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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先秦诸子（第3页）

当孔子在时，其门弟子多仕贵族为家臣。

冉求、仲弓为季氏宰，子路为卫大夫孔悝邑宰，子游为

武城宰，子夏为莒父宰，子贱为单父宰，原思为孔氏宰，子羔为费郈宰，闵子骞，季氏使为费宰而辞。

而孔子则深不愿其弟子之汲汲于仕进，故曰：“三年学，不志于谷，不易得也，又曰：“天下无行，多为家臣，仕于都，惟季次未尝仕。”（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其戒子夏曰：“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冉子为季氏聚敛，则曰：“求也，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故孔门虽蒙儒家之号，而终自与往儒之仰贵族而待用之意不同也。逮孔子卒，而儒益大昌，曾子见尊于鄪君，

《说苑》：“鲁人攻鄪，曾子辞于鄪君，鄪君曰：“寡人之于先生，人无不闻。今鲁人攻我，而先生去我，胡守先生之舍？”鲁人果攻鄪，数之十罪，而曾子之所争者九。鲁师罢，鄪君复修曾子舍而复迎之。”今按：此即《孟子》曾子居武城有越寇事，鄪君则季氏也。

子夏教授于西河，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

然季孙专鲁，魏斯篡晋，皆非孔子“君君臣臣”之道，而曾子、子夏勿能正。盖至是而西周以来贵族阶级所以维系永久之礼，则已**弃无存矣。

《日知录》：“自《左传》之终，以至六国称王，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阙轶，考古者为之茫昧。如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史之阙文，而后人可以意推者也。”

儒者本务知礼，而礼终不可行。学术随世风而变。则进取者急功利而明法，李克、吴起、商鞅其选也。

李克即李悝，子夏弟子，相魏文侯。吴起，曾子弟子，用事于魏、楚。李克著《法经》，商鞅受之以相秦（见《晋书·刑法志》），为法家祖。吴起为魏西河守，令民偾表立信（见《吕氏春秋·慎小篇》）。

商鞅变法，先之以徙木。又李克尽地力，吴起在楚令贵人实广虚之地，商鞅开阡陌，徕三晋民使垦殖。又三人皆善兵事。商鞅之政，皆受之于李、吴。人尽谓法家原于道德，顾不知实渊源于儒者。其守法奉公，即是孔子正名复礼之精神，随时势而一转移耳。道家乃从其后而加之诽议，岂得谓同条贯者耶！

求之孔门，则“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冉求、季路之遗也。高尚者矜气节而傲礼，田子方、段干木、子思其著也。

田子方，子夏弟子，为魏文侯师。太子击遇田子方，引车避，下谒，子方不为礼。子击因问曰：“富贵者骄人乎？且贫贱者骄人乎？”子方曰：“亦贫贱者骄人耳！诸侯骄人则失其国，大夫骄人则失其家，贫贱者行不合，言不用，则去之楚、越，若脱躧然，奈何其同之哉？”（见《史记·魏世家》）

段干木学于子夏（见《吕氏春秋·尊贤》）。魏文侯欲见段干木，段干木逾垣而避之（见《孟子》）。魏文侯过其闾而轼（见《吕氏春秋·期贤》）。

子思事均见《孟子》。

《孔丛子》：“曾子谓子思曰：‘昔者吾从夫子巡于诸侯，夫子未尝失人臣之礼，而犹圣道不行。今吾观子，有傲世之心，无乃不容乎？’子思曰：‘时移世异，人有宜也。当吾先君，周制虽毁，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体然；夫欲行其道，不执礼以求之，则不能入也。今天下诸侯，方欲力争，竞招英雄以自辅翼；此乃得士则昌，失士则亡之秋也。伋于此时不自高，人将下吾；不自贵，人将贱吾。舜、禹揖让，汤、武用师，非故相诡，乃各时也。’”

今按：《孔丛》伪书，然此论足以征儒家讲礼之推移，发明世局之变。故孔子所称，皆君臣上下之礼，如子思、孟子则专讲士出处进退之礼。此贵族阶级日坏，士阶级日以得势之证也。

求之孔门，则箪食瓢饮，陋巷自乐，颜回、闵损之类也。其异军特起別树一帜者为墨。墨家始于墨翟，亦学儒者之业，而变其道。

《淮南子·要略》：“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糜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今按：墨家之学，盖本孔子批评贵族阶级之精神，而为更进一步之主张耳。此后许行、陈仲、庄周、老子书，则又递为更进一步之主张。其思想激进，于先秦诸子中可称左派，而儒家一脉则右派也。

墨非姓也，

江瓌《读子卮言·论墨子非姓墨》谓：“周、秦以前，凡言某家之学，皆不系之以姓。《汉志》九家，若儒、道、名、法、阴阳、纵横、杂、农，莫不各举其学术之宗旨以名家，无以姓称者。且墨子前后亦绝无墨姓之人。”

墨盖刑徒役夫之称。

《白虎通·五刑》：“墨者，墨其额也。”今按：墨即黥罪。古者以罪人为奴隶。墨家斥礼乐而尚劳作，其生活近于刑徒役夫。墨子之楚，穆贺谓墨子曰：“子之言诚善，而吾王天下之大王也，毋乃曰贱人所为而不用乎？”“贱人”即犹云“刑徒役夫”也。公尚过为越王迎墨子，墨子曰：“若越王听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于宾萌，未敢求仕。”“宾萌”者，客籍之民，亦犹“刑徒役夫”也。（《尚贤篇》以国中之众，与四鄙之萌人分言。）禽滑釐事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役身给使，不敢问故，此“刑徒役夫”之生活也。故荀子曰：“刑余罪人之丧，不得合族党，独属妻子，棺椁三寸，衣衾三领。”（《礼论》）则墨家薄葬，类于刑人也。又曰：“自为之者，役夫之道，墨子之说也（《王霸》）是明以墨道为“役夫”也。

为墨徒者，多以裘褐为衣，跤蹢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当时非笑之者曰：“此刑徒之所为，黥墨之所务也。”而因以呼之曰“墨”。墨者亦遂直承其名曰：“吾固‘墨’也。虽然，此古者大禹之道也。”

《庄子·天下篇》：“墨子称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耒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肢，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

故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而后人乃谓墨子真有得于夏教，则不足与语夫学术之流变者也。

故“儒”者，譬今之所谓绅士；“墨”者，譬今之所谓劳工也。必贵族阶级既坏，而后“儒”“墨”之争论乃起。彼墨徒，本天志，倡兼爱，废礼乐，节丧葬，凡所谓贵族阶级之生活，将尽情破弃，而使人类一以“刑徒役夫”为例，是非人情也。

《庄子·天下篇》：“今墨子独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椁，以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固不爱己。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能独任，奈天下何？”

然比之孔子，亦犹“是可忍孰不可忍”之意尔。故孔子之正名复礼，本贵族之见地而言之也。墨子之天志、兼爱，本平民之见地而言之也。其抨击当时贵族之生活者同，而所以为抨击者则异。惟墨学之兴，尤足为平民阶级觉醒之特证也。

循此以下，至于七国称王，周礼尽废，而平民学者之气焰亦益张。其时立说纷歧，益臻烂漫，约以言之，有许行倡“并耕”之说。

《孟子·滕文公》：“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自楚之滕，踵门而告文公曰：‘远方之人，闻君行仁政，愿受一廛而为氓。’文公与之处，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履、织席以为食。”其语陈相曰：“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仓廪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

今按：受廛为氓，即墨翟“比于宾萌，未敢求仕”之意也。许行为墨翟之再传弟子，说已见前。许行盖亦一南方之墨者也。

陈仲主“不恃人食”之义。

《韩非子·内储说上》：“屈毂见仲子曰：‘闻先生之义，不恃人而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