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会好起来的。我一点儿也不担心。
毕业之后,我意料之中地在面试中碰壁了几次,终于被一家很缺人的书城接纳成为仓库管理员,而秦浩则过关斩将被“原子胞”医疗器械公司聘用了。他频繁地在北海道、伦敦与海德堡之间往返,大肆赞美洛根机场的快餐店,有时候也会在国内多转一趟飞机,给我送来被真空包装袋压扁的跨国配送新鲜寿司。
虽然我们住在一起,但实际上有一半的日子秦浩都在出差或深夜加班。他不在的下午和周末,我坐半小时的地铁去上私教舞蹈课,用肌肉记忆与耳朵里大相庭径的节奏对抗。这是一个碰运气的环节:如果赶上相对安静或干脆嘈杂到白噪音程度的声音,那天的课就会顺利一些;如果碰到耳朵里正好在放另一段拉伸扭曲的音乐,就得下更多功夫去对抗与舞蹈动作不合拍的节奏。
其实其他时候也差不多。在一天里的大部分时刻,安静对我而言都是珍贵的存在。但选择背景音乐的人并不是我。
“我们在研究一种新的逆时疗法。”他坐在我对面,在面条里拌进更多自制辣酱,而我在努力从轰炸般的声音中集中精神。前些年去一个海边城市旅行,正赶上烟花会,我看见站在附近的人做出凑近耳朵大喊的姿势才能听见彼此讲话,自己却只听见了很轻的流水声。
那时候我还庆幸过自己有天然阻绝噪音的作弊方法。但那只是走运罢了,欠的总是要还的,现在我待在屋内,仿佛置身战场。最近几个月听到的声音好像变得趋向于急促和精短,即使有时候出现完整的句子,也像影片快进一样吐词不清。近一个月来难以持续超过三小时安静的睡眠让我精神不佳。
“知道我们找到了什么吗?公司访问和研究那些人均寿命不足五十岁、却一直拥有超过一百五十岁长老的亚马逊部落,找到了他们延长寿命的药剂,那东西能让器官在细胞层面找回曾经有过的记忆状态。所有细胞从生下来就在不停留下成长变化的印记,就像无时无刻给自己拍纪录片,我们认为那药剂能改变细胞对时间的感知,让细胞回到过去某个时刻,就像返老还童。”
他滔滔不绝,说那些人如何粗鲁地将药剂涂抹在头顶和胸口,而公司如何提纯了其中的有效成分,又是怎么让一只肝癌晚期的奶牛多活了一年。他说这项技术会颠覆人类对时间的认知,可惜出于法律和—更主要的—生物承受能力的限制,逆时疗法只能用在少且集中的细胞上。
“你的一切症状都符合我们预设的治疗对象:曾经健康,症状出现没有先兆,长期,器官并未物理受损。真正的病灶一定在你的脑子里,是管理听觉的大脑细胞出了问题,多半是细微处的堵塞或病变,这可能就是你为什么总是头疼的原因。所以只要让所有与听觉有关的脑细胞回到以前的状态就行了。只要再等一等,通过人体实验环节,你就可以用上这种技术。”
“你想给我做开颅手术。”持续的爆炸声吵得我头昏脑涨。
他哈哈大笑,把筷子掉到地上,解释说其实不用打开头骨,那都是很古早的旧手术技术了。纳米手术刀会带着有效成分从皮肤钻进去,精准完成送药后会跟着循环系统排出,连创口都不会有。
我等他说完,弯下腰去捡筷子,看见他整齐笔挺的西装裤脚,双腿都一直垂到脚踝。那个以前卷着校服裤腿跑进教室找我抄作业的少年,在全区文艺汇演里独奏小提琴的少年,这个见少离多但总是让我意外的家伙,在我眼皮子底下变成了另一个人,一种和他少年时期的憧憬完全不同的人。
“现在已经到志愿者测试阶段了,如果顺利的话,几年内就可以上市。虽然实验对象有点难找。我们招募不到志愿者,有偿的也找不到。大多数人觉得这种药有风险,但我想这次也许能治好你,我有预感。”
我不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话了:“不行也没关系。”在轰鸣声中说这句话立场不太坚定,但我从最开始就没有抱过什么希望。
“有关系。”你说着,看出了我的焦躁,“现在很吵吗?”
我点点头。
你伸手捂住我的耳朵。即使我们都明白这不会对减弱声音有任何帮助。
在手掌温度的包裹中,我有些庆幸你没有放弃,也第一次相信了你说会治好我的话。
甩开种种不安,我少见地允许自己妄想以后,再一次听着音乐跳舞的画面。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你会对自己做的一切后悔不已。不光是因为你在我重新学会跳舞时突然失去了观看和照顾我的能力,更因为你会最后终于相信逆时药才是一切的源头。
等你明白我的意思,相信我说声音和画面的速度被改变了时,我已经过了那个最关键的瞬间了。
但你的症状会比我的更让人灰心:在你所有的生病时间里,你都看不见任何东西。
有时候我会想,这可能是我们能在一起这么长时间的根本原因:我适应性强而且被动,你拒绝现实所以主动,我们正好是相反互补的两个极端。
所以在听力出问题之后,我能够靠自己接受这个现实,而你明明有放弃音乐毅然决然去学医的果断,也坚持不懈地尝试一切治疗我的可能性,却在失去视力的那一刻几乎要被压垮。
在境遇颠倒时,我们在某些层面上交换角色,变成了对方。可能这就是爱情的意义:它将两个人揉捏在一起,让他们互相吞噬吸收对方的一部分,等回过神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各自做出了原本只有对方才会做的事情。
没有谁应该依附另一人存在,只有自己能够站立的乔木才有互相搀扶的资格。
秦浩的父亲沉默地领着我穿过客厅时,金属声叽叽喳喳、断断续续地刺激耳蜗,我假装没有注意到他母亲怨恨的眼神。
细节已经提前从视频电话里知道了。猜测是研究药品泄露但尚未证实,秦浩走在路上突然就眼前一黑,差点撞车。之后除了打个电话请朋友把自己送回家,和说要见我以外,他一句话都不说。
良久的沉默之后,秦浩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不可能瞎了。药封得好好的,全都是我亲自检查过的。”
“你看不见了这件事,和你正在研究的东西有关的可能性大吗?”我问。
他懊恼地一言不发,我想这是被我说中的意思。也没有什么别的可能性让一个健康的人突然失去视力了。
“项目组里的人来我家看过,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志愿者肯定更难找了。”
他的书桌上散落着拟好但没签的合同,上次提到缺志愿者已经是半年前的事了。如果研究进度卡在这里,秦浩就总也不会弄清楚自己为什么看不见了。这件事的优先级在一念之间就上升到了我的听力问题之上。
“……受药器官有可能出现的器质性损伤、病变与功能丧失……”我紧盯着合同上这行字。这个器官是大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