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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第3页）

汉娜的披肩滑到了地上。安德鲁牧师回过头来，惊异地发现了祈祷室门外的女人。两人对视了片刻，却都将目光回避了。汉娜弯腰拾起披肩，提着鞋子离开了安德鲁牧师的家。外边的露水很重，半开的门里透进隐隐的湿气。万籁俱寂的夜里，汉娜湿热的脚踩在石板路上发出令人心惊的回声。那一刻里安德鲁牧师突然有一种奇异的感受，汉娜的赤脚似乎不是踩在石板路上，而是踩在他的心上。他甚至觉得自己的心脏在汉娜脚下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声。这样的感觉后来一直伴随了他很多年。

可是他没有追赶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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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的春天，《洛杉矶时报》社会新闻版的知名记者马姬突然收到了一封贴着五星红旗邮票的信。信走了很长的路，磨起了厚厚重重的毛边。还没拆开信，马姬便已知道汉福雷家的小彼得在藏匿八年之后终于平安抵达了彼岸。这些年来，彼得在加拿大一直不断地变换着姓名和地址。断断续续地写给马姬的信里，用的都是隐晦的密码似的语言。在这封中国来信中，他终于可以用一种几乎陌生了的、平直的语言叙述他的境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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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桥是徐州边上的一个小镇，在江苏境内，却又北傍山东。虽无好山，却有好水。捎带而过的微山湖把一个小镇滋润得很有了几分灵秀。姚桥有肥田也有好水，姚桥的人也种田也打鱼。可是姚桥的人不靠田产也不靠水产为生。一年四季供给姚桥人穿着温饱的，其实是煤矿。

像姚桥这样的小镇，在中国地图上稍稍上心一数，就能数出好几百个。可是姚桥因着它的地势和矿产，便与其他的小镇有了些不同。中国的煤出得不匀，大多出在了北方。南方那么多省市，个个张了大口等着北边的煤来发电。山西的煤虽多，却得经过多少山山水水才运得到南边。姚桥出的煤，略微打个盹儿就送到上海、南京了。在那个能源和交通都有诸多不便的年代，姚桥像个人见人求的俏女子，日子过得很是滋润。

姚桥的矿工，可不是寻常的矿工，多少都见过些世面，略略地都识得几个字。镇上随意走走，到处听得见软软的上海话。姚桥的人，管街头摊子上卖的馄饨叫“上海馄饨”。姚桥的人，管镇上唯一的那家百货商店叫“上海百货”。姚桥的人，管那家母女两人合开的裁缝铺，叫“上海裁剪”。连矿口那个小剃头铺子，挂的都是上海招牌。姚桥的小年轻见面打招呼，不问“吃饱没”却学着城里人的样子说“你好”。姚桥的女人聚在一堆聊天，谈论的都是今年上海的时髦物件。

姚桥的人日子过得比别处顺畅，即便是在大灾荒那几年，镇上也没饿死过人。大凡人一得饱足，就将那爱争爱斗的心懒散下来了。所以那阵子几起几落的大运动，竟没能在姚桥掀起多大动静。可是在1973年的早春，人们还赖在家中的暖被窝里歇正月假的时候，镇上却起了不大不小的一阵**。

那天镇上来了一个叫韩弼德的洋人。

其实韩弼德的到来对姚桥人来说并非是一件突发的新闻。早在年前，上头就来了好几拨人，找矿上的层层领导开会，反复介绍了韩弼德的身份背景情况，研究接待方案。姚桥的人偶尔也看报纸，对外边世界发生的事情多少有些了解。都知道美国这些年在越南输了好些兵马。美国兵送出去的时候，都是精壮年少的。有的回来了，有的就回不来了。那回来的，也都是些伤的残的。越南的仗一打好几年，很伤了些元气。连他们自己国内的人，都起来反对他们继续出兵。上头来的人说，这位叫韩弼德的美国人，就是一位大名鼎鼎的反战英雄。他的洋名叫彼得·汉福雷，是加利福尼亚州一名大富翁的独生子，大学毕业的时候差点儿被抓去当了炮灰。他坚决拒绝服兵役，竟抛下万贯家财，独自跑到加拿大境内，隐姓埋名地生活了七八年。

这七八年里，他也没有闲着，潜心研究中国和美国的历史，将一套中英对照的《毛泽东选集》，从头到尾地通读了几遍。据说还写了几本极为厚实的读书笔记，将美国社会制度和中国社会制度做比较，找出了几百条美国社会的弊病。一等到加拿大与中国建了交，便着手办理到中国的签证，几经周折方得以成行。

这位韩弼德刚下飞机，就被当时政坛上一个举足轻重的大人物召见。那人紧紧握着韩弼德的手，连连点头说：“你就是那个支持‘纸老虎’理论的美国人。”他们之间的谈话从夜晚开始，一直持续到黎明。当服务员打开宾馆的窗帘时，韩弼德看见了淡灰的曙色。他神情疲惫不堪，两眼却如炬炯炯生光。临别时那位举足轻重的人物问他此行想到什么地方看看。他摇摇头，说：“我不是为你们的山水来的。我要亲身体验你们的革命。”韩弼德在加拿大逃兵役之时，为了维生也曾在一个露天煤矿当过采煤工，对矿工生活深有体会，所以很想到中国的矿区去生活采访，写出一本关于中国矿工的书来。那位大人物听了，脸上浮出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一个新潮的略带冒险性质的计划，就在这个微笑里孕育诞生了。

姚桥的人听到关于韩弼德的生平逸事，已经不完全是最初的版本了。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产生兴奋和恐慌的情绪。其实经过添枝加叶的处理之后的故事，往往比原汁原味的更具有感染力。别看姚桥的人平日在衣食住行之类的琐事上颇有些井蛙自大的架势，他们对革命政治之类的大事却很是疏于操练。一想到自己的言行举止有可能被一个叫韩弼德的洋人写进洋书里流传到国外去，甚至可能记录在国际史上，他们竟手足无措起来。

姚桥的人至今对韩弼德到来时的情景记忆犹新。那天天气奇冷，天浓浓重重地仿佛随时要倾下一桶一桶的雪来。矿区的柏油马路上缓缓地开进了三辆军绿色的吉普车，车后扬起一股黄色的尘土。车子还没停稳，一群恭候已久的小学生就拍着巴掌齐声喊起了“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的口号。陪同韩弼德一起来的那些人，姚桥的人虽不认得，却猜也猜得出都是有来头的。最后一位下车的才是韩弼德。那天韩弼德上身穿的是一件灰卡其中山装，罩在棉袄外头，胳膊腰身处就绷出些肥肥胖胖的褶皱来。下身穿的是一件蓝卡其直筒裤。裤脚有些短，撑出两只长长的大脚来，鹭鸶似的消瘦着。足蹬一双黑灯芯绒千层底棉鞋，头戴一顶灰色翻绒帽子。除了颧骨略微高些，眼窝略微深些，一身中国装束的韩弼德粗粗一看竟与中国人无多大差异。欢迎的人群里走出一个七八岁的女孩子，踮着脚尖哆哆嗦嗦地将一束彩色纸花举到韩弼德面前。韩弼德蹲下身来团住小姑娘冻得生红的小手，眼中突然呛满了泪水。

当时没有人真正理解那个叫韩弼德的美国人的心情。他如同一个昼夜思寻大海的孩童，终于来到了梦寐以求的海边，旁若无人地沉浸在对新世界的憧憬和欣喜里。他要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他要用真实自然的笔触，写出那个被世界歪曲中伤误会了很久的中国。他多年的朋友，安德鲁牧师的女儿马姬，已经答应在《洛杉矶时报》上连载他的中国系列。韩弼德被自己沉重的使命感折磨得夜不能寐。他丝毫没有怀疑，他是“文革”中最早进入中国内陆的外国人之一。他甚至相信是自己锲而不舍的寻求探索撞开了红色中国对西方紧紧关闭的大门。也就是说，是他韩弼德造就了一段小小的却意义深远的历史。

很多年以后，他才渐渐意识到了自己看法上的狭隘。在他准备东行的那段日子里，世界上发生了几件有趣的事情。一个毫不起眼的叫作“乒乓球”的小东西，在一个睿智的外交名将手里，演绎成了一段美丽的外交神话——这段外交神话的魅力，一直到几年之后他离开中国时才得以完全展示。当他走上东行飞机的时候，美国政府刚刚签署了从越南撤军的协议。诸如此类的事件含蓄隐秘地铺就了他的中国之旅。其实很难说是历史造就了韩弼德，还是韩弼德造就了历史。更为公正的说法应该是历史和韩弼德在那个特定的时刻造就了彼此。

也是在许多年以后，韩弼德才知道，他到姚桥来并非是一个偶然事件。他要求到矿区采访体验生活的申请，是经过那个称他为“支持‘纸老虎’理论的美国人”的大人物亲自批准的。那人一眼就看到了整个事件的重大宣传效应，经过整整一个月的审查研究，亲自圈定了全国矿区中生活水准较高的姚桥，作为他的采访落脚点。当时韩弼德丝毫也没有想到，为了他的到来，矿区已经整整开了一个月的会议，制订了详尽的招待方案。为了他的到来，全矿区停工三天，专门打扫街道和宿舍区。为了他的到来，每一个矿工都临时加发了一套崭新的工作服和矿工帽。

韩弼德的住处也是矿区的重大难题之一。从一开始他就宣布坚决不住招待所，一定要和矿工们住在一起。后来矿上决定腾出一间宿舍让韩弼德住。这间宿舍刚好在已故矿长沈建山家对面。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样的安排并非巧合。沈矿长是矿上唯一一个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老革命。沈矿长的遗孀沈大妈十六岁就参加了组织，又在老伴身边受过多年熏陶，自然是矿上思想觉悟最高的一个人。那天矿上领导将韩弼德领到沈大妈面前时，底下有一个毛头矿工，悄悄地用一个当时人人皆知的曲子编了两句小调：“天大地大不如沈大妈的脸大，千好万好不如沈小涓的床好。”平时将头掖在腰上过日子，自由散漫惯了的工人们，已经将脸板了一整个早上。到此时便再也绷不住了，都窃窃地笑。

曲子里唱的那个沈小涓，是沈矿长两口子的独生女儿，生在姚桥长在姚桥。高中毕业后在矿区的机械厂当了几年车工，后来就被推荐去省城读了大学。小涓在大学里学的是一门对姚桥的人来说中听不中用的学问，叫“国际政治”。韩弼德要来时，小涓的学校正在送学生参加毕业实习。矿区知道了，赶紧给学校写了个报告，说矿上出了一件又国际又政治的大事，急需懂行的人来帮忙。学校便派小涓回姚桥实习，当了接待组的副组长，协助李书记安排照应韩弼德衣食住行一应大小事务。上头命令说要好好布置环境迎接国际友人，小涓便把那剖析五洲风云四海局势的本事，都用在了黑板报上和春联上，将整个矿区写了个花红柳绿，贴了个花团锦簇。后来韩弼德见到小涓，第一句话就夸她的字好。小涓在学校里学的都是纸上谈兵的学问，真正和洋人打交道，还是第一回。嘴里说着“不好”，脸就红了。韩弼德握着小涓的手，觉出了小涓掌上硬硬的茧子。看着小涓毫无粉饰干净光洁的脸，韩弼德心里突然动了一下。还处在中国蜜月情结里的韩弼德，那天第一次看到了一个与心中景仰已久的劳工妇女形象完全重合的女人。这个女人使他对使命这个词有了多重的理解，他在姚桥的日子便由此生出一些隐秘的憧憬和想象来。

韩弼德在姚桥住下后，便由那个李书记引领着，到矿上几户人家采访。只见家家窗明几净，玻璃上贴着大红剪纸，床头挂着伟人像，案上摆着红书。大人孩子都穿戴齐整了，坐在床沿上候客，一味地请吃瓜子花生。韩弼德怕吓着主人，也不敢拿出笔记本来记录，只是闲闲地有一搭没一搭地跟人聊了些天。那几户人家说话的内容口吻十分相似，竟跟私下里一同排练过似的，都说矿上的日子从前如何如何穷，如今如何如何好了，云云。口里同他说着话，眼里却都看着那姓李的，隐隐地都露出些犹疑的神情来。韩弼德傍晚回到宿舍，想将一天的感受整理出来，仔细一想，竟捋不出什么东西来。写了撕，撕了写，终是不满意，心里便生出些失望和烦恼来。

这时就听见了敲门声。韩弼德猜想还是那个李书记，就思忖着该问问人家，明天能不能到矿井底下看看，先不着急采访。谁知开了门，不是李书记，却是住在对门的沈小涓，手里端了一个热气腾腾的大碗，正笑眯眯地看着他。就慌慌地往屋里让。

小涓一进门便将那个大碗往桌上一放，烫得直嘬手指头。碗里盛的是小馄饨，油汪汪地浮了些葱末子，很是诱人。韩弼德临来姚桥前，就说了，不吃招待所的饭，要和矿工吃在一起。于是他的饭，就拨给沈大妈管了。这时他也饿了，顾不上客气，坐下来拿起筷子就在汤里捞馄饨吃。小涓看见他使筷子的样子甚是熟稔，便问他是在哪里学的。韩弼德说从前他们家的庄园里有一位牧师，是在中国出生的，小时候常常煮中国菜给他吃。小涓听了心想，这个人家里又有庄园，又有家庭牧师，大约真如传说的，是个极有钱的少爷。可是他在穿着做派行事为人上，却没有一丝虚浮的架子，倒更像是个劳苦人家的后代，心里先有了几分喜欢。

又见他屋里明明有好几盏电灯，却都不用，偏偏在办公桌上点了一盏样式古旧的煤油灯。灯芯早已矮了下去，屋里便朦朦胧胧的很是昏暗起来。桌上凌凌乱乱地摊着些书和稿纸，地上东一团西一团地扔着些废纸头。脚炉的炭烧过了劲，黑的不见了，剩下都是些暗红的灰烬，偶尔吱啦一声飞出个火星子来。就猜想这人大约写了不少时候，却写得不怎么顺心。

出了门，李书记王秘书早候在楼下了。韩弼德说要走一走，众人便都下了车陪他，两辆空车一先一后地将他们夹在中间，一行人便朝湖边走去。走了一两刻钟，路便渐渐地开阔了起来，楼房也越发稀疏了。幸好是个月亮夜，路边的景物满满地溢在亮光里，清晰可辨。风无遮无挡地刮了起来，卷起漫天尘土。后来路就彻底断了，眼前出现了一大片的空地。空地上见不着光的地方，就深深地黝黑着。见着光的地方，风一吹就起了些褶皱。韩弼德愣了一愣，才猜出来，自己大概就在水边了。

众人到了水边，才知道天真是冷。寒气穿过厚厚的棉衣棉裤，冰一样地贴在肉上。韩弼德忍不住原地小跑起来。小涓一边将手放在嘴边哈着，一边吸着清鼻涕，说：“那就是了。”

湖边是块狭窄的低洼地，没出多远湖面便很是开阔起来。四下死了似的安静着。有一只水鸟从湖面掠过，扑啦扑啦地带起一些水来，冷不防吓了众人一跳。湖滩上黑黝黝地布满了枯枝，大约是隔年的芦苇。洼地上有一棵极丑的老树，早落完了叶子，光秃秃地立在岸上。老树身上，拴着一只木船。

韩弼德指着那只船，问李书记可不可以进去看看，李书记说船主不在，怕不方便。小涓低声说，船是我爸的。李书记只好点头，让众人在岸上等着，自己和小涓带着韩弼德跳上了船。船左右摇晃了一阵，方渐渐平稳下来。船身上用竹篾编了个小篷，三人弓腰钻进去，勉强坐直了，头就碰到了篷顶。小涓将篷口的棉布帘子放下来，风就被挡在了外边。黑暗中小涓窸窸窣窣地找着了一盒火柴，将一盏煤油灯点着了。又从一个竹篓里铲出几勺木炭，倒在一个旧脸盆里，团了几张旧报纸引火。没一会儿工夫，新炭便毕毕剥剥地燃了起来。三人将手放在炉上烤着，身上才有了些暖意。李书记就解释给韩弼德听，这样的船都是从前遗留下来的。现在矿区条件好了，湖上作业用的都是机帆船。韩弼德却说，条件再好，也该留着这样的船，做个纪念。

韩弼德看见船篷里搁着几个鱼篓和一瓶开了盖的老白干，壁上挂着一件男人的衣服，就问小涓：“你爸爸常来这儿？”小涓将头垂了，却不说话。韩弼德这才发现小涓的辫梢上系的是白头绳，便知道自己问错了话。愣了一会儿，才低声说：“我爸爸也不在了。”三人便都不说话。

小涓从兜里掏出几个红薯，放在炭火上煨着，香气很快就漫了一船。韩弼德将布帘子揭了一条小缝，探出脸来看湖。月色落到湖里，被风搅成一团胡乱颤动的碎银。刹那间韩弼德仿佛觉得他跨过世界上最宽的一汪大洋，其实就是要找这么一个夜晚，这么一个湖，这么一条船的。早先的烦躁不安渐渐地隐退了下去，心里很是宁静清朗起来。回过头来看小涓，小涓正拿了火钳子拨弄红薯，炭火将她的鼻尖和两颊烤得粉粉的，一根长辫子耷拉在胸前，几乎落到火里。她腾出手来将辫子甩到身后，却不肯抬头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