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抿紧嘴唇,我知道她在想什么。尽管泰迪喜欢艺术,他不会赞同这幅画。她是对的。这个女人,这幅画,散发着危险的气息。充满颠覆的力量。但汉娜想要它。它让她想起过去。想起“游戏”,娜芙蒂蒂,她以童年的充沛精力所扮演的角色。她点点头。哦,是的,她想要这幅画。
不安刺痛我的皮肤。男人仍旧面无表情。他叫着某人。由于没有响应,他示意汉娜跟他走。他们似乎忘了我的存在,但我紧跟着她,她则随着男人走到一扇小红门前。他将门推开。那是间画室,只比墙壁上的黑洞要大一点。绿墙壁已经褪色,壁纸一道道剥落下来。地板——我从数百张木炭画的纸张掩盖下看得出来——是石制地板。角落有个床垫,堆着褪色的坐垫和一条棉被,空酒瓶散落在床边缘。
画中的女人就在屋内。我惊惧于她全身**。她原本兴致勃勃地看着我们,但这份兴趣随即消失,一语不发。她站起来,比我们和那个男人都高,然后走到桌前。她的动作中有某种东西,一种自由。我们都盯着她,看得出她两边**大小不同,但她也无所谓,这种姿态使我忐忑不安。这些人和我、我们不是同类。我们等待时,她点起一根烟,默默抽了起来。我将头转开。但汉娜仍凝视着她。
“女士想买你的肖像。”男人以矫揉造作的英文说。
黑女人瞪着汉娜,说了一种我听不懂的语言。不是法文,某种更陌生的语言。
男人闻言后大笑,对汉娜说:“那张画不卖。”他伸出手抓住黑女人的下巴。我大为惊恐,脉搏加快。甚至连汉娜都畏缩了一下,他用力握住她的下巴,转动她的头,然后放开:“只能交换。”
“交换?”汉娜问道。
“用你的画像,”男人以浓厚的口音说,耸耸肩,“你留下你的画像,就可以带走她的。”
这个可怕的想法!汉娜的画像——老天知道会**到何种程度——挂在这个阴森的法国小巷中,任由来往的人凝视!这太过惊世骇俗。
“我们得走了,夫人,”我语气中的坚决连我自己都很惊讶,“勒克斯特先生在等我们。”
我的腔调一定也让汉娜大吃一惊,因为我松一口气地发现,她点点头:“是的,你说得对,格蕾丝。”
她跟我走到门口,但当我等她经过时,她突然转头面对那个男人。“明天,”她低声说,“我明天会回来。”
回去的路上我们不发一语。汉娜走得很快,表情坚决。那晚我辗转反侧,既担心又害怕,忖度我该如何阻止她,我必须阻止她。那张素描有某种东西让我不安;当汉娜在看它时,她心中产生的某种想法也让我不安。一道明灭不定的闪光重新点燃。
那晚,我躺在**,街道上的声音突然染上一层先前未有的诡异气氛。陌生的口音、陌生的音乐,还有女人在附近的公寓里纵声大笑。我渴望回到英国,在那里,泾渭分明,每个人安于自己的身份地位。这种英国当然并不存在,但夜晚时分鼓励了这类极端的想法。
结果证实我多虑了,隔早事情顺其自然发展。我去帮汉娜梳妆打扮时,泰迪早已醒来,坐在扶手椅中。他说,他的头仍会痛,但他若让他美丽的妻子在蜜月的最后一天落单,实在说不过去。他提议他们去购物:“这是最后一天,我想带你去买些纪念品,一些会让你想起巴黎的东西。”
他们回来后,汉娜叫我收拾回英国的行李,我发现其中并没有那幅素描。我不确定是她听从泰迪的拒绝,或是她知道她最好别开口提起这件事,但我很高兴。泰迪买了一条皮草围巾给她:一条貂皮围巾,有着小小的爪子和无神的黑色眼睛。
于是我们回英国。
我很渴。有人再次坐在我身旁,但那不是西尔维娅。是一个快要临盆的女人,脚丫旁放着好几袋的编织娃娃和自制果酱。她的脸湿润而闪闪动人,妆都糊掉了。新月形黑色眼线印在她脸颊上端。她正看着我。我怀疑她已经盯着我看了一段时间。
我点点头,她似乎期待我点头。我考虑着请她帮我去拿点喝的,但马上打消这个念头。就我们两个来说,我想她看起来比较糟糕。
“天气不错,”她终于开口,“温暖舒适。”我可以看见她发际线的汗珠,沉重的**下绑着深色的布条。
“棒极了,”我说,“非常温暖。”
她疲惫地微笑,撇开头。
我们在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九日抵达伦敦,就是举行和平游行的那天。司机载着我们穿梭在汽车、公交车和马车之间,沿着拥挤的街道前进,人们挥舞着旗子和彩带。《巴黎和约》上的墨水未干,条约上的惩罚会制造下次大战的苦涩和分化,但那时的英国人并不知道这些;那时还不知道。他们只是为南风不再从英吉利海峡吹来枪声而开怀大笑,这样就不会再有男孩死于法国的平原。
司机在伦敦连栋楼房前放我和行李下来,然后扬长而去。西米恩和埃斯特拉正在等这对新婚夫妇加入下午茶。汉娜想直接回家,但泰迪坚持要过去一趟。他藏起一抹微笑,他有秘密。
一名男仆从前面玄关出现,一手提着一个行李,然后消失在房子内。他将汉娜的私人行李留在我脚边。我很惊讶。我没有料到会有其他仆人前来迎接我,并隐约想着是谁命令他如此做。
我站着,用力呼吸广场的空气。汽油与温热马粪的甜美气味混而为一。我抬高头,将这栋大房子的六层楼尽收眼底。房子以棕色砖块搭建而成,前面玄关两旁屹立着白色柱廊,两边则是相同式样的建筑。在一根白柱上镶着黑色的号码:十七。格罗夫纳广场十七号。我的新家,我现在是夫人的贴身女仆。
仆人入口是一排与街道平行的阶梯,从人行道直落入地下室,旁边有一道黑色铸铁栏杆。我拿起汉娜装私人衣物的行李,走下楼梯。
门紧闭着,但微弱的愤怒声从里面渗出。我透过地下室的窗户看到一个女孩的背影,她的举止风度(汤森太太会说是“无礼”)和从她帽子下掉落的几绺活泼的红色鬈发,都给人年轻的印象。她正在跟一位矮小肥胖的男人争论,后者的粗脖子正因愤怒异常而发红。
她在传达最后胜利的声明后,将一只包甩到肩膀上,大步走向门口。在我来得及闪开前,她便将门推开,于是我们惊愕的脸相对,像马戏团镜子里的扭曲倒影。她先发出反应,开心地纵声大笑,口水喷到我脖子上。“我还以为女仆很难找呢,”她说,“欢迎你来。我才不会在人们肮脏的房子里乞讨最低工资!”
她挤过我身边,拖着行李上楼梯。她在楼梯顶端转身大叫:“再见,伊兹·巴特斐尔德。日安,伊莎贝拉小姐!”她又大笑了一阵,裙子夸张地打转,然后离开。我都来不及反应。我没能解释我是夫人的贴身女仆,而非一般女仆。
我敲着半开的门。没人回应,我便走了进去。房子里充满着蜜蜡(虽然不是斯塔宾斯公司的蜜蜡)和马铃薯的香味,但还有一种浅浅的气味,它虽然不会让人不快,却让人觉得这环境很陌生。
那个男人坐在桌旁,一个骨瘦如柴的女人站在他身后,粗糙的双手按在他肩膀上,皮肤泛红,手指甲上有伤口。他们一起转向我。那个女人的左眼下方有颗大痣。
“午安,”我说,“我……”
“我可一点也不好,”男人说,“我在几个礼拜内便失去了三位女仆,而我们在两个小时后就要举行一场派对,你要我相信这是个平安的下午吗?”
“好了,”女人抿紧嘴唇,“那个伊兹是个尖酸刻薄的女孩。她还想当算命师。如果她有那份天赋,那我就是示巴女王。她最后会在不悦的顾客手上完蛋。等着瞧我说得对不对!”
她说话的方式,嘴唇上的残酷微笑,声音中一闪而过的暗喜,使我不寒而栗。我突然想转身从来路离开,但我记起汉密尔顿先生的建议,我得鼓起勇气,面对难题。我清清喉咙,以我所能装出的所有威势说:“我叫格蕾丝·里维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