤、电子报时器和手机都不在话下，一早就看出称重用的秤被采购部的主管做了手脚，今天昧二十块，明天昧三十块，长此以往，私房钱了不得。

主管姓张，笼络了几名亲信，大家沆瀣一气，只把老陈糊弄得团团转。但这老陈活得也难，早些年他赌马，买六合彩，不想输到倾家**产，只得在大厦做看门人，攒了点钱，到深圳开小饭馆。

合起伙来坑这么一个人，当面唯唯诺诺，背地里没少笑话他，我觉得有点难看，有天就给他留了个小纸条，他却跑来找我讨主意，我看了他半天，打电话喊来明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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