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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铅笔盒物语1969（第1页）

第十章铅笔盒物语（1969）

我是一只铁皮铅笔盒，带着上海产品特有的结实和挺括，尽管制造我的只是一家位于杨树浦区的里弄工厂。

我的盒盖上喷的是一层金灿灿的漆，左上角印着一轮蛋黄似的太阳，太阳的光芒被分解成一道道从中心向边缘扩散，渐行渐粗的直线。右下角是三个背着书包的孩子，他们大大地伸展着胳膊，仿佛在向太阳索取拥抱，又仿佛是要拥抱太阳。打开盒盖，内里印的是一张九九乘法口诀表，底下有一行类似于注解的斜体小字：“洋为中用，古为今用。”

我的售价是三毛九分钱，这个价位在那个年代可以买八张油饼，或者二十个小实心包子。我躺在西湖边上一家文具店的柜台里，被一位从温州出差经过杭州的供销员相中。其实，当时被拿出来供他挑选的，还有另一只铅笔盒。那只铅笔盒比我略大一点，盒盖上喷的是象征着积雪的白漆，上面印着一束又红又黄的蜡梅，黄的是花瓣，红的是蕊。那个供销员最终选中我的原因，应该还是价差——那只铅笔盒的售价是四毛四分钱。五分钱对他来说也许不是障碍。他看上去穿着体面，从他卷起袖口的那只胳膊上，我看见了一只崭新的上海牌手表，表面的那张塑料贴膜还没来得及揭下。我猜想促使他决定花三毛九分钱而不是四毛四分钱的，是因为他考虑到这五分钱的差价，到底能不能为他产生五分钱的价值。

我被这个男人买去，带到温州，作为礼物送给了一位替他洗衣服的女人。女人接过礼物的时候，心下就明白了，这礼物是用来买太平的。第二天早上，当别的孩子不在场的时候，女人把这个铅笔盒悄悄地给了她的小儿子。这个孩子见到我的时候，眼睛噌地睁大了。他虽然读到了初中，却从来没拥有过一个属于他的铅笔盒。他的铅笔圆珠笔橡皮擦和米达尺，都是放在一个他母亲用零头布缝制的小布袋里。每逢需要在课堂上使用文具的时候，他总是偷偷摸摸地在课桌的抽屉里松开那条抽口的绳子，他无法忍受把布袋亮在桌面上的耻辱。

他把那个铅笔盒翻来覆去地看了几遍。如果非得要挑一根刺的话，那根刺就是那三个想拥抱太阳，或想被太阳拥抱的孩子脖子上的红领巾。他宁愿那是红袖章，因为他已经过了戴红领巾的年龄。当然，这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小瑕疵。就在他想把我放进书包的那一秒钟里，他突然产生了一个重大的疑虑。他知道他母亲的手通常握得很紧，不太可能在一个不是年也不是节的日子里，突发奇想把指缝松到一个可以一气漏过几毛钱的地步。

“你出门踢到钞票了？”孩子疑惑地问母亲。

母亲顿了一顿，才犹犹豫豫地说：“这是，你孟叔叔，送给你的。”

孩子一怔，站起来，把那只铅笔盒往地上狠狠一扔。在落地之前，它先撞到了凳角上，铁皮太薄，经不起摔打，红太阳上砸出了一条细小的凹痕。

“把你的裤腰带看紧点！”

男孩倏地跑出门去，扔下一句石子一样坚硬的话。这话是他偷听父母吵架时学来的。女人被拦腰砸着了，身子矮了下去。女人从前已经忍受过许多疼痛，后来还要忍受更多的疼痛，她没工夫为每一样疼痛叫嚷上半天，所以她只是默默地捡起破了相的铅笔盒，把它放到男孩的床头。

她很快就忘了这件事情。

可是男孩没有。

那个夜晚男孩枕着那只铅笔盒，像枕着火。他一夜没睡，心里有两样想法在彼此掐着颈脖。男孩半夜起来解手，看见地上拖着两个影子。到了早上，当男孩和他的哥哥们一同起床时，有一样想法已经被另一样杀死，男孩又成了一条影子的人。尊严是白脱油，经不住温火的**，再硬再实也得化成水，男孩最终还是背着那个带着伤痕的铅笔盒去了学校。

男孩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下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从书包里掏出来，摆在了书桌最显眼的位置，给别人看，也给自己——他只是没有看够。他每看一遍，就会发现一些新的细节，比如在第三遍的时候，他就发现从左到右第七根太阳光芒线上，有一块比灰尘还小的气泡。再看到第五遍时，他发现中间那个孩子的书包带上，套色略有移位。

这天的第一堂课是语文课，任课的老师也是班主任。这堂课讲的是《国际歌》歌词，可是老师并不着急进入主题。老师用的方法是从外到里、由广至深。老师先是从词作者欧仁·鲍狄埃的身世开讲，然后才渐渐进入歌词本身。老师那天的课备得很认真仔细，当然也藏了一点私心。班级里正在排练一个叫《国际歌声》的节目，要参加市里少年儿童文艺会演。节目里有一段《国际歌》的大合唱，前后还穿插着有关鲍狄埃和巴黎公社的一段诗朗诵。老师想把背景知识介绍放在她的语文教案里，一石二鸟。

男孩听着听着，就渐渐忘记了放在他眼前的铅笔盒。男孩突然觉得，老师讲的其实就是他自己的故事，只不过套了欧仁·鲍狄埃的名字。欧仁的穷，也是他的穷；欧仁的窘迫，也像是他的窘迫；就连欧仁的爹，似乎也有几分他爹的样式。只是欧仁的革命，却不是他的革命，至少现在不是。欧仁穷，那是因为有压迫他的人。可是他呢？谁是他的压迫者？是谁篡夺了他本该是主人的位置，叫他沦为奴仆？

他突然想起了那个姓孟的男人——那人离开他家时后脑上撅着的一撮头发，衣襟上系错的一粒纽扣，裤腰里不小心塞进去的一角衬衫。那男人从不空手来，他不仅带来让妈妈洗的脏衣服，也带来别的东西，比如一小碟炸过油的肉渣，两张裹在粗糙的黄纸里的麦饼，或是一块包装纸已经褪了色的力士药皂。他总觉得那男人带进他家的都是剩货，是从饱餐之后的嘴里剔下来的牙花，或是从某个多年未清理的角落里偶然找到的遗忘物。

那个男人不空手来，也不空手走，他从他家带走的，是最鲜活的东西——他妈妈的身子。那男人把妈妈的身子零敲碎打成很多块，昨天取一块，今天取一块，今天和昨天似乎没有多大差别，可是隔着几个月回头一看，就看出了变化。姓孟的男人从妈妈身上取走的，不是皮，也不是骨头，他要的只是肉。皮还是同样的皮，肉渐渐少了，妈妈就成了一只松松垮垮满是皱褶的皮袋子。

妈妈的变化，只有他看清楚了。爸爸说不定也看见了，可是爸爸没说。爸爸说的，是另外一些话。那个姓孟的不用费心巴结爸爸，因为他知道爸爸需要那些剔下来的牙花和搜出来的剩货。爸爸要找太平，会从妈妈那里找。爸爸对妈妈那些凶狠的叫嚷，其实更多的只是一种姿势——一种找太平的姿势。

那个姓孟的也知道，只有这个十五岁的男孩，才是这一家子里唯一需要买太平的人。姓孟的毕竟走过了很多码头，明白天下没有刀枪不入的东西，只是还没找到插刀枪的那条缝。姓孟的一眼就看到了男孩身上那条埋得很深的缝，他没用刀，也没用枪，只用一只铅笔盒，就把那个男孩给打倒了。男孩收下了他的铅笔盒，就再也不能用炭火一样的目光烧灼他的背影，也不能在他们擦肩而过的时候，用一声粗重的鼻喷，来回应他几近讨好的招呼。

欧仁呢？欧仁也有妈妈吗？为什么老师的故事里从来没有出现过欧仁妈妈的身影？当欧仁被迫辍学，来到作坊和他爸爸一起制造箱笼的时候，欧仁的妈妈是否也躺在**，用一根松开的裤腰带，来换取她儿子的铅笔盒，尽管它对他已经毫无用处？

一阵羞耻浪潮似的涌了上来，把男孩的脑袋瓜子冲成了一堆散沙。

下午最后一节课的上课铃声响起，两双回到座位上坐下，突然发现他的桌子上铺了一层他先前所不曾看见的粉末。粉末很厚也很粗粝，像是从风化的砖头上剥落下来的颗粒，带着一点棕红色的砖锈。这层粉末覆盖在那个新铅笔盒上，盒盖上的万道金光突然就显得有些黯旧肮脏。

两双拿手一抹，粉末纹丝不动。他抬头看了一眼窗外，才突然醒悟过来，那粉末是阳光。今天的太阳有些古怪，很早就斜了，表面像蒙了一层被很多只手揉搓过的玻璃糖纸，遍布褶皱和污垢。那时他还不知道，其实太阳早就预见了后来要发生的事，太阳想给他递话，可惜他没听懂。

这堂课是工业基础知识课，这门课在正常的年月里会拥有另外一个名字，叫物理。老师在讲电流和电压的关系。这是一种简单的关系，两双不明白老师为什么要耗费这么多时间，用远比这个关系复杂的比喻和例子，从一个又一个角度喋喋不休地讲解诠释。他越听越糊涂。

“猪油蒙了脑子。”

他想起了爸爸从前骂他的话。爸爸骂这话的时候，一定忘了猪油是一年里难得尝上几回的好东西，叫这样的稀罕物件蒙了脑子，还能坏到哪里去？

爸爸骂他，是因为他的愚笨。他读书的成绩一直不怎么出众，每次家访，老师虽没告他的状，却也说他还没开智。

不过，那都是从前的事。自从他上了初中，那层蒙在他脑子里的猪油突然就被一只神来之手抹得干干净净。所有的课程，除了美术，对他来说都是一点就通，澄明透亮，他开始觉得老师啰唆。从同学看他的眼神里，他渐渐醒悟过来原来他的脑袋好使。

两双今年十五岁，在上初二。刚进中学的时候，他感觉竖在他面前的是一堵厚厚的，几乎没有可能穿透的围墙。围墙隔出的那片天地里，最中心地段站着一群军分区干部的子女。他们不管什么季节永远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不是市面上的冒牌货，而是正儿八经的军装，衣领上还带着领章覆盖过的阴影。他们很少说温州话，不是因为不会，而是因为不屑，他们无论在什么场合，只说在温州人听起来略微有些大舌头的普通话。他们浑身似乎都涂着强力胶水，坐着也好站着也罢，身边永远沾着一群渴望他们青睐的随行。

离那个绿色阵营不远处，站着一堆蓝色的人群，他们是这个辖区的工人子弟。他们不穿军装——那样的一套军装是超乎他们能力所及的奢侈品。他们穿的是从父亲或者哥哥身上腾下来的工作服，袖口沾着些刻意不洗干净的机油斑痕。蓝圈子离绿圈子很近，却又不是绿圈子的影子。他们知道自己永远成不了绿，于是他们就努力维持着蓝的独立和骄傲。

在绿圈子和蓝圈子之外，还站着一群灰色的人，他们是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子女，父母大多还处在前程未卜的那个幽暗时期。他们游移在绿色和蓝色的光影之外，神情卑微，目光警觉，他们在恭谦地期待着绿圈子或蓝圈子里随意扔过来的一根橄榄枝，他们渴望与那两个阵营产生关联，哪怕只做影子。

在这个五十名孩子筑成的围墙之外，孤孤零零地站着第五十一个人，那就是两双。

尽管那三个圈子都各揣着自己的小算盘，他们在对待他的态度上，却达到了罕见的共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摒弃了他。他们摒弃他的理由，竟也是如此相同。他既不属于绿色覆盖的地盘，他甚至也不是真蓝。他本来应该是蓝色的一员，他父亲是真正的产业工人，可是他却从来没穿过一件可以引起蓝色联想的衣服。他穿的是经过了两三个人的身体，其中的一个有可能是他姐姐，洗得已经完全没有色调可言的衣服，袖口挂着丝，肘子上补着南辕北辙的补丁。他的裤子几乎从未遮盖过他脚踝，而他的鞋子也总是带着脚趾越狱时顶出的洞。

他似乎从未吃饱过肚子，即使是在午饭之后的第一堂课上，他那根清寡的肠子，依旧会在最静谧的那一刻发出不知羞耻的长鸣。那鸣叫从前排传到后排，一路滚雪球般地滚成轰鸣的笑声。笑是传染病，后排的那些人其实并不知道笑的真正原因，他们仅仅是被感染了而已。无论寒暑，他的鼻孔里始终爬动着两根鼻涕，像两条身手敏捷的青虫，随着他的呼吸嗖嗖地一进一出。蓝圈子嫌弃他，像嫌弃一块擦过马桶的脏布一样，他们显示鄙夷的方式只有一种，就是把他扔得很远。当他被自己人扬弃时，他也就同时被世界扬弃。

若干年后，当他长大成人，而且也不再穷的时候，他才真正明白：穷只有高高地举在诗和书里面，才有可能被人尊崇。穷落到地上，只能是一坨遭万人唾弃的臭屎。那个万人里边，当然也包括了和他一样的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