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家里的饭桌上,还有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已经从他们的谈话中消失了很多年,可是她没忘,相信他也没有。他若是忘了,就不需要在回忆那顿饭的时候,刻意省略了她的存在。
“她要还在,今年该三十八岁了。这么大的一个人,怎么说没就没了。”她喃喃地说。
他立刻就知道她说的是谁。
“怎么会没了?只要是存在过的东西,就不会真正消失。”他说,语气是一种攥了人家短处的坚定。
“那你是说,全知还活着?”她问。
“我是说,她就是死了,也不见得就真不在这世上了。她不过是变成了别的东西,说不定就是这棵树,说不定就是你手里的这条床单。”
她唰地一下甩开攥在手里的那个布角,神情有些惊骇。半天,才说:“她说不定投胎变成了思源,来追讨我的债呢。”
“跟你讨什么债呢,你又不欠她。”他说。
他刚说完,就一下子想起了那年全知全身**地在雨中狂奔时对他说的话。那是一个秘密。那个秘密像一团雾气,在这个家里飘浮了几十年,看不清形状,也触摸不着,可是谁都知道它的存在。刚开始的那几年里,它低低地压着心口,叫人几乎喘不过气。这几年轻了些,飘在了头顶,给人留出了呼吸的空地,可是他们依旧无法直着身子走路。谁也不敢第一个伸出指头去捅,怕那东西破了不知要流出什么样的脓血来,更怕最先动手的那个人要成为承受这个秘密的祸首。于是,所有的人都遵从一只看不见的哨子发出来的无声警告,战战兢兢地保持着沉默。
“其实就是想说句好话,没想到马屁拍歪了,惹你想起腻歪事。”刘年嘿嘿地笑着说。
全力这才觉出了惊险。方才她离那个秘密大概只有毫厘了,她的指尖只要再往高处稍稍一翘,就能碰触到它冰凉的身体了。幸亏刘年扑上来,把她拖了回去,在毫厘之差的关口。
她用肘子推了推他,他就让出了半张凳子。她在他身边坐下来,依旧心有余悸。
他还没来得及开抽一天里的第一根烟,呼吸里的烟味还是昨天残存的,被睡眠净化了一夜,焦油味消失了,剩下的只是一丝烟草还在田里时的气味。那不是他身上的唯一味道,他身上的味道很杂,五花八门都有,比如洗发水遗留在头发上的气味,再比如油垢穿过汗毛孔时留下的气味。还有些气味她闻是闻到了,却找不到一个词给它们冠名,她只能笼统模糊地把它们叫作男人身上的气味。
“那是命,我爸命里只能有一个孩子。”她叹息着。
“你爸命里有两个孩子,一儿一女。”他说。
她的眼睛热了一热。
她偏过头去看阳台下的街景。清晨的薄雾已经散尽了,天空渐渐演变成一团石头一样刚硬的蔚蓝。树丛里有两拨鸟儿在叽叽咕咕地吵着架,尖声叫骂着一些不堪入耳的下流话。
“你第一次来我家才多大,十四?十五?连裤子都是你哥的,怎么就想到娶老婆的事了?”她用肩膀轻轻地撞了撞他,问道。
“娶老婆的事,什么时候都可以想。《婚姻法》只规定什么年纪可以讨老婆,它可没规定什么年纪可以想老婆。”他说。
全力笑了,说:“你最近嘴巴油得很呢,哪里学的?”他只是笑,也不回话。她又问他第一次来家里时,对她是什么印象。他想了想,说:“那天我看见你从书包里拿出两个铅笔盒,一个粉红,一个天蓝,一个装铅笔,一个装毛笔,当时心里就想,这才叫阶级呢,我一个都没有,她有俩。”
全力哼了一声,说:“那你还说什么大话想娶我?”
“你也敢把笑话当真?那时候我怎么敢想娶你?那天晚上我尽想着怎么跟你妈开口要第二碗饭,没工夫想别的。”刘年说。
“怪不得你拼命腾肚子,一个晚上去了三四回厕所。”
“没办法,我一着急就是这副样子,你都看见的。”
两人就都无话。
过了一会儿,全力便扭过头来看刘年,似笑非笑,看得他心里轰地一下起了一层毛毛。
“我还是第一次听见你唱歌。”她说。
他问她唱得怎么样?她说没法评判。他说难道就差到这个水平了?她说那倒不是,只是这调走得我追都追不上,闹得我头疼,都不知道你唱的是什么。
他用拳头捶了捶胸,摆出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说:“你不能这么讽刺人。我唱的是《国际歌》,你居然没听出来?她说你真能糟践,一首好歌硬叫你拧成这样,马克思听见了要从坟墓里出来找你算账。”
他说:“他谢我都来不及呢,十五岁唱过的歌,到现在三段歌词都记得,一字不差。他上哪儿找我这样忠诚的信徒?”
她突然发现他衣服的前襟有一块浅白色的印记,俯上去闻了闻,说:“怎么像奶粉呢,你也不喝奶粉啊。”
他怔了一下,就用指甲去抠那块痂。那痂结得太硬了,抠来抠去纹丝不动。他说那是洒的豆浆。人老了,手颤。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对她晃了晃,说:“趴过来我给你治治头疼。”
那是一把用了多年的耳勺子,圆勺部分已经被耳油润得澄亮。他随身带着,讲电话,听报告,等车,都会掏出来挖一挖耳朵——那是他的休息方式。
“不许讲话,也不许动。”他命令她。
她歪过去,半靠在他的腿上。勺子从她的耳孔里伸进去,她痒得打了个哆嗦,接着,耳朵里就响起了轰隆的雷声。雷声很轻也很闷,仿佛裹着棉花。雷声在她耳朵里滚过来滚过去,撞到耳膜,又弹回去,她的每一个毛孔都觉得困倦。
“我想请个钟点工,帮你煮饭做家务。”他说。
她想说用不着,别费那个钱,可是她没有力气,她所有的力气只够她哼了一声。那一声是一个不堪一击的反对,微弱到几乎完全可以被忽略。她被一柄小小的耳勺施了定身法,嘴巴微微开启,嘴角流着一丝细细的口涎,那样子看上去像是一挂剔了骨头被太阳晒得淌油的腊肉。
“别操心钱,我这些年挣的够咱们花几辈子,反正一个子儿也不用留给那个白眼狼。”他说,仿佛猜着了她的心思。
“我联系好寄宿学校了,下学期就把她转过去。咱们管不了,就让老师管,省得她整天在你眼前晃来晃去,看着生气。”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