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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卷二（第2页）

原文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

今译孔子说：“人们的过错，与他所属集团的人犯的错误性质是相同的。只要观察他的过失，就能够了解他是不是一个有仁德的人。”

张居正讲评过，是差失。党，是类。孔子说：“凡人心术之邪正难知，而行事之差失易见。世之观人者，但知以无过为仁，岂知有过亦可以观仁乎?”盖人有君子，有小人。君子的人，存心宽厚，就有过失，只在那厚的一边，必不苛刻。小人的人，立心奸险，他的过失，只在那薄的一边，必不宽恕。其党类各自不同如此。人惟律之以正，而不察其心，固皆谓之过而已。若观人者，因其过而察之，则过于厚的，必是忠爱的君子，而其为仁可知矣!若过于薄的，便是残忍的小人，而其为不仁，又何疑哉!此可见取人者，固不可以无过而苛求，亦不可以有过而轻弃也。是道也，在人君尤所当知，盖人材识有短长，气质有纯驳。自非上圣大贤，孰能无过，顾其立心何如耳。小人回互隐优，有过却会弥缝。君子磊落光明，有过不肯遮饬。故小人常以欺诈而见容，君子或以真率而得罪，是不可不察也。且如汉之汲黯，面折武帝，是他狂戆之过，然其心本是爱君；矫诏发粟，是他专擅之过，然其心本是爱民。仁者之过，大概如此。人君若以此体察群臣，优容小过，则人人得尽其用，而天下无弃才矣!

原文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今译孔子说：“即使是早晨才认识了真理，傍晚就死去也是甘心的。”

张居正讲评闻，是闻知。道，是事物当然之理。孔子说：“道原于天而赋于人。人生下来，便有日用常行的道理。如为子便要孝，为臣便要忠，一毫亏欠不得。若不曾知得这道理明白，便是枉过了一生，虽死犹有所憾。若是平日间，着意去讲求，竭力去体认，一旦豁然贯通，无所疑惑，则凡性分之所固有，与夫职分之所当为，事事完全，无少亏欠，就是晚上没了，其心亦安，而可以无遗恨矣。”孔子此言盖甚言道之不可不闻，欲人知所以用力也。然人不学不知道，欲闻道者，可不以务学为急哉?

原文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今译孔子说：“那些有志追求真理，却又以粗衣糙食为耻的人，是不值得与他谈论学问的。”

张居正讲评士，是为学之人。道，是事物当然之理，即学之所求者也。恶衣，是粗恶的衣服。恶食，是粗恶的饮食。议，是议论。孔子说，“人之为学，有志于斯道者，必是识见高明，见得自己性分为重，外物为轻。凡富贵贫贱，都动他不得，而后于道为有得也。若夫士而为学其志将以求道也，却乃愧耻其衣服饮食之不美，则是羞贫贱，慕富贵，其识趣之卑陋甚矣。与之论道，必不能知其味而信之，何足与议哉!”大抵衣服饮食，不过奉身之具，于性分原无加损。故大舜在贫贱之时，饭糗茹草，若将终身，及其为天子，被袗衣鼓琴，若固有之。而禹之菲饮食，恶衣服，非徒以示俭，盖亦以口腹身体之欲，不足留意于此耳。孔子之所谓志于道者，岂专为为士者警哉!

原文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今译孔子说：“君子对于天下的人和事，并没有固定的成见和喜好，只是依照道义行事罢了。”

张居正讲评适，是必行的意思。莫，是必不行的意思。义，是事之宜。比字，解做从字。孔子说：“天下之事，都有至当不易的道理。但当随事顺应，不可先有意必之私。且如有一件事来，心里主于必行，这便是适。适，则凡事之不可行的，都看做可行了，其弊必至于轻率而妄为。心里主于必不行，这便是莫，莫则凡事之可行的，都看做不可行了。其弊必至于拘滞而不通。这两件都是私心，必然害事。君子之人，其处心公而虚，其见理明而悉，故于天下之事，未尝主于必行而失之适也。未尝主于必不行而失之莫。只看于道理如何，若道理上当行的，便行，无所顾忌。道理上不可行的，便不行，不敢轻易是非可否，一惟义之是从，而无容心于其间，此君子之所以泛应曲当，而无有败事也。然必平时讲究得精明，而后临事乃能审处，有一日万几之责者，可不慎哉！”

原文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今译孔子说：“君子关注的是德行，小人关注的是田宅；君子想的是法律，小人想的是恩惠。”

张居正讲评怀，是思念。德，是固有之善。土，是居处之所安者。刑，是刑法。惠，是货利。孔子说：“君子小人，为人不同，而其所思念者亦异。君子之所思念者，在于固有之善，立心则欲其无私，行事则欲其合理，惟恐悖德而为不肖之人。若夫小人，则不知德之可好也。而所思念者在于土。凡居之所安适处，即依依于此。恋而不舍，盖惟知适已自便，虽违德义而不恤矣。君子之所思念者，在于朝廷之法，循理而不敢放肆，奉上而不敢违越，惟恐犯法而为有罪之人。若夫小人，则不知法之可畏也，而所思念者在于惠。凡利之可歆羡者，即营营于此，求必得之。盖惟知贪得无厌，虽触刑法而不顾矣。”夫君子小人之所怀不同，如此观人者，但看其意思何如，便可以知其为人之实矣。

原文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

今译孔子说：“为了利益而采取行动，会招来更多的怨恨。”

张居正讲评放，是依仿。孔子说：“人能好义，则事皆公平，而人亦悦服。若其处心制行，只依着利的那边，物之有利者，必欲得于己，事之有利者，必欲专于已。这叫做放利而行。夫利既在已，害必归人，则不惟受其害者有所不堪，而不受害者，亦有所不平也。岂不多取怨于人乎!”夫放利而行，本欲为身谋，为家计也。至于多怨，又岂保身全家之道哉!故君子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原文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

今译孔子说：“能够以礼让来整治国家，还会有什么困难呢？如果不能以礼让治国，那么礼让又有什么用途呢?”

张居正讲评礼，是尊卑上下的礼节。让，是逊让，即礼之实处。何有，是不难的意思。如礼何，譬如说没奈他何。言礼不为之用也。孔子说：“人君为国不可专倚着法制禁令，必须以礼让为先。盖礼以别尊卑，辨上下，固有许多仪文节目，然都是恭敬谦逊的真心生发出来。如君臣有朝廷之礼，然上不骄，下不僭，名分自然相安，这就是君臣间的礼让，父子有家庭之礼。然父慈子孝，情意自然相洽，这就是父子间的礼让，是让，乃行礼之实也。若是为人君的，能以礼让为国，或修之威仪言动之间，以示之标准，或严于名器等威之辨，以防其僭踰。凡所行的礼，都出于恭敬谦逊之实，则礼教既足以训俗，诚意又足以感人，那百官万姓每，自然都安分循理，相率而归于礼让，纪纲可正，而风俗可淳，其于治国何难之有?若不能以礼让为国，都只在外面粉饰，没有恭敬谦逊的真心，则出之无本，行之无实，虽有许多仪文节目，都不是制礼的初意，虽欲用礼，亦无如之何矣!礼且不可行，而欲其治国，岂不难哉!此可见为国以礼，行礼以让，先王化民成俗之道，莫要于此。”

原文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

今译孔子说：“没有官位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学到用以求职的学问。不要怕没有人知道自己，只求自己能够成为真正有才识的人而被人知。”

张居正讲评患，是忧患。位，是爵位。所以立，是所以居位之具。可知，是可以见知之实。孔子说：“天下之事，有系于人者，不必忧。有在于己者，所当忧也。如爵位之不得，人常忧之，君子则以人不我用，其责在人，于我无预，何忧之有。惟所以立乎其位者，乃吾职分之所当为也。苟上不能致君，下不能泽民，而吾之职分有亏，即幸而居位，亦不免尸位之诮矣!故必以为忧焉。名誉之不著，人常忧之，君子则以人不我知，其失在人，于我无预，何忧之有。惟可以见知之实，乃吾性分之所固有也。苟知未至于高明，行末至于光大，而吾之性分有亏，即幸而得名，亦不免名胜之耻矣。故必以为求焉。”夫患所以立，非修此以觊得其位，求为可知，非务此以求知于人，盖君子为己之学如此也。不然，有为而为，则亦小人儒耳。奚足贵哉!

原文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

今译孔子说：“参啊，我所讲的道始终贯穿于一个基本体系。”曾子说：“是。”

张居正讲评参，是曾子的名。贯，是通。唯，是应之速。曾子一日三省其身，其于斯道之用，固已随事精察而力行之矣。但于体用一原的去处，尚未能确然有见。故孔子呼其名而告之说：“参乎，汝亦知吾之道乎?盖天下事有万变，物有万殊，其实总是一个道理。若在事物上一一去讲求，则头绪多而用力难，非根本切要之学也。我于天下的事物，只是一个道理贯通将去，随他千变万化，都能应之而不穷，处之而各当。譬如川水一般，虽千条万脉，只是一个泉源流行出来。譬如树木一般，虽千枝万叶，只是一个根本生发出来。散之则甚博，而操之则甚约，这便是我的道理。”曾子一闻孔子之言，豁然有悟，就答应说：“唯。”盖其工夫至到，识见高明，故不复有所疑问，而直应之如此。此圣人传授心法，惟曾子独得其宗也。

原文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今译孔子出去之后，弟子问道：“这是什么意思?”曾子回答：“老师的思想，就是忠恕二字。”

张居正讲评门人，是孔子弟子。实心自尽，叫做忠，推己之心以及人，叫做恕。孔子一贯之旨，惟曾子为能默契，其余门人，都不能知。及孔子既出，门人私问于曾子说：“夫子所谓一以贯之者，其说谓何?”曾子答说：“夫子之道无他，只是忠恕而已矣。”盖一人的心，就是千万人的心，我心里要尽的去处，就是人心所欲得的去处。若真实自尽，念念都出于忠，便能推以及人，事事都出于恕，可见千万人的心，只是这一个心，便都通得，所谓一以贯之者，其意不过如此，岂复有他说哉!夫一以贯万，是圣人传心的要诀。忠以行恕，是学者下手的工夫，其地位不同，而其易简切近，则未尝有二，若曾子者，可谓善发圣人之蕴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