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里头,保管员邵永贵——乡里人都喊他老邵,正趴在靠窗的那只厚实的木质柜台后面打盹。他面前摊着一本厚厚的台账,手边扔着一个老旧的黑木算盘,看样式怕是比我岁数都大,几颗磨得发亮的算盘珠子散落在积了层薄灰的台面上,像是被人遗忘的星子。
这突如其来的动静把他吓得一激灵,猛地抬起头,鼻梁上架着的那副老花眼镜“噌”地一下滑到了鼻尖,颤巍巍地挂着,露出了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那眼睛里,先是满满的惊慌,像是受惊的兔子,随即又涌上一股挥之不去的疲惫,像是熬了好几个通宵。
“邵会计,这班上的,挺清闲啊。”段旭从后面跟上来,他比我年轻几岁,性子更烈一些,说话也带着股冲劲。他把那个从李老四地窖里搜出来的牛皮纸账本往柜台上不轻不重地一拍,发出“啪”的一声脆响,在这空旷的供销社里回荡。“这账本最后一页右下角这个‘邵’字,是你老邵的笔迹吧?”
老邵的脸“唰”地一下就失去了血色,变得惨白惨白的,跟柜台上那些卖不出去的陈年粉饼子似的。他手忙脚乱地把眼镜扶正,手指却像是不听使唤,无意识地在算盘框上胡乱拨弄着,那些散落的珠子被碰得“噼啪”作响,杂乱无章,像是他此刻慌乱的心跳。“段……段警官,您……您这是说哪儿的话……俺,俺就是个看仓库、记记账的糟老头子,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借俺十个胆子,也……也不敢干那违法乱纪的事啊……”他的声音发飘,带着明显的颤抖。
我没心思听他这苍白无力的辩解,径直绕过柜台,走到后面的货架区。那里堆得乱七八糟,一些空纸箱东倒西歪,上面印着“雪花膏”“搪瓷盆”的字样,还有些破旧的麻袋,装着不知道是哪年剩下的陈粮,散发着一股潮湿的霉味。我蹲下身,扒开几个摞在一起的空箱子,下面赫然露出了几个印着“杏花村”字样的空酒箱。那酒箱的材质,是厚实的硬纸板,边角还带着暗红色的酒渍,样式也是那种最常见的六瓶装,和我们在丁庄村李老四地窖里起获的那些装酒的箱子,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上个月底,邻县红旗供销社被盗的那批‘杏花村’白酒,数量不少,足足有五十多瓶,一部分就藏在了丁庄村的地窖里,主犯李老四已经全部招供了,人证物证都在。”我拿起一个散落在旁边的空酒瓶,瓶身上的标签已经有些模糊,但“杏花村”那三个烫金大字依然清晰。我把酒瓶在手里掂了掂,目光锐利地看向老邵,像是要把他从里到外看个透。“这种酒,正规进货价是八块钱一瓶,你们供销社按理说也是这个价进货,可我查了卫生院的采购记录,你们转手卖给他们,却是十五块一瓶。老邵,你这保管员当得,这利润算盘打得可比谁都精啊。”
老邵额头上,豆大的汗珠“唰”地一下就冒了出来,顺着他蜡黄的鬓角往下流,钻进油腻的衣领里,又滴落在柜台面的灰尘上,晕开一个个深色的小圆点,像是一朵朵迅速绽放又枯萎的墨花。“俺……俺是一时鬼迷心窍……俺糊涂啊……”他的声音开始发抖,带着明显的哭腔,肩膀也跟着一抽一抽的。
“糊涂?”段旭在一旁冷笑一声,那笑声里满是不屑,语气更是咄咄逼人,“你利用供销社保管员的职务之便,监守自盗,这已经不是小错了。你还勾结李老四这样的社会闲散人员,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盗销链条,从盗窃到窝藏再到销售,一环扣一环。你甚至还拉拢像张栓柱这样家里有困难的村民下水,让他们帮你望风、转运,这叫一时糊涂?这叫组织犯罪!性质恶劣得很!”
老邵像是被段旭这番话抽走了全身的骨头,“扑通”一声瘫跪在了地上。他穿着一双破旧的解放鞋,膝盖重重地磕在坚硬冰冷的水泥地上,发出一声令人牙酸的闷响,听得我都觉得膝盖生疼。“俺认……俺认……求求政府宽大处理……求求你们了……”他双手撑在地上,脑袋深深地低垂着,几乎要碰到地面,声音因为极度的恐惧而扭曲变形,“俺儿子……俺儿子在部队上……是个好兵,训练刻苦,还得过嘉奖……前阵子打靶训练,不小心……不小心伤了老百姓的羊,就几只羊,可人家闹得厉害,说要赔一大笔钱,不然……不然部队就要按严重违纪处理,把他当逃兵处理送回原籍啊!俺就这一个儿子,他要是毁了,俺这老骨头也活不成了……俺……俺也是走投无路了……”这个年纪足以做我们父辈的男人,此刻蜷缩在地上,哭得像个无助的孩子,泣不成声。
我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沉甸甸的。我上前一步,想扶他起来。就在我的手触碰到他后颈的时候,隔着他那件薄薄的、洗得发白的旧秋衣,隐约感觉到一块凹凸不平的疤痕,面积不大,但触感很明显,像是被什么东西烫过留下的旧伤。我心里微微一动,这疤痕……有点眼熟。我没多说什么,把他扶到旁边那条长条形的条凳上坐下,语气放缓了一些:“你儿子叫什么名字?在哪个部队服役?具体是哪个单位?”
老邵还在抽噎,听到我的话,断断续续地说:“叫……叫邵灵军……在新疆……乌鲁木齐那边当兵……具体哪个单位,俺记不太清了,信封上写着啥部队……俺文化浅,认不全……”他的声音越来越低,充满了羞愧和自责,“俺对不起他……更对不起……对不起这身曾经穿过的衣服啊……”
最后这句话,像一颗小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让我和段旭都愣住了。“你也当过警察?”段旭忍不住脱口问道,眼睛里满是惊讶。在这穷乡僻壤的供销社里,一个不起眼的保管员,竟然还穿过警服?
老邵用袖子胡乱地擦了把脸,把脸上的泪水和鼻涕都抹在了上面,然后颤抖着手,从贴身的内衣口袋里,掏出一个用塑料薄膜层层包裹着的东西,像是珍藏着什么稀世珍宝。他小心翼翼地打开外面的塑料薄膜,里面是一张已经严重泛黄、边角都磨损卷翘的黑白照片。照片上,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穿着一身笔挺的七八式警服,戴着缀有红色领章的棉帽,身姿挺拔地站着,胸前别着一枚小小的徽章,上面隐约能看出“昝岗派出所”的字样。他对着镜头,露出一个略带拘谨却又充满朝气的笑容,眼神清澈而坚定。那眉眼,那轮廓,依稀能看出正是年轻时的邵永贵。
我的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了一下,猛地一缩,呼吸都为之一滞。照片上那身熟悉的警服,那背景里熟悉的昝岗派出所那栋低矮的门楼,还有他胸前那枚徽章……让我瞬间想起了赵所长曾经在一次酒后,带着惋惜语气提起过的往事。大概是在七九年前后,所里确实有个姓邵的年轻民警,业务能力不错,脑子活,手脚也勤快,就是性子有点倔。后来因为家里老人重病,急需用钱,他一时糊涂,挪用了少量办案经费,虽然事后他很快就悔悟了,并且东拼西凑把钱给填补上了,但错误已经铸成,组织上没法姑息,最终还是被开除了公职……没想到,那个人,竟然就是眼前这个憔悴落魄、头发都花白了的老邵。
“你……你应该比谁都清楚,这么做的后果。”我的声音低沉下来,带着一种说不出的复杂情绪,有惋惜,有不解,还有一丝痛心。他曾经也是穿这身警服的,他应该明白法律的红线在哪里,触碰的代价是什么。
“知道……俺知道……”老邵的头深深埋在臂弯里,肩膀剧烈地耸动着,压抑的哭声从臂弯里传出来,闷闷的,“可灵军是俺邵家的独苗啊……他从小就想当兵,好不容易才穿上那身军装,那是他的命啊……他要是背个处分被开除回来,这辈子……这辈子就真的毁了啊……俺不能眼睁睁看着……俺没本事,挣不来那么多钱,只能……只能走了这条路……俺对不起当年培养俺的领导,对不起这身警服啊……”
段旭在一旁默默地做着讯问笔录,钢笔尖划过纸页,发出“沙沙”的轻响。在这寂静的、弥漫着陈腐商品气味和绝望情绪的供销社里,这声音显得格外清晰,像是在为老邵的失足,写下一笔沉重的注脚。我转头望向窗外,不知道什么时候,天空又飘起了雪花,起初是零星几点,后来越来越密,纷纷扬扬的,像是要把整个世界都覆盖住。
我突然觉得,这场全国范围的“严打”斗争,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抓捕罪犯、打击犯罪的行动,它更像是一场为社会肌体刮骨疗毒的艰苦手术。有些“毒”是在表面的,比如那些明目张胆的抢劫、杀人犯,很容易识别,也容易下手,手到擒来;但有些“毒”却已经深入骨髓,与血肉交织在一起,就像老邵这样,因为一时的困境,加上糊涂的念头,一步步滑向了犯罪的深渊。对待这样的“毒”,需要更耐心、更细致,甚至带着些许不忍地去剥离,去化解。既要依法惩处,维护法律的尊严,又要看到他背后的无奈和悔恨,尽可能地挽救。
回丁庄村的路上,雪下得更大了,路面积了一层薄薄的雪,自行车轮碾上去,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段旭推着自行车,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忍不住问我:“明森,你说这老邵,明明在派出所干过,知道法律的厉害,知道那底线碰不得,怎么到头来,自己反而栽进去了呢?这不是明知故犯吗?”
“或许,”我打断他,目光掠过道路两旁被积雪覆盖的、静谧的田野和村庄,那些低矮的土坯房顶上都积了雪,像是盖了一层厚厚的棉被,“正是因为他先是一个父亲,然后才曾经是一个警察。当父亲的职责与曾经的职业操守发生剧烈冲突时,那种对儿子的爱,那种救子心切的冲动,有时会压倒理性的堤坝。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只是他选错了弥补过错的方式,用一个错误去掩盖另一个错误,结果越陷越深。”我顿了顿,寒风卷着雪花打在脸上,有些疼,我的声音在风雪中显得有些飘忽,“我们的职责是抓捕违法犯罪者,维护法律尊严,这是底线。但目的,不是为了彻底毁掉他们和他们的家庭,而是为了震慑犯罪,廓清社会风气,最终,是让更多像张栓柱家那样的普通人家,能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不用为了生计去铤而走险。”
段旭没再说话,只是默默地推着车,雪花落在他的警帽上,很快就积了一层白。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雪已经停了,太阳挣扎着从云层里探出头来,给白茫茫的大地镀上了一层微弱的金光。张栓柱是自己来派出所设在队长家的临时办案点投案的。他背着一个洗得发白的旧布包,那布包的边角都磨破了,露出里面的棉絮。他一进门,就把布包放在地上,然后恭恭敬敬地站在那里,低着头。
“周警官,俺跟你走。”他的眼睛又红又肿,像是哭了一夜,布满了血丝,但眼神却比我们前几次见面时清亮、坚定了一些,“俺媳妇醒了,昨儿个醒的,她听俺说了这事儿,把俺骂了一顿,骂得俺狗血淋头……她说,再穷再难,也不能占公家的便宜,更不能干亏心事,那钱拿在手里,晚上都睡不安稳。这糖,”他指了指地上的布包,“她说啥也不能要,让俺一定还给您,说不能欠公家的情。”
我弯腰打开布包,里面是那两斤我放在他家门槛上的红糖,用红纸包着,原封未动,上面还能看到我留下的指印。我没有去接那个布包,只是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他的肩膀很宽,却因为常年劳作和营养不良而显得有些单薄。“先放在你这里吧。好好保存着,等你改造结束,回来了,亲自拆开,给娃熬糖水喝,也给你媳妇补补身子。她身子弱,需要营养。”
张栓柱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像断了线的珠子。这个饱经生活磨难的汉子,平日里再苦再累都咬牙挺着,此刻却哭得像个委屈的孩子:“周警官……俺……俺对不起您的信任……对不起组织的培养……俺不是人……”
“信任,是留给那些愿意遵守规则、坚守底线的人的。”我一边说,一边从口袋里拿出手铐,动作很轻,但每一个程序都一丝不苟地给他戴上。冰冷的金属接触到他粗糙的手腕皮肤,他微微瑟缩了一下。“但法律,是面向所有人的,对谁都一样,不会因为你有难处就法外开恩。进去以后,好好接受改造,深刻反省自己的错误。你媳妇和儿子,村里、所里,都会帮忙照看着,不会让他们饿着冻着,你放心。”
老队长站在门口,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旧棉袄,腰里系着根绳子,手里紧紧攥着一个用手帕包起来的小包裹。他看到张栓柱戴着手铐,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最终还是没说出来,只是把那个小包裹递过来:“周警官,这钱……你看……”
我打开手帕,里面是一些零零散散的毛票和角票,还有几张一块、两块的,总共加起来也就十几块钱。不用问也知道,这是丁庄村几十户村民你家五分、他家一毛凑出来的,都是些牙缝里省下来的钱。“交给村医,”我的声音沉稳而有力,“专门用于给栓柱媳妇买药、打针。告诉她,她男人是一时糊涂犯了国法,该受惩罚,但他不是孬种,是为了这个家才走错了路。让他安心改造,家里有我们,有乡亲们帮衬着,天塌不下来。”
老队长重重地点了点头,眼眶也红了。
雪又开始下了,这次是细密的雪粒,像盐一样撒下来,落在张栓柱宽阔却略显单薄的肩膀上,很快积了薄薄的一层。他跟着我们派出的队员往乡派出所走,脚步很稳,一步一个脚印踩在雪地上,自始至终,没有回头。我知道,他是怕一回头,看到家里的方向,就再也迈不开步子了。
我站在村口那棵老槐树下,望着他那在风雪中逐渐模糊的背影,心里五味杂陈。突然想起刚到昝岗派出所报到时,带我的老民警老王,他是个快退休的老公安,脸上布满了皱纹,像是刻着岁月的故事。有一次,我们蹲守一个小偷,蹲到后半夜,冻得实在受不了,就在旁边的草垛上歇脚。老王一边卷着旱烟卷,一边用他那带着浓重地方口音的话对我说:“明森啊,咱当警察的,破案不能光靠蹲守、靠审讯,那都是笨办法,是下策。你得像那村里家家户户的烟囱,得深深地扎根在老百姓的灶台上、炕头边,你得能闻出他们锅里煮的是啥,是稀粥还是干饭;能听出他们夜里为啥叹气、为啥哭,是因为没钱还是因为闹别扭。你能做到这些,才能真的摸到案子的脉,才能知道,哪户人家是真的不对劲,心里藏着事儿;哪户人家,只是被日子逼得暂时迷了路,需要人拉一把。”
那时候,我还不太明白老王这番话的深意,觉得破案靠的就是证据和逻辑。但经过丁庄村这档子事,我好像有点懂了。这轰轰烈烈的“严打”风云里,有法律冰冷而坚硬的铐锁,这是维护秩序的必须;但也有千家万户灶台里生生不息的、温暖的火光,这是社会的根基。抓捕罪犯,是我们的职责与本分,义不容辞;但如何让这法律的执行,不至于彻底吹灭那些在风雨飘摇中艰难燃烧的、属于人性的、家庭的微弱火苗,如何在惩治犯罪的同时,尽可能地保留一份改过自新的希望,或许,才是我们这些身穿警服的人,需要真正用心去琢磨和把握的、更深层的本事。就像老邵,他曾是同行,却因一念之差失足,可他对儿子的爱虽用错了方式,却也并非全然泯灭人性;张栓柱为生活所迫,虽触犯了法律,但其本心并非十恶不赦,尚有挽救的余地。
处理完张栓柱的事,我回到临时办案点,老队长正蹲在门槛上抽着旱烟,见我进来,连忙掐灭烟锅子站起来:“周警官,这往后……栓柱家娘俩可就全指望村里和你们了。”他脸上满是忧虑,“秀兰那身子骨,怕是撑不住多久,小军还小,正是长身子的时候,可不能……”
“队长您放心,”我打断他的话,语气坚定,“所里已经跟乡民政那边打过招呼了,会给栓柱家申请困难补助,虽然不多,但至少能保证娘俩不饿着。村医那边,我也特意交代过,秀兰的药不能断,费用先从村民凑的这笔钱里出,不够的部分,我来想办法。”
老队长听了,眼圈一红,使劲搓了搓手:“那……那可太谢谢你们了,谢谢政府了!俺代表丁庄村的老少爷们,给您作揖了!”说着,他就要弯腰行礼。
我赶紧扶住他:“队长,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乡亲们信任我们,我们就不能让他们寒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