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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2017年夏（第1页）

第三章2017年夏

第二天，埃洛蒂依然感到奇怪而不安。于是，她利用坐火车上班这段时间把她还记得的母亲讲过的睡前故事都草草地记录下来。伦敦的景象在车窗外一片模糊。车厢里，有一群小学生在盯着手机偷偷地笑着。埃洛蒂把记事本放在膝头，将现实世界隔绝在外。她的笔尖在纸页上划过，可在快到滑铁卢站时，她的热情开始退去，书写的速度也慢了下来。她瞥了一眼自己刚刚写下的文字，故事里讲述的有那栋带日月星辰风向标的房子，有附近那条变幻莫测的蜿蜒的河流，还有在夜晚的森林里发生的那些精彩又可怕的事情。埃洛蒂感到有些尴尬。毕竟，这是讲给小孩子听的故事，可她是个成年人。

火车停在了月台边。埃洛蒂把背包从脚边的地板上拿了起来。她看了眼素描簿——现在它被裹在一条干净的棉质茶巾里——她回想起自己昨天下午的鲁莽行为，想起自己的一时冲动，想起自己越来越笃定这本素描簿预示着某种神秘，一阵不安涌上心头。她甚至怀疑，这本素描簿这些年来一直都在等待着她——感谢上帝自己没傻到把这个想法说给父亲听!

在埃洛蒂经过河岸街圣母教堂时，电话响了起来，佩内洛普的名字出现在手机屏幕上。埃洛蒂感到心慌，她突然意识到父亲说的也许有些道理。自己之所以这么不安，可能都是因为婚礼，并不是因为那幅画着房子的素描。她没接佩内洛普的电话，而是把电话塞回了口袋里。当天下午，她要先和皮帕碰个面，向她说些具体情况，然后还要到自己未来的婆婆大人那里报到。

埃洛蒂曾想过数千遍，要是自己的母亲还活着就好了，这样就有人和佩内洛普势均力敌了。母亲能做得了主——不仅仅是在她父亲那里——因为劳伦·阿德勒可是了不得的人物。埃洛蒂在十七岁时就曾疯狂研究过有关母亲的报道，先是上网，后来又跑到大英图书馆申请了借书证，把自己能找到的每篇有关劳伦·阿德勒辉煌职业生涯的文章和访谈都收集了个遍。她晚上在自己的卧室里阅读了所有的文章，并以此拼凑出一个充满活力的年轻女性的形象：她有着惊人的天赋，是乐器演奏方面的大师级人物。不过，让埃洛蒂反复品味的是那些访谈，因为在那些引号之间，她发现了母亲自己的话，发现了她的想法、她的声音、完全属于她自己的表达方式。

埃洛蒂曾读过一本书。她在希腊的一间旅馆房间的床底下发现了那本书。书中写了一个女人，在临死前，她给自己的孩子留下了一系列关于生命和如何生活的书信，以便在自己过世之后，仍旧可以给孩子们一些指引。但埃洛蒂的母亲是死于意外，也就没给自己的独生女留下这样的金玉良言。不过，那些访谈虽算不上金玉良言，但总归聊胜于无。十七岁的埃洛蒂把每一篇访谈都研究了一遍，牢牢记在心里，还会对着梳妆台上的椭圆形妆镜，低声念诵一些自己精挑细选的话。这些话就像是受人推崇的诗句一样，成了埃洛蒂给自己列出的人生戒律。因为，十七岁的劳伦·阿德勒可不像埃洛蒂十七岁时那样：后者一直在和糟糕的皮肤以及青少年那种缺乏安全感的无望做斗争，前者则一直光彩照人，纵使天赋非凡，却为人谦虚，还多次在学校毕业舞会上进行过独奏表演，在国民心目中，她作为音乐甜心的地位岿然不动。

就连历来自信满满的佩内洛普在谈到埃洛蒂的母亲时，声音中也因敬畏而透着紧张。要知道，佩内洛普的自信可是如同她颈间那串完美无瑕的珍珠项链一般毫无破绽。她从来不说“你母亲”，她总是说“劳伦·阿德勒”——“劳伦·阿德勒有最喜欢的音乐会曲目吗？”“劳伦·阿德勒是否曾对哪处地方情有独钟？”对于这些问题，埃洛蒂都尽她最大的努力去回答。她并没有说大部分自己所知道的都是从访谈里了解到的，只要知道去哪儿找，这些访谈都是可以免费查到的。佩内洛普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这令埃洛蒂感到荣幸，因此她也不会岔开话题。阿拉斯泰尔家的房子是豪宅，衣着考究的父母不是一身粗花呢，就是一身细纹布，他家墙壁上到处挂着祖先的肖像画，可见家族绵延数代。面对这些，埃洛蒂需要把一切能找到的优势都攥在手里。

和阿拉斯泰尔刚开始谈恋爱时，他就提到过自己的母亲是一位古典音乐爱好者。她小时候也曾演奏过古典音乐，但进入社交圈以后便彻底放弃了。他曾对埃洛蒂讲起自己喜爱的一些往事：他母亲在他小时候领他去听过的音乐会；伦敦交响乐团在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登台时，他会感到兴奋无比。在这些往事里，一直都只有他们母子两人，都是他们俩的特别时光。（“恐怕我父亲觉得去听音乐会有点太夸张了。他最喜欢的文化活动是橄榄球。”）如今，母子俩每个月仍旧会去听一场音乐会，然后再共进晚餐。这是他们由来已久的“约会之夜”。

听埃洛蒂说到这一点，尤其是当埃洛蒂说到自己从未被邀请与他们共度“约会之夜”时，皮帕皱起了眉头，但埃洛蒂却不怎么往心里去。她确信自己曾在哪里读到过，男人若是能对母亲好，往往也会是最好的伴侣。再者，别人不觉得她一定是古典音乐爱好者，这样的改变也算是件好事。从小到大，她总得一遍又一遍地和别人谈论同一个话题——陌生人总会问她演奏什么乐器，在她告诉人家她不会演奏乐器时，对方总是一副困惑的表情，并继续问道：“一点儿都不会吗？”

不过，阿拉斯泰尔却能理解她。“这不怪你，”他说，“和完美一争高下是没有意义的。”虽然皮帕在听到这种言论时颇为恼火（皮帕觉得“你能完美地做自己”），但埃洛蒂知道，他不是那个意思——他只是并不挑剔罢了。佩内洛普的想法是在婚礼上加入一段劳伦·阿德勒的录像。埃洛蒂说，她父亲保存着劳伦·阿德勒表演时的所有录像，如果佩内洛普想要，她可以让他把这些录像都找出来。对此，上了些年纪的佩内洛普在看着埃洛蒂时流露出实打实的喜爱。她伸手去握了握埃洛蒂的手，这是她第一次这样做，并且说道：“我看过一次她的演奏，绝妙的表演，她特别投入。她的技巧登峰造极，但有了她的投入，她的音乐凌驾于其他所有人之上。那是场可怕的意外，让人感到糟透了，我当时就像丢了魂儿一样。”

埃洛蒂大感意外。阿拉斯泰尔家的人是不会“伸手”触碰你的，在随意的交谈中也不会触及生老病死之类的话题。当然啦，刚刚那一幕，来得快去得也快，佩内洛普已经开始了下一个话题：今年春天来得早，这也就意味着切尔西花展也要提早举办。埃洛蒂对这样瞬息万变的话题不太在行。她的手上还留有刚刚被另一个女人触碰后挥之不去的感觉，而谈话让她想起了母亲的离世，这让她在接下来的整个周末时光里都被那段回忆的阴云所笼罩。

车子发生意外时，劳伦·阿德勒和开车的乐团客座美国小提琴演奏家正驾车返回伦敦。他们是结束了在巴斯的演出后和乐团的其他成员分开的。头一天的演出刚一结束，其他成员就返回了伦敦，但埃洛蒂的母亲留下来同当地的音乐家进行了一场研讨会。“她非常慷慨。”埃洛蒂的父亲说过很多次，这话是父亲对亡妻大段溢美之词中的一部分，每每谈及，都有股演练台词的架势。“大家并没有料到像她这样的天之骄女会留下来参加研讨会，但她热爱音乐，会义无反顾地花时间和那些同样喜爱音乐的人相处。不管对方是专家，还是业余爱好者，对她来说都不重要。”

从验尸报告上看，意外是由于乡村车道上的砾石松动和司机误判造成的。验尸报告是埃洛蒂为了解母亲而疯狂搜集资料的那年夏天从当地档案馆拿到的。埃洛蒂想弄明白，为什么他们当时没有开车走高速公路，可验尸官并不会对行程安排进行猜测。因此，报告给出的结果是：司机在急转弯时车速过快，导致汽车失控，滑出车道，结果劳伦·阿德勒被从前挡风玻璃甩出车外，身上多处骨折。即便她能幸免于难，也无法再演奏大提琴了。这是埃洛蒂在守灵那晚躲在沙发后面碰巧听到母亲的几位音乐家朋友说的。这话似乎意味着，对于母亲来说，活下来反倒会是更糟糕的结果。

埃洛蒂可不这么看，她父亲也一样。父亲熬过了意外发生后的种种，熬过了葬礼，但他的镇定是打击太大所致，在埃洛蒂看来，这在某些方面比他后来身陷绝望更令人担忧。他本以为把自己关在卧室里便能掩饰好自己的悲伤，但房间的旧砖墙并没有那么厚。隔壁的史密斯太太来家里帮忙时也清楚这一点。她的微笑中透着严肃，每顿晚餐都会把鸡蛋煮得软嫩嫩的，还会做些烤面包。她生动地向埃洛蒂讲述二战期间在伦敦发生的故事：史密斯太太童年时代的夜晚是在炸弹的爆炸声和德军对伦敦的空袭中度过的，她还给埃洛蒂讲了收到黑边电报那天，她得知自己的父亲失踪了。

因此，在埃洛蒂的记忆里，母亲的死是永远同爆炸声和硫黄味纠缠在一起的；在某种深层的感官层面上，无法与这段回忆剥离开的还有小孩子对于听故事的强烈渴望。

“早啊!”埃洛蒂走进办公室时，玛戈正在用水壶烧水。她把埃洛蒂最喜欢的杯子拿了下来，放在自己的杯子旁边，还把一个茶包扔进了埃洛蒂的杯子里。“提醒你一句：他今早发飙了。负责时间管理的那个家伙，发下来一份‘建议’清单。”

“哦，天啊!”

“是啊!”

埃洛蒂端着茶走到了自己的办公桌前。在经过彭德尔顿先生办公室时，她走得尤其小心，免得自己被他看到。对于那位上了年纪、动不动就发火的顶头上司，她心怀共事之谊，但要是他心情不好，很可能会罚她做这做那。埃洛蒂手头的活儿已经够多了，即便没有那项无端派下来的修订索引的任务，也会让她忙得够呛。

她其实不必担心的。彭德尔顿先生当时完全没有心思管她。他一直脸色阴沉地盯着显示器上的什么内容。

埃洛蒂在办公桌前刚一坐稳，就立马麻利地把素描簿从手提包里拿了出来，除去裹着它的茶巾，把它放进从废弃的衣帽间找到的盒子里。昨天，她一时发了疯，这会儿，疯劲儿都过去了。眼下最好的安排是给这些物品编制目录，然后找个合适的地方把它们和档案归置在一起，便一劳永逸了。

她戴上手套，拿出了打孔机、墨水台、可以嵌入写字台的木匣子和眼镜盒。即便最粗略地扫上一眼，也能知道这些都是20世纪中叶的办公室用品。眼镜盒上的首字母缩写意味着这些物品都是属于莱斯利·斯特拉顿-伍德的，对此，她还是把握十足的。要完成一份明确的物品清单不过小事一桩，借此让自己放松下来让埃洛蒂很高兴。她拿来一个新的档案盒，把这些物品一一装好，然后小心翼翼地把物品清单贴在档案盒的一侧。

书包更有趣些。埃洛蒂开始进行仔细地检查。她注意到，皮革的边缘有磨损，书包背面还有一些擦痕，都更靠近右侧；接缝处的针脚齐整，有一个搭扣上刻有一套五个图案的标识，说明它是纯银的，而且是英国制造。埃洛蒂将单片放大镜戴在左眼上，更仔细地观察了一下：没错，五个图案中有狮子，代表着纯银，有豹子，代表着伦敦——豹子的头上没有皇冠，说明它是1822年以后的物件；有小写字母“g”，用的是能说明年份的老式字体（她快速查了一下伦敦日期字母印章表，确定了是1862年）；税印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头像[2]；最后是制造商的标识，是一组缩写的首字母，上面写着“W。S。”。

埃洛蒂查阅了目录，目光随着手指一路向下，直到她找到了“威廉·西姆斯”。她微笑着肯定自己的工作。这个书包是由西姆斯品牌店制造的，那是一家高端的银制品和皮革制品店，有皇室御用许可证。如果埃洛蒂没记错的话，那家店就位于邦德街。

还算令人满意，但故事还不完整，因为书包上还有其他的印记、擦痕和磨损形成的图案。在确定书包的历史时，这些信息同等重要。它们说明，不管这个书包被制作得多么高档，它却并非纯粹用于装饰。书包是被使用过的，而且是物尽其用。在埃洛蒂用戴着手套的手指轻轻拂过被磨损得并不均匀的背带时，她注意到书包是被背在右肩上的，经常撞到主人的左腿上。埃洛蒂找来一个书包试着背到肩上，然后本能地意识到，应该是把书包背在另一侧。那么，这个书包的主人很有可能是个左撇子。

这就将詹姆斯·斯特拉顿排除在外了，即便书包里放着他的文件夹；不过，书包前盖的皮带上有几个镀金的首字母，它们已经把他排除在外了。“E。J。R。”。隔着手套，埃洛蒂用一个指尖在花体字母“E”上轻抚它的纹路。素描簿上也有相同的首字母缩写。那么她似乎可以放心地做出这样的假设：这个首字母缩写代表着画下那幅素描的人的名字，而这个书包是他（或她）的。那么，他（或她）是个画家喽？詹姆斯·斯特拉顿曾与当时许多知名画家有交往，但这个首字母缩写并没有让她立即想起谁。谷歌总是可以拿来一用的，但对于和艺术有关的信息，埃洛蒂却有更快的查询途径。她掏出手机，在发现佩内洛普又给自己留了言时，心中一颤，但平复了心神之后，她给皮帕发了一条短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