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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科举考试 人才之战 状元争夺战 南北方的政治与文化较量（第2页）

在今天看来，司马光提倡的“分省录取”制尽管有私心，但确实也反映了当时北方地区在经济文化上相对南方表现出了衰落，因此，“分省录取”制有着“补偿性正义原则”的因素，不能说全然没有道理；但欧阳修的意见也不无道理，公平竞争符合“程序性正义原则”，也有利于国家对人才的最优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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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决定政策走向的，是政治斗争的胜利者。

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反对变法的司马光重新上位，并将北宋的科举录取制度，实行了初始化的“逐路取人”（分省录取）制——即作为北方地区的齐、鲁、河朔诸路（省），可以与南方的东南诸路（省）分开考试，并平均分配，保障北方地区的进士录取名额。

尽管在进士考试中，可以受到名额保障的大锅饭照顾，然而一到了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环节，由于状元录取不分地域和籍贯，因此南方人的聪明才学，立马全面爆发，司马光对此曾经恨恨地说：“闽人狡险，楚人轻易！”

言下之意是说，南方人都很狡诈，统统都不可靠。在司马光看来，不仅是欧阳修、王安石这些江西人让他不爽，所有南方人，在他看来都很“狡（猾阴）险”！

政治上虽然有争论，但是南北地区的文化教育失衡，也越来越严重。

在后世扬名的唐宋八大家（唐代韩愈、柳宗元；宋代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欧阳修）中，除了韩愈（今河南洛阳人）、柳宗元（今山西运城人）两位唐朝名家是北方人外，宋代的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个人，是今天的四川眉山人；王安石是江西抚州人，曾巩是江西南丰人，欧阳修是江西吉安人。

可以说，唐宋八大家的籍贯所在地，也反映出了从宋朝开始南方文化的全面反超北方。

在现在可以考据的北宋进士9630人中，其中南方诸路（省）为9164人，占比高达95。2%；北方诸路（省）仅为466人，占比仅为可怜的4。8%。北方地区在文化教育、科举成绩上的全面落后南方，在北宋中后期开始，也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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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考试与状元分布，这种严重的失衡状态，最终酿成了一起超级命案。

明朝洪武三十年（1397年）三月，这一年的科举会试结果公布后，北方的学子立马炸开了锅：

原来，这次科举考试录取的状元陈?是闽县（今福建闽侯）人；榜眼尹昌隆，是江西泰和人；探花刘仕谔，是浙江山阴人——而其他49名进士也全部是南方人。

北方士子们对此非常愤怒，认为是主考官、湖南茶陵人刘三吾作弊偏袒、荫护南方人。

事情闹大了，朱元璋于是下令，派前科状元张信等翰林院的高才，成立联合调查组重新进行评卷，结果张信等人调查来调查去，都认为刘三吾等人的评卷很公平，录取结果不存在什么问题。

对于张信等人的这个复查结果，朱元璋立马勃然大怒。

原来，在朱元璋看来，当时北方地区经过女真人（金国）、党项人（西夏）和蒙古人（元朝）等少数民族政权，历时200多年的统治，才被明朝这一汉人政权收复，此时北方的人心不稳，对于当时明朝、这个位处南京的“南方政权”有的还心存疑虑，虽然刘三吾等人的评卷很可能是公平的，但是却违反了收买北方士子人心这一“政治正确”原则。

在朱元璋看来，如果不“均衡性”地照顾下北方的读书人，那么明朝这个当时的“南方政权”，是难以有效收买北方人心的，且不利于国家的统一。

在此情况下，朱元璋最终下令，将新科状元、福建人陈?，以及复审官员、前科状元张信等20多人分别处死，而主考官刘三吾由于当时已经85岁，才得以逃过一死，被革职充军处理。因此，陈?、张信这两位朱元璋时期的新老科魁，也成了历史上死得最冤的状元。

杀死陈?、张信等状元和南方士子后，明朝洪武三十年（1397年）五月，朱元璋又宣布重新进行科举考试，这一次朱元璋自己亲自阅卷，并将全部61个进士名额，都分给了北方人。同年六月，朱元璋自己主持殿试，专门录取了山东人韩克忠为状元，以笼络北方士子。

这个惨案发生后，后世将当年的第一榜称为南榜；而将第二榜称为北榜，这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南北榜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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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死后，到了明宣宗宣德二年（1427年），明朝开始实行南北中卷制度，即将全国的科举考试划分为南区、北区和中区，实行分地区录取；到了清朝顺治年间，将中卷并入南、北卷，开始实行南北卷制度；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南北卷制度最终被废除，实行了分省录取制度。

尽管明清时期实行南北卷制度和分省录取制度，但在排定进士名次的殿试环节，仍然是公平竞争，在此情况下，南方士子的科考能力也得到了充分展现：在明朝有籍贯可考的89位状元中，前三甲的省份仍然位处南方，分别是：浙江19人；江西18人；江苏14人。

到了清朝时，长江中下游的东南地区更是进一步崛起，在清代114位状元中，江苏占了46人；浙江20人；安徽9人。

明清两代，北方地区被彻底挤出了状元前三甲地区。

这种状元集中的趋势，在东南地区更明显：历数中国古代448名有籍贯可查的状元，各省出状元最多的，首先是江苏76人；其次是浙江64人——仅仅江苏、浙江两地的状元就达到了140人，占比高达31。25%，对此，历代的说法是：天下英才尽出东南。

由于北方的状元实在太少了，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当看到阅卷大臣进呈的前十名试卷中，有一个陕西人王杰竟然排在第三时，乾隆皇帝感慨万千，特地将王杰从第三提拔为第一名，以此照顾下北方的读书人，王杰也因此成了清朝时，陕西全省乃至整个西北地区，唯一的状元。

1904年7月，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一次殿试在北京举行，在经过一番考评后，主考大臣将最终结果呈递给了慈禧“钦定”。

当时，清廷内外交困，正准备做70大寿的慈禧，希望从科举中得到一点吉利兆头，没想到她一翻开主考官们定为头名的试卷，竟然是广东清远人朱汝珍，一想到被慈禧下令推落井中溺死的珍妃，再加上广东又出了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这些“逆匪”，慈禧心中非常恼怒，立马就否决了朱汝珍的状元称号。

接着，慈禧又看了第二名的试卷，没想到这个人竟然是直隶（今河北）肃宁人刘春霖。当时，北京一带正闹干旱，刘春霖的名字非常吉祥，加上慈禧觉得刘春霖是肃宁人，肃宁这个名字有天下太平之意，于是凤颜大悦的慈禧，立马就将刘春霖从第二名调转成了第一名状元。广东人朱汝珍则因此与状元擦肩而过，成了中国科举史上的末代榜眼。

河北人刘春霖，则成了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位状元。

至此，中国的南北状元之争，终于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