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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清代考证学002（第1页）

第九章　清代考证学002

故戴氏弟子之传其学者，皆治字义、名物制度而不敢及于义理。

凌廷堪《东原先生事略状》：“先生之学，无所不通；而其所由以至道者，则有三：曰小学，曰测算，曰典章制度。至于《原善》《孟子字义疏证》，由古训而明义理，盖先生至道之书也。先生卒后，其小学之学，则有高邮王念孙、金坛段玉裁传之；测算之学，则有曲阜孔广森传之；典章制度之学，则有兴化任大椿传之；皆其弟子也。昔河间献王实事求是，夫实事在前，吾所谓是者，人不能强辞而非之；吾所谓非者，人不能强辞而是之也。如六书九数及典章制度之学是也。虚理在前，吾所谓是者，人既可别持一说以为非；吾所谓非者，人亦可别持一说以为是也。如义理之学是也。故于先生之实学，诠列如右，而义理固先生晚年极精之诣，非造其境者，亦无由知其是非也。其书具在，俟后人之定论云尔。”

今按：凌氏此文，发明戴学传授，至有关系。盖东原一生精力所萃，及其著书成就，本在考古穷经一路。其晚年发挥义理，又深诋宋儒之意见臆说，而一本于古训。故传其学者，亦更不敢凭空说理，而惟益尽力于考古穷经之途。盖不敢遽希其师之所至，而惟依循其师之所由至者以为学，此亦当时学者谨慎忠实之一端也。段玉裁《戴先生年谱》，记先生初谓天下有义理之源，有考核之源，有文章之源。后数年，又曰：“义理即考核、文章二者之源也，义理又何源哉？”其后段氏重刻《戴东原集》，作序云：“玉裁窃以谓义理、文章，未有不由考核而得者。自古圣人制作之大，皆精审乎天地民物之理，得其情实，综其终始，举其纲以俟其目，与以利而防其弊，故能奠安万世。先生之治经，凡故训、音声、算数、天文、地理、制度、名物、人事之是非善恶，以及阴阳气化、道德性命，莫不究乎其实。盖由考核以通乎性与天道。既通乎性与天道，而考核益精，文章益盛。用则施政利民，舍则垂世立教而无弊。浅者乃求先生于一名一物一字一句之间，惑矣。”胡适《戴震的哲学》谓：“段氏既亲闻戴震义理为文章、考核之源之说，却又以为考核乃义理、文章之源，可见得一解人，真非易事。”不知段氏之意，以戴震所谓义理为考核、文章之源者，乃既通乎性与天道以后事，非下学所能妄希。至于所以求通乎性与天道者，则仍本诸考核。故段氏非明背师说，乃正所以善会师说也。戴学之所以卒不出于考核之途者，其故在此，不得尽归罪于戴派后学之无解人也。盖皖派本以承统走入革命，重自革命返归承统，其流变之迹如此。

而段、王小学，尤推绝业。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戴门后学，名家甚众，而最能光大其业者，莫如金坛段玉裁、高邮王念孙，及其子引之。故世称戴、段、二王焉。段氏书最著者，曰《说文解字注》《六书音韵表》。念孙书最著者，曰《读书杂志》《广雅疏证》。引之书最著者，曰《经义述闻》《经传释词》。戴、段、二王之学，所以特异于惠派者，惠派治经，如不通欧语之人读欧书，视译人为神圣，汉儒则其译人也，故信凭之不敢有所出入。戴派不然。封于译人不轻信，必求原文之正确，然后即安。惠派所得，断章零句，援古正后而已。戴派每发明一义例，则通群书而皆得其读。故惠派可名汉学，戴派则确为清学而非汉学。以爻辰纳甲说《易》，以阴阳灾异说《书》，以五际六情说《诗》，其他诸经义，无不杂引谶纬，此汉儒通习也。戴派之清学，则芟汰此等，不稍涉其藩，惟于训诂名物制度注全力焉。”今按：梁氏辨惠、戴学派异处，亦与王鸣盛说相合。惠派惟求其古，戴派则于古求是，然亦不能舍古以成学也。

此承东原“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寻义理”之教者也。其私淑有凌廷堪，著《复礼》三篇，以“礼”字代“理”字。

《校礼堂文集·复礼下》：“《论语》记孔子之言备矣，但恒言礼，未尝一言及理也。颜渊问仁，孔子告之者惟礼，仁不能舍礼但求诸理也。盖求诸理必至于师心，求诸礼乃可以复性也。”

谓礼者，所以节情而复性。

《复礼上》：“夫性具于生初，而情则缘性而有。性本至中，而情则不能无过不及。非礼以节之，则何以复其性焉？”今按：此戴氏《疏证》已言之，曰：“礼者，天地之条理也。言乎条理之极，非知天不足以尽之。即仪文度数，亦圣人见于天地之条理，定之以为万世法。礼之设，所以治天下之情，或裁其过，或勉其不及，俾知天地之中而已矣。”此即凌氏之所本。

同时如焦循，

《雕菰楼文集·理说》（又见《论语通释》）：“先王立政之要，因人情以制礼。后世不言礼而言理。九流之原，名家出于礼官，法家出于理官。齐之以刑，则民无耻。齐之以礼，则民且格。礼与刑相去远矣。惟先王恐刑罚之不中，于罪辟之中求其轻重，析及豪芒，无有差谬，故谓理官。而治天下则以礼，不以理也。礼论辞让，理辨是非。知有礼者，虽仇隙之地，不难以辞让处之。知有理者，虽父兄之前，不难以口舌争之。今之讼者，彼告此诉，各持一理，哓哓不已。为之解者，若直论是非，彼此必皆不服。说以名分，劝以孙顺，置酒相揖，往往和解。可知理足以启争，礼足以止争也。”

阮元，

《揅经室集·书学部通辨后》：“理必出于礼也。古今所以治天下者，礼也。五伦皆礼，故宜忠宜孝即理也。然三代文质损益甚多，且如殷尚白，周尚赤，礼也。使居周而有尚白者，若以非礼折之，则人不能争。以非理折之，则不能无争矣。故理必附乎礼以行。空言理，则可彼可此之邪说起矣。”今按：阮氏称凌廷堪《复礼篇》为“唐、宋以来儒者所未有”（见《揅经室集·次仲凌君传》），又极推焦循，故所论亦如出一辙。方植之为《汉学商兑》，引此辨之云（见《卷中之上》）：“按顾亭林在关中论学曰：‘横渠蓝田之教，以礼为先。孔子教颜子博文约礼。君子为学，舍礼何由？’又曰：‘某年过五十，始知不学礼无以立。’然顾论主率履之礼，此主注疏训诂名物之礼。顾以孔门执礼约礼斥明儒心学纵恣之失，此以注疏名物制度破宋儒格物穷理之学。宗旨各有在也。此论出之最后，最巧，最近实，几于最后转法华。新学小生，信之弥笃，惑之弥众，争之弥力，主之弥坚，以为此论出，而宋儒穷理之说可以摧败扫**，万无可复置喙矣。”今按：据方氏此言，知戴派学者以礼代理之主张，其在当时所占之势力矣。方氏又辨顾氏言礼与戴派不同，则不知顾氏言礼虽主率履，而既主“经学即理学”，一切以尊古为归，则求明所以为率履之礼，自不得不取径于考核。戴派学者尽力于考核工夫，亦非不重率履，特不经考核，即率履无由耳。此则貌异实同。且戴派本自以亭林为宗，亦不必过为剖分也。

皆主其说。则稍稍纵言及于义理，即戴氏“圣人理义存乎典章制度”之意也。盖凡戴氏之斥宋儒以意见言理者，而其后学乃拘拘于考核古训。凡戴氏所谓“去私莫如强恕，解蔽莫如学”者，而其后学乃拘拘于考核古礼。明其字义即得其理。通其礼而守之，即足以去私而解蔽。此戴派学者之所孜孜以赴之者也。虽吴派学者，亦不出于古训、古礼之考核。故彼辈之所谓“实事求是”者，实未能实事以求是，乃考古以求是也。故吴、皖之学，推其极，终不出亭林“经学即理学”之一语，而与浙东之以文献证性命，颜、李之以习行修身心者，皆无当也。当汉学盛时，出而树反汉学之帜者，则有章实斋、方植之。实斋犹及与东原同时，正汉学全盛之日。

东原卒，实斋年四十。实斋卒在东原后二十四年。

其所著《文史通义》，于当时汉学频为深刻之攻击。曰：“《六经》皆史也。”

《文史通义·易教上》：“《六经》皆史也。《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而非托于空言。”

又《经解上》：“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也。”

“古人之学不遗事物，未尝离事而言理。”

又《原学中》：“古人之学，不遗事物。”

又《易教上》：“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

又《经解中》：“事有实据，而理无定形。故夫子之述《六经》，皆取先王典章，未尝离事而著理。”

“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不足与言道。”

又《原道中》：“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后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籍》，以谓《六经》载道之书也，而不知《六经》皆器也。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则固不可与言夫道矣。”

又《原道下》：“训诂章句，疏解义理，考求名物，皆不足以言道也。取三者而兼用之，则以萃聚之方，补遥溯之功，或可庶几耳。而经师先已不能无抵牾，传其学者又复各分门户，不啻儒、墨之辨也。则因宾定主，而又有主中之宾。因非立是，而又有是中之非。门径愈歧，而大道愈隐矣。”

又同上：“道备于《六经》，义蕴之匿于前者，章句训诂，足以发明之。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

“搜罗遗逸，襞绩补苴，不足与言学。”

又《博约中》：王氏（应麟）诸书，谓之纂辑可也，谓之著述则不可也。谓之学者求知之功力可也，谓之成家之学术则未可也。今之博雅君子，疲精劳神于经传子史，而终身无得于学者，正坐宗仰王氏，而误执求知之功力以为学即在是尔。学与功力，实相似而不同。学不可以骤几，人当致攻乎功力则可耳。指功力以为学，是犹指秫黍以谓酒也。今之俗儒，且憾不见夫子未修之《春秋》，又憾戴公得《商颂》而不存七篇之阙，充其僻见，且似夫子删修，不如王伯厚之善搜遗逸焉。盖逐于时趋，而误以襞绩补苴谓足尽天地之能事也。幸而生后世也，如生秦火未毁以前，典籍具存，无事补辑，彼将无所用其学矣。”

故学务当今而贵实用。

又《史释》：“传曰：‘礼时为大。’又曰：‘书同文。’盖言贵时王之制度也。学者但诵先圣遗言，而不达时王之制度，是以文为鞶悦絺绣之玩，而学为斗奇射覆之资，不复计其实用也。故道隐而难知，士大夫之学问文章，未必足备国家之用也。法显而易守，书吏所存之掌故，实国家之制度所存，亦即尧、舜以来因革损益之实迹也。故无志于学则已，君子苟有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不知当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经术，则轚悦之文，射覆之学，虽极精能，其无当于实用也审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