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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二 孔子的学说及主张（第3页）

总之，同礼制上的“吾从周”一样。孔子的天命思想，基本上是因袭周人的天帝观，把天帝看作是有意志的人格化的最高主宰。

孔子说过“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有人据此判定孔子为无神论者。如章太炎便认为：“至于破坏鬼神之说，则景仰孔子当如岱宗北斗”（章太炎《答铁铮》）。实际上，这种认识是完全错误的，语句上的理解是十分表象的。

孔子的第一职业是执事，执事以主持丧葬祭祀为自己的衣食父母。执事若不信鬼神又何以为之？无神论者能充当丧葬祭祀以及驱傩的司仪主持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孔子赞美大禹，禹的伟大首先是“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论语》中记载祭祀鬼神时要说虔敬的话语：“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虽疏食菜羹，瓜祭，必齐（斋）如也”。甚至要慎重祭之：“非其鬼而祭之，谄也”。由此可知，相信鬼神的存在，对作为一介执事的孔子来讲，那是必须的。

孔子笃信天帝，相信鬼神的存在，这是一介执事的职业素养。但是，他不愿意把自己变成巫婆神汉（孔子一心想成为舜、禹或周公那样的圣人），这就有了“子不语怪、力、乱、神”的记载。有了《论语》一书中“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孔子不愿正面回答，人死后去了那里，人们为什么要祭祀鬼神。

孔子笃信天帝，但对鬼神采取信而不迷、行而不说的做法。墨子因而批评孔子“执无鬼而学祭礼，是犹无客而学客礼，是犹无鱼而为鱼罟也”。这话有一定道理。矛盾的根源在于，现实中的孔子是一个教授弟子们如何做一名执事的教师，同时又是一位梦想登上周公之位或舜禹之位的政治人物。这就是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的原因。

孔子拜见周公相成王图

孔子对“天下无道”的批判

孔子身处春秋末季，这是一个大变革，大动**，大进步的时代。正是得益于这个时代，旧的宗法世袭制度开始崩溃，因而有了“士”阶层的跃升，因而有了孔子及其出身贫贱的弟子们的地位跃升。孔子做过鲁国大司寇，冉求、仲由为季氏宰，原思为孔氏宰，子夏为莒父宰，高柴为费郈宰，子贱为单父宰，子游为武城宰，宰我为临淄大夫，端木赐常相鲁卫，等等。

身处这样的“革新”时代，孔子和其弟子却认为这是一个“礼坏乐崩”“天下无道”的社会。这就像现今社会中许多有钱有权人那样，他们得益于今天的改革开放，从社会下层跃升而出，却在咒骂现今社会道德沦丧，社会不公，用人不妥……

孔子及其弟子们谴责“礼坏乐崩”，有其职业上的原因：谴责他人不守礼乐，不懂礼乐，才能反衬并证明自己是合格有用的缙绅先生。《论语》一书多处记载孔子谴责他人不知礼。如“然则管仲知礼乎？”“曾谓泰山，不若林放乎？”更有多处张扬自己通晓礼乐的话语，如“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孔子主张的礼，是自以为是的“礼”，是对传统周礼加工改造的礼，即有所损益的礼。周礼规定“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只能为等级较高的血缘族群，即贵族阶级所专有。但孔子却主张对老百姓“齐之以礼”。例如，孔门弟子子游让武城的小人演习“弦歌”，将礼乐的实施范围扩大到庶民阶级，这是对传统周礼的原则性修正。

孔子自己将“礼乐”修正损益，却不允许别人加以改动，其动机来自职业性的“趴活”需求。例如，宰我要废除朔日祭祀用一只饩羊的习惯，孔子说，“女爱其羊，吾爱其礼”。宰我要将父母死后的三年之丧缩短，孔子却谴责宰我忘掉父母的三年哺乳之恩。这些不容改变后面的原因，乃是出自对职业利益的维护。所以说，孔子对“礼坏乐崩”的谴责绝不可以当真。

孔子借仪封人之口说：“天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孔子自己则直陈：“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无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谴责当前社会是“政逮于大夫”“陪臣执国命”。

从字面意义讲，孔子口中的天下无道，指向的是新型的权势者不遵循传统的世袭的宗法等级制度，即“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子来打洞”的血统论政治。如果按照这一社会律条，孔子永远只能是“野合”后的贱民，永世不得跳出陬邑颜氏族群。孔子的弟子们也决不能跃升为邑宰和大夫，更不可能成为“诸侯师”。颜回只能永居陋巷，曾子去耘瓜，闵子骞永远穿着芦衣为父推车，子路食藜蒮，负米冠雄鸡，佩猳豚……

实际上，孔子眼中的天下无道，乃是他这个“逸民”不在其位，他这个“仁人”不得重用，他这个陪臣不能执国命。孔子自认自己堪比大禹，所作所为一点不比大禹差：“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孔子感叹自己有周公之才，有文王的风范：“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借子贡之口，说自己是“文（王）武（王）之道”的继承人。孔子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但是周游列国，却没有一个君王是伯乐，识得孔子的周公之才。这不是“天下无道”，又是什么？

孔子认为自己比管仲更懂礼守礼，比臧文仲更能识贤，比柳下惠更忠恕知礼，比子产更具仁德（不仅仅是惠人），为什么自己不见用于鲁，不见用于齐，不见用于卫……孔子一方面给自己找借口：“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一方面又大呼：“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即便敲起磬来，也是“鄙哉，铿铿乎，莫己知也”（《宪问》）。

孔子以复礼为核心的政治观，其理论依据和实施大纲无非是“托古改制”四个字：以美化了，理想化了的古代礼仪制度作为现今社会的政治蓝图。在孔子心目中，天不变，道不变，礼亦不变（有损益但主体不会变），纲常名教应该代代相袭。因此，孔子举起了“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大旗。

五十岁“知天命”的孔子，耿耿于怀自己的文武之道、周公之才，念念不忘自己的东周之梦。孔子的弟子们大加赞扬：“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子张》）但是终其一生，孔子不能在政治上施展抱负。

这就是孔子及其弟子为什么只笼统地讲“天下无道”，却不涉及任何具体事例的原因。这就是孔子的天下有道对应的是“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原因所在。

最终，孔子一生不被任用。孔子所秉持的复礼政治观，由于以“学”谋私，包藏了“舜禹禅让”和“周公摄政”的个人美梦终于无法实现。

孔子的言行矛盾

将《论语》一书细细读来，明眼人不难发现，其中有许多矛盾之处。例如：

孔子三岁以前便死了父亲，十五六岁时母亲便死了。床前尽孝类的事情，孔子一天也没做过。但孔子却要信誓旦旦地将“孝”，将“无违”，将“色难”，将“三年之丧”，将“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等奉为孝子的基本准则。孔子坚定地认为“侍奉父母要多次劝告：见到父母坚持而不愿听从，仍然恭敬而不违背（父母的想法），辛劳而不埋怨。”

从未尽过孝道的人却大讲孝道，这是矛盾之一。

孔子出身贫贱，原本是母系走婚制的产儿，自己将自己提拔为贵族后裔，自封为“殷人”之后。就是这样一个假贵族，却要讲“正名”，固执地认为自己是“从大夫”，不可行无车。从孔子对生活细节的追求，例如：“席不正不座，割不正不食。”“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袗絺绤必表而出之。”“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等。都显示出一个假贵族最向往的贵族生活。在先秦诸子中，力图衣、食、行、声乐、丧葬、礼节高贵化者，莫过于孔子。

但从言论上讲，孔子又大言“君子固穷”。赞扬“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精神。此为矛盾之二。

孔子一方面大讲仁者爱人，宣扬“善人为邦，胜残去杀”。但在短暂的执政期间，却毅然决然地杀了少正卯。听到陈恒弑了齐简公，便沐浴斋戒力请鲁国出兵诛杀陈恒。此为矛盾之三。

孔子一方面宣扬“见义勇为，杀身成仁。”一方面又说：“危邦不居，乱邦不入。”不与“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相与同行。从其一生来看，孔子极其爱惜生命，危险来临，立马逃离。这便有了去鲁去陈之事，有了宋人欲杀则微服逃遁之事。此为孔子言行矛盾之四。

孔子是一介执事，为人操办丧葬祭祀收取礼金是其生活来源。孔子兴办私学，传授的基本课程便是如何操办礼仪。但在孔子的内心世界中，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不谈人之“死”，不相信祈祷能医病长寿，身为执事却要“敬鬼神而远之”，这是矛盾之五。

孔子自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从孔子的自述中，不难看出一个人的自信。一个无父无母的穷孩子，凭借助葬和作执事，成为教头和校长。辞退了鲁国大司寇这一职位后，孔子想让自己成为授受禅让的圣人，或者成为再现西周盛世的周公。从中不难窥视一个人的自信和奋斗。

然而，从孔子的口中，又常常听到“乘桴浮于海”“子欲居九夷”等叹息之辞。甚至可听到“予欲无言”的悲愤。听到孔子叹息：“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之类的哀叹。因此，自知“知其不可而为之”乃是孔子的矛盾之六。

夫子之道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