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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上帝的全能（第3页）

即使那些投降并服务蒙古人的穆斯林也竭力想弄明白他们的帝国和社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对这些虔诚的信徒来说，伊斯兰文明的明珠遭到如此空前的破坏是令人费解的。只有上帝的盟友才可能有这么大的能力，但上帝为什么允许这种毁灭呢？他们习惯于穆斯林之间的战斗、袭击、入侵、互相残杀，他们也曾与基督徒和非信徒作战，但异教徒从未如此大规模地征服过他们。因为这种征服太不可思议了，在某种程度上一定是神的旨意。成吉思汗一定与神有着某种看不见的联系。正如14世纪一位库尔德历史学家所说的：“虽然他不是一个穆斯林，但他与神之间有真正的友谊。”[343]

蒙古军队横扫花剌子模和古代波斯文明的土地，征服了一个又一个城市。其中一个重要城市是位于德黑兰东南部的雷城（Ray）。该城因不同版本的伊斯兰法而造成的宗教冲突很严重，内部四分五裂，几乎无法组织起对蒙古人的有效抵抗。根据16世纪的波斯历史学家穆罕默德·赫万达米尔的记载，相互对立的两个伊斯兰教派的信徒会见哲别，都恳求他杀死另一派的信徒。结果他把两派信徒全都杀死了，并且问道：“这些诡计多端的让自己同胞流血的男人还能是什么好东西？”[344]我们不能认为赫万达米尔的记载都是事实，因为这是在征服发生很久以后记下来的，但它说明了在穆斯林派别之间的宗教敌意有多么深。

伊斯兰内部的对抗如此之烈、仇恨如此之深，以至于与花剌子模国王为敌的许多穆斯林选择和蒙古人站在一起，并且很高兴看到蒙古骑兵摧毁国王军队的惨状。在巴格达的哈里发和常被称为阿萨森教派的伊斯玛仪派支派尼扎里派头目都被其他穆斯林指控曾在战争中暗助蒙古人。不管他们是否这样做过，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他们从没有帮助过花剌子模国王。

成吉思汗肯定与伊斯玛仪派有过秘密交易。伊斯玛仪教派的第二十五任伊玛目哈桑三世在主动投降蒙古以后，曾派出使者拜见成吉思汗。[345]花剌子模国王统治着波斯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但里海附近的山地除外。这一大片山地由哈桑三世控制，其军事基地在阿拉穆特。他的穆斯林教派被大多数穆斯林谴责为异教徒，但他们则认为自己的领袖是一个神人。伊斯玛仪一向以狂野不羁的行为闻名，他们抽大麻，也滥用其他药物，沉迷女色，并频繁地突然改变他们的神学和宗教实践。这个王国地域狭小，周围强邻环绕，东北方向是花剌子模，西部是巴格达哈里发，西北方是塞尔柱突厥人。他们利用他们家园的崎岖地形保护自己免遭吞并。虽然他们没有一支实力强大的军队，但他们在山上建造了一系列似乎坚不可摧的堡垒。

尼扎里派虽然人数不多，但影响力很大，全都是因为他们巧妙而有效地使用暗杀和恐怖手段。他们无法战胜战场上的军队，于是便对敌人的领袖采用特殊的外科手术般的打击。为达到此目的，尼扎里派组建了一支受过专门训练的敢死队，这些人愿意为了自己的宗教信仰牺牲自己。1307年，一位亚美尼亚史家在《东方史精华》一书中写道：“这些人没有信仰，无法无天。这些人没有任何信念或信仰，他们只信他们的主伊玛目，即所谓的山中老人教给他们的那样；而他们都那么服从于他们的主，只要他吩咐，他们情愿赴死。”[3]

这些敢死队成员都要接受训练，掌握他们邻邦的语言，理解其文化和服饰，还要学会伪装与隐身术。然后，他们被派去渗透进敌人的核心圈子，按照需要逐步有条不紊地进行，直到他们能很好地执行其任务为止。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作为间谍采取行动，但是当需要时，他们随时准备发动袭击而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或者个人单独行动，或者以小组形式行动，这样如果一个人失败了，另一个便能迅速取代他的位置。

他们的目标大多是其他穆斯林，特别是塞尔柱突厥人，但他们也刺杀过著名的十字军将领，比如的黎波里的雷蒙德二世和蒙费拉的康拉德等。他们也试图刺杀法国的腓力二世和路易九世以及英格兰的爱德华二世，但并没有成功。[346]有些被指为尼扎里派的谋杀行动很可能是更接近于受害者的对手干的，只不过嫁祸于尼扎里派。一些所谓的刺杀未遂案件可能是返回欧洲的十字军添油加醋编造的战争故事，这些人热衷于讲述自己的辉煌战绩和濒死体验。

即使是未遂的暗杀也能散布恐怖。在12世纪，敢死队施巧计渗透进了伟大的库尔德将军萨拉丁的核心圈子。这位将军曾是埃及、也门和叙利亚的阿尤布苏丹。他们设法来到他的私人住处，试图刺杀他，但两次行动都失败了。有一个流传的故事说，那个刺客故意放过了苏丹，当他爬进苏丹的帐篷后，并没有杀苏丹，而是用他的刀把一封警告信钉到苏丹的枕头上。即使是尼扎里派的盟友也对他们的友谊怀有戒心。术外尼写道：“一些与他们订有协议条款的国王，无论是前任国王还是当代的统治者，都吓得战战兢兢。”[347]

伊玛目哈桑三世的使节与成吉思汗的会面当然是历史上很不寻常的一次会面，它也是一次非常秘密的会面。虽然术外尼在他所写的成吉思汗传记中介绍了尼扎里派的悠久历史，包括哈桑三世的传记，但他对伊玛目哈桑与成吉思汗交往的描写却很简略，颇让人感到费解和沮丧。据他说，伊玛目在会谈开始之前曾给成吉思汗寄过信，但却又说，关于这些信件，“真相并不明确”。[348]他暗示成吉思汗亲自会见了哈桑三世，但他并没有详细说明。他只承认可能是当时众所周知的情况：“显而易见的是，当征服世界的皇帝成吉思汗的军队进入伊斯兰教国家时，派遣大使述职并表示效忠的君主是贾拉勒·丁（即哈桑三世），他选择了正确的道路，奠定了公义的基础。”术外尼用很长的篇幅说明蒙古与这些异端结盟的正确性，强调至少在当时，哈桑三世是与逊尼派妇女结婚并信奉逊尼派信仰的。

无论当时的会面中发生了什么，蒙古人和尼扎里派达成了一项协议，刺客教派和哈里发的部队会站在后面观望，让成吉思汗摧毁他们的敌人。[349]尼扎里派不会干扰蒙古人，但他们也没有派出战士与成吉思汗的军队协同作战。他们可以自由地攻击花剌子模，只要他们的攻击不影响蒙古军队的作战就可以。也许最重要的是，在成吉思汗在中亚地区作战期间，尼扎里派占领的所有土地起到了安全区的作用，供逃离蒙古人或花剌子模人的难民避难。尼扎里派的领地成了许多平民的救生走廊，但士兵除外。

成吉思汗和伊玛目之间的协议似乎是出于政治和战略的考虑。在他们结盟时，成吉思汗的重点是征服，而伊玛目已经快接近生命的终点。成吉思汗并不需要尼扎里派军队的一个原因，是他们能提供更有价值的东西。尼扎里派经营着一个出色的间谍网络，在中亚和地中海地区收集情报。根据史家阿里·伊本·阿尔·阿西儿的说法，尼扎里派的官员会见蒙古大将出马瀚，向他提供情报，鼓励他追击扎兰丁。[350]这个联盟在成吉思汗的一生中都很稳固，在他死后十多年里，尼扎里派继续向蒙古人提供情报。[351]尼扎里派没有给蒙古人提供士兵或进贡，但在蒙古军队一个接一个征服城市的同时，刺客们有时自发地向花剌子模发动袭击，并让他们的边界保持开放，接纳那些抛弃花剌子模国王的形形色色的难民。

拉施德丁的说法更加可信，他说，1221年，在对花剌子模首都希瓦发动攻击之前，成吉思汗设法拯救住在希瓦的伟大的苏菲派领袖纳吉姆·奥丁·可不拉和他的门徒。蒙古人把信息绑在箭头上射进城内，鼓励苏菲派逃离。七十位苏菲派弟子逃了出来，但他们的主人太老了，无法逃离。有人说，这场攻击正是他曾经向上帝祈求的。这位年迈的苏菲派大师拒绝了成吉思汗的邀请，不愿放弃这座城市，他回答道，七十多年来，他经历过“苦难的岁月，也经历过甜蜜的时光”，现在从家中逃走会显得缺乏“男人的操守和雅量”。据说他这样回答：“我将从你那里得到圣战和殉难的祝福，而你将从我们这里获得伊斯兰的祝福。”他相信蒙古人在净化伊斯兰教后最终将皈依伊斯兰教。[353]

拉施德丁告诉我们，这个城市投降后，成吉思汗和他的士兵曾寻找这位老苏菲派领袖，他们“找了很久，最后在被杀的人中间发现了他的尸体”。[354]他的竞争对手、反蒙古的苏菲派领袖声称对他的死负责，他说他命令成吉思汗杀死他和其他离经叛道的苏菲派领导人，因为他们犯了罪，把真正的信仰传授给不肖弟子，甚至还有狗。[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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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认识到一般的穆斯林都很虔诚，因此他迅速制定了一个有效方法，利用他们对上帝的坚定信心作为打击他们的有力武器。1220年3月，在访问新征服的布哈拉的清真寺后，他召集该城的领袖开会。据术外尼记载，成吉思汗告诉他们：“人们啊，须知你们犯了大罪，而且是你们中间的一些大人物犯下这些罪行。如果你们问我，我说这话有何证明，那我说，这因我是上帝之鞭的缘故。你们如不曾犯下大罪，上帝就不会把我作为惩罚施降给你们。”[356]他声称，这些被打败的领袖应该负责，因为他们误导了他们的社会，同样，他认为宗教领袖应该为自己的行为和他们的追随者的行为负责。

在后来的几个月里，他会见了自封的神人和智慧之师，他倾听他们、询问他们的做法、审查他们的成就，并测试他们的道德水准。他的探求并不是一位学者悠闲的研究，也不是在偏僻山洞里冥想的隐士的探求，他的探求是一个行动中的男人的探求。战斗正在身边残酷地进行，生与死的决定、战斗引起的肉体和情感的混乱都使他的精神使命更具有紧迫感。在令人窒息的战火硝烟中，他的思想必须坚强而清晰，与众不同，超越濒死之人的哀号之声。

他要用一条金色的缰绳驯服并驾驭迷途的宗教，并引导它们进入他所领导的一个车队。

一头骆驼不能成为一个商队，因此他认为，单独一个宗教也不能引导人类上天堂。他宣称，他的责任就是使“整个伟大的人类都走在法治的道路上，为了获得荣耀和名誉”。[358]

他并不是不信宗教本身，而是不信任控制宗教的人，因为那些人利用他们的权力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而不是上天的旨意。他让做错事的人对此负责，杀掉了一些人，也囚禁了许多人。而对另一些人，如果他们对社会和上天履行自己的职责，他承诺给予他们自由和经济支持。在他征服的土地上，他鼓励宗教自由，但是无论在何处遇到宗教极端主义，他都会严厉镇压。

在撒马尔罕会见穆斯林学者时，成吉思汗请虔诚的穆斯林不管在何处祈祷时，都记得为他祈祷。他认可穆斯林的大部分做法，赞扬他们致力于祈祷和施舍的行为，但也严厉批评他们，因为“他们随心所欲地吃喝快乐，整夜沉湎于**生活”，甚至在神圣的斋月也不知收敛。[359]《古兰经》中可能包含某种正确的信息，但它似乎并不比其他宗教的经书更有效地鼓励好行为。书本并不比它所鼓励的行为更重要。如果穆斯林不遵循自己圣书的命令，蒙古人凭什么要对它感兴趣呢？

他告诉穆斯林，没有必要去清真寺礼拜，或到麦加朝圣，因为上帝是无处不在的。他批评这些做法，但没有禁止他们。他极力劝阻穆斯林断肢惩罚、割礼、让妇女戴面纱或将妇女隔离，就像他讨厌汉人缠足一样；他谴责一些穆斯林的做法是可悲、不洁的，在他看来，他们违反了更高的道德律令。例如，他强烈反对屠宰动物时切开其喉咙，使其失血过多而死亡。在蒙古人眼中，这种做法残忍不洁，而且浪费，因为它污染了空气和土地。同样，在溪流或池塘沐浴就被认为污染了人和动物饮用的宝贵的水。

随着战事减缓，一些城市选择投降，蒙古人开始欣赏伊斯兰教的魅力，觉得这种宗教比游牧民族简单的宗教更精致。他们遇到了一个伟大的穆斯林文明，并惊叹于它的美丽。布哈拉和撒马尔罕的清真寺像绿松石山拔地而起，地板上装饰着地毯，犹如白色大理石上的诗篇。

在进入布哈拉前，蒙古人不曾见过这样一个社会，宗教当局既行使政治权力，也担任法官，履行国家政府的职能。在佛教王国，统治者作为一个虚拟的神进行统治，但在穆斯林国家，很难确定谁制定法律，究竟是统治者统治宗教，还是相反。这两种政体混合在一起似乎是有问题的。毛拉、伊玛目和阿亚图拉负责执法，实际上掌管了国家权力，并使设立世俗统治者成为一件不必要的事情，而蒙古帝国的原则却相反。

穆斯林立即努力使蒙古人改变信仰，但成吉思汗予以抵制，部分原因是他对伊斯兰教与城市生活的密切联系持怀疑态度。在蒙古人看来，伊斯兰教是一种比较适合工匠、商人和农民的宗教。有一位汗曾这样告诉试图劝说他皈依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在我的勇士中没有理发师、铁匠和裁缝。”“如果他们成为穆斯林并遵循伊斯兰教法，他们以什么为生呢？”[360]蒙古人是游牧民和战士，他们的信仰支撑着他们的生活方式。

这些道德讨论记载在神秘的苏菲派穆斯林著作中，但是这些讨论很快就变味了，变成了竭力劝说蒙古人攻击对立的苏菲教派的自利行为。这些故事往往未注明日期，很少透露会议在何处举行，有时甚至连故事的作者也不交代，但从总体来看，它们使我们对讨论的基调和主题有了某种深入的认识。当苏菲派领袖哈贾·阿里被带来见成吉思汗时，这位蒙古领袖获悉，这位圣人的父亲也是一位圣人，“经常把食物分发给人们”。

成吉思汗问：“他把食物分给自己的百姓呢，还是分给陌生人呢？”

他的一个门徒回答：“每个人都把食物分给自己的百姓，但这个人的父亲把食物分给陌生人。”

成吉思汗说道：“那他的确是一个很好的人，他把食物分给神的子民。”然后他把那个人释放，并赐给那个人一件新斗篷。[361]

对苏菲教派来说，羊毛斗篷是一种信仰的标志，在一些苏菲教徒看来，这一姿态表明成吉思汗认可他们的宗教习俗。但蒙古人似乎很难把穆斯林和犹太人分开，更难把一派穆斯林跟另一派穆斯林分开。也难怪没有蒙古记录提到成吉思汗与苏菲教派的会见，甚至没提到他是否知道他们，而穆斯林作家却记录了一长串他与苏菲派领袖及其弟子的这种会见。

虽然很少有证据支持苏菲教派记录的所谓的会面，但苏菲派在蒙古人统治时期的确比较兴旺。最初的蒙古入侵曾把成千上万的苏菲派教徒送去流放，如伟大的诗人贾拉勒丁·鲁米的家人，而他们也因此把自己独特的崇拜方式向西传播，带到了土耳其和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这些难民当然没有理由赞美蒙古人，但蒙古的宗教宽容政策给了苏菲教徒传教的自由并使之得以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