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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谋新政直隶揽才 争满洲日俄欲战（第2页）

“欲兴工艺，非设专局不能收效，既然我向宫保提出建议，当然没有推辞的道理。”

接下来，就谈当前急需破题的具体事项。周学熙认为，振兴实业，发展工商经济，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非科举所能培养：“学堂为人才根本，工艺为民生之计，工艺非学不兴，学非工艺不显，发展工艺必先兴教育。如今是商战之天下，而商战的背后则是学战，每办一事必设一学，兴学为振兴工商业之基。”周学熙建议立即开始筹建高等工艺学堂，招收十五岁以上，资质聪颖、身体健壮且学习英文二三年者入学，“工艺之学以理化为基础，大清物产地质胜于泰西各国，而制造却大为逊色，主要就是不知化学工艺之法。所以，高等工业学堂课程设置上，以理化为主，参照日本高等学堂的课程，至少包括英文、算学、汉学、物理学、矿物学、制造学、机器学等科目。可胜任教学的人才，大清最为缺乏，必须不惜重金、高价聘请英人、日人技术专家，不论其出身、资格，只重真才实学。”

袁世凯点头道：“将来洋员的聘任，由你具体安排人操办。”

周学熙认为，培植工艺人才，必须注重讲授理法，继以实验，有实际操作能力：“办学不能纸上谈兵，必须工学并举，在创办学堂的同时，要创建实习工场，募中外各专门技匠，招收工徒，实地练习。这样实习工场与工艺学堂联络一气，两相促进。”

袁世凯对这个建议也很赞同。

“这两条是针对培养人才而言，而要大兴工艺，更要开导全省绅民勃兴工业思想，建立考工厂也是当务之急。”周学熙认为，考工厂在搜集陈列本省土产、外省货物及外国制品的同时，应附设工商研究所，研究新法，仿制洋货；还要附设工商演说会，每月举行两次演说；为了开通民智，将来还要举办劝工展览会。对有志兴办工业的绅商，官银号要给予资金扶持，同时还要在税厘上给予减免，“宫保，如果按这些办法扎实推行，三五年内，直隶工业必有可观。”

“缉之，咱们立个君子协定，你的计划我全力支持，所需开办经费从银元局盈利项下提取。我的要求是，直隶工艺总局今年内必须小有所成，三年内直隶工业必须有所改观，五年必须大见成效。这个军令状，敢不敢立？”

“开弓没有回头箭，我就与宫保立军令状！”周学熙找纸笔真立军令状。

“缉之，我们是君子协定，不必见诸笔墨。我不过是激将，希望你能理解我大办工业的迫切心情。”

“宫保放心，我必竭尽所能，鞠躬尽瘁。”

谈完了直隶工艺局，袁世凯又问：“缉之，你说科举培养不出新式人才，此议颇中时弊。北洋将来延揽人才，必须着眼一个新字。朝廷马上要开经济特科，想来里面会有不凡之辈。我想从中寻几匹千里马，原来打算托你去办这件事，你忙于工艺局，就不能再耽误你的时间。这件事交谁办合适？”

“交给菊翁好了。他就在京城，又是翰林前辈，他出面为北洋延揽人才，再便当不过。”周学熙说的菊翁，就是兼管北洋京郊驻军营务处的国子监司业徐世昌。

“我也是这么打算。我想把前面两三名都挖过来，怎么样？”

“哦，宫保是这样一副雄心，那就得让菊翁着实下番功夫。薪俸要优厚自不必说，更要有一番打动人家的说辞。听说湖北张香帅也在打这批人的主意，他又是特科主考，近水楼台，比我们便当。”

袁世凯笑了笑道：“那就更要把人挖过来了！要和这位翰苑前辈争人才，看来要好事多磨了。”

“如果宫保还不放心，可以请另一个人出山，有他和菊公做说客，把握则十有八九。”

“咦，还有这样一个能人？”袁世凯问，“缉之所说是何人？”

“他姓严名修，字范孙，号梦扶。他祖籍是浙江，不过他本人出生在天津，要说他的科甲仕途真是一帆风顺，二十四岁就中进士、点翰林，甲午年后就任贵州学政。但他对科举取士很不以为然，到了贵州并不让学子们孜孜于旧学、八股，自掏腰包设官书局，购置大量西学书籍，在考试中还要考西学，他本人亲自执教数学。”

“哦，这位严范孙，还真不是凡人。”

“在学政任上第二年，他就上书皇上，建议改革科举，录用在政治、经济、外交、算学、格致、制造等方面有专长的经世致用人才，并提议设立经济专科取士。说起来今天的经济特科，创始人就是严范孙。”

袁世凯仰脸望着天棚，显然是在想事情。周学熙便住嘴，让他静心想。过了一会儿，袁世凯平静地说道：“缉之，我想起来了，这位严范孙，当年我在小站练兵时，菊人领他来见过我。好像他们是同年进士。”

周学熙惊道：“对啊，他们是同年。人都说宫保阅人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今天我算是领教了。七八年前一面之交，宫保竟然还能想得起来。”

“如今他在哪里高就？好像没在官场上听说过他。”

“他如今远离官场，在家办私塾呢。他因为提议设特科取士，又对科举不以为然，翰林院的同事们颇疏远他。戊戌年变法失败后，有人要把他列为康党，他见机不好，就辞官回天津办起家塾来。”

严修家族是盐商世家，家境富足，自然不必为生计犯愁，一门心思把家塾当成他教育改革的实验地。一个崇尚西学的人，所办家塾当然与普通家塾不同，课程有英文、数学、理化等。上半天读经书，下半天读洋书，不但如此，每周还有两个半天或者带着学生骑脚踏车，或者跳高、跳远，还踢足球，真是让天津人大开眼界。开始只有他的子侄五六人，后来亲戚邻居的孩子都争相入塾，已经颇具规模。

“他所请的先生叫张寿春，字伯苓，是北洋水师学堂出身，在北洋舰队时正赶上甲午海战。日本人占据威海不还，后来英国人又强租威海卫，当初去办理接收和转让手续的随员中就有张伯苓。船到威海卫的头一天，降下日本的太阳旗，升起大清的黄龙旗。第二天，又降下大清的黄龙旗，升起英国的米字旗。两日之间，国帜三易，张伯苓大受刺激，回来就退役，在天津靠教家塾糊口。张伯苓与严范孙一样，都认为科举不出人才，非痛加改革不可，所以两个人把家塾当成了新式教育的实验场，真正是乐此不疲。”

袁世凯感叹道：“依我看，这两个人还真是了不起。缉之，你与范孙熟不熟，你替我传话给他，我想在直隶大办新式教育，准备成立学校司，想让他来当总办，他肯不肯出山？”

“我与他只能算认识，我试一下，若不成，再请菊公出山。”

过了几天，周学熙回话：“宫保，我是请不动严范孙的大驾。”

“他怎么说？”

“他说自己对新式教育还是半瓶子醋，不敢出来献丑。”

袁世凯又问：“他是不是有翰林清流的毛病，看不上我这异途的总督？”

“决然不是。范孙为人十分谦和中厚，有人评价他，如一罐高汤，清而有味，不是那种拈酸拿醋的酸文人。”

“难道要请菊人兄出面？”

当时，袁世凯最为宠信的段芝贵也在座，便说：“何必舍近求远？要让严范孙出山，找王益孙好了。”

段芝贵是安徽合肥人，李鸿章的小老乡，给李鸿章当过书童，人很机灵，很受李鸿章喜欢。后来北洋武备学堂创立，李鸿章就派他入学。他学习不太上心，正经的军事本领没学到多少，却有一样长处，极善于处理各种关系，而且乐此不疲。段芝贵的父亲是淮军军官，与袁世凯相识，于是把段芝贵送到小站新军中。袁世凯用其所长，让他做了督操营务处提调，其实并不到督操营务处公干，一直待在袁世凯身边负责接待客人。袁世凯当了山东巡抚，段芝贵就出任文巡捕，所有文武官员要见袁世凯都要经他安排，结果井井有条，众口称赞。如今他本职是天津北段巡警总办，但依然很少去巡警局，还是在袁世凯身边。

袁世凯望着他说：“香岩，你可别信口雌黄，缉之没有请动严先生的大驾，你怎么视事如此之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