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20 一九三一年伦敦（第2页）

那个人没有抬头：“前一趟车发生了故障。整个下午的车都延时了，所有的人都想着换乘下一班车。你刚刚说，埃德温？”

“是的。”

“在这儿，给你。”那个人坐在售票亭里把两张票子从窗口围栏下滑出来，“三号站台出发。”

埃莉诺转身离开，一边看了看手里的两张票子。她回到柜台前。“我的丈夫不和我同行了。”售票人员注意到她的时候，她说道：“他临时被耽搁了。”又是借口。这些天来她寻找借口已经不需要多加考虑了。

“不能退款。”那个人一边说着，一边招呼她身后的一位绅士。

“我不需要退款，只是把这张票还给你。”埃莉诺把票子滑进柜台，“我不需要它。这张票子可以给其他需要的人。”

她坐在车厢里等候发车。站台上，穿着西装的男人们迈着大步走来走去，列车员推着堆得歪歪扭扭的行李箱穿梭在人群中，还有一小群人上演着告别的亲密仪式。望着他们，埃莉诺觉得，仿佛生命中一些在车站的鲜活时刻也同样呈现了出来。她第一次遇见安东尼的日子，贝克大街地铁站的柠檬汁，然后是一九一四年的一个早晨她挥手送别他去战场。他穿着制服，看上去非常有精神，霍华德在他身旁，那是两个闪耀着青春的年轻人。

当他告诉她自己打算参军时，他们正肩并肩躺在洛恩内斯小溪旁的野餐毯子上，他说了一千个不让她觉得困扰的理由。“可是我们现在那么幸福。”她脱口而出。

“我们还会那么幸福的，等我回家的时候。”

“如果你还能回家的话。”

真是任性，这是她脑中的第一个想法，也是她能说出的最糟糕的话。她自私、孩子气，也是真实的。她后来自责过。此后的四年会教会她克制，但那时，害怕、恐惧以及无力改变让她愤怒。“要知道，这是去打仗，不是去野餐。”

他伸手拨开落到她眼前的一绺固执的头发。他的指尖触碰到她的太阳穴，她打了个哆嗦。“我受过临床培训，埃莉诺。我会派上用场。那些人，我的朋友们，都需要像我这样的人。”

“我需要你。那里还有其他医生，那些有临床经验的人。”

他轻轻一笑：“你得知道没有任何其他的地方比这里更让我想留下，和你在一起。但是我不去的话会成为什么样子呢？如果我不尽我一份力的话，你会怎么看我呢？一个男人如果不能对他的国家有用的话，他还不如死了。”

于是她知道无论自己说什么都无法改变他的想法，而得知这一点让她万念俱灰。

“向我保证你会回来的。”她说着，伸出双臂抱紧他，脸埋进他的胸膛，一直没有松手，就好像他是汹涌大海中的一块浮板。

“我当然会回来的。”他没有半点犹豫，“没有事情能阻止我。我不会允许的。”

他离开的那天，他们一同走到了火车站，她和他一起坐在车厢里，其他年轻的士兵穿着崭新的制服纷纷登上火车；他亲吻了她。刹那间她脑中浮现出不能让他走的想法，然后汽笛响了起来，她又出现在了站台上。火车缓缓离开，他不在了。当她回到家的时候，那座屋子温暖安静。书房的炉火微弱地燃烧着，就和刚才他们离开的时候一样。

一切都那么安静。

窗下的书桌上有个相框裱着他俩的照片，埃莉诺看着他的笑脸，她设法说服自己他在楼上或者去了湖边，随时都会回来，在大厅里叫唤她的名字，让她一起去。但是四周每一处都在诉说着他的离去，突然，埃莉诺瞥了周围一眼，接下去还有几天，几周，几个月，不堪忍受地漫长。

感谢上帝，还好她的孩子德博拉可以让她转移注意力。她是一个想看到笑容并且通过读母亲表情来判定自己的行为是否适宜的小孩，当那双大大的信任的眼睛盯着你看的时候，确实很难尽情让自己沉浸在恐惧之中。但在这强装开心的表情之后，在她吟唱的摇篮曲和讲述的故事之下，她几乎不敢呼吸。每一记敲门声都像是穿透她身体的子弹。每一个村子里传来有战士死亡的消息都让她心里一绞，之后当得知死的不是安东尼的时候又暗自松一口气。当她收到一封信而不是标着黑边的电报时，压力短暂得到解脱，然后她看到信上的日期，意识到这是几天前寄出的信，而之后还可能发生任何事情。

信件本身没有透露任何事情，起初并没有。当然，信中提到了枪林弹雨，附近的几艘齐柏林飞艇被摧毁了，这些事情被他讲得就好像只是小麻烦而已。他第一次经历德国的氯气攻击，是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好像他们正好碰到一个人向他们展示“预防措施是多么有效”。埃莉诺知道他是在故意混淆事实，而这既安抚了她也激怒了她。

有个周末假期他在伦敦，她就去见他。带着难以克制的极度紧张和兴奋，她在火车上无法专注于任何事情，她的书就放在她腿上，一路上没有被打开过。她小心翼翼地穿着打扮，但当她看见他的时候却为自己花费的精力而羞愧，因为这是安东尼啊，她的心头之爱，而她的焦虑担心都集中在例如穿哪套裙子更合身这种平凡琐事上，这似乎意味着她对他们的感情缺乏信心，而这才是真正重要的。

他们一见面就立刻同时开口说话。“我们是——”“我想——”接着便是一阵苦恼的犹豫，仿佛他们曾经的一切过往都化作了灰尘，然后他俩都开始大笑起来，大笑不止，而且当他们坐在休息室喝茶的时候笑容仍然一触即发。之后他们便又回归自我，安东尼和埃莉诺，她坚持让他告诉她所有的事情。“每一件事，”她说，“不要委婉修饰。”她渴望听到比礼貌肤浅的家信更多的细节。

于是他便告诉了她。那个泥沼里，人们粉身碎骨，他们努力设法慢慢蹚过沼泽，而那些人被整个吞了下去。他把索姆河战役称作绞肉机，说战争本身是难以忍受的。他描述了辜负“他的人”的痛苦。他们逐渐死去，他说，一个接着一个。

自从那次碰面后，家信的内容就变了，她不知道自己是否该感到高兴。她突然想到之前表达希望的时候是否应该更谨慎些。信件删减掉了最糟糕的部分，但留下的足以让她知道事态的严峻，战争会让人们做出恐怖的事情，也让他们遭受同样的恐怖。

当霍华德被杀死后，来信的语气又有了变化。信中再也没有提及“他的人”，安东尼也再没提到过其他朋友的名字。最叫人心惊胆战的是，曾经他的信总是充满着对家里的各种问题，迫切地想知道关于德博拉所有的细枝末节，以及他们刚出生的小婴儿爱丽丝——真希望当时我也在场。远离你们真让我痛苦。亲爱的，坚强些；同时，你可否寄给我一缕小婴儿的头发？——而现在则略显冷酷，就是一些前线的流水账汇报。它们或许是任何其他人写的，也或许可以寄给任何人。因此埃莉诺立即纠结起来，连同霍华德的死带来的悲伤——那个消息的震撼，难以忍受的结局——加上对失去丈夫的恐惧。而他在那么远的地方，在不可逾越的客套背后。

在他终于回家的那天，也就是一九一八年的十二月十二日，埃莉诺把两个小家伙一起带去伦敦，看着他乘坐的火车的到来。车站设立了一支乐队，小提琴拉着圣诞颂歌。“我们怎样才知道他是爸爸呢？”德博拉问她。她对这个只在妈妈床头相框里见过的人极度好奇。

“我们会知道的。”埃莉诺对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