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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爱尔兰威尔士马恩岛和赫布里底群岛（第3页）

我收到了他对我诗歌的奖赏——

一匹来自阿查尔的骏马

在12世纪重要的文学作品中，有一部以古斯堪的纳维亚语写作，其他均以爱尔兰语写作，它们有助于我们了解维京-爱尔兰社会。描述克隆塔夫之战的古斯堪的纳维亚语作品是《布里安萨迦》，大部分存于《尼亚尔萨迦》和索尔斯泰因萨迦《西乌霍尔索纳尔》。这部作品可能是一位神职人员在1118年之前写于都柏林。布里安被讴歌为国王的典范——神圣、公正、强大，是继承先祖的圣王。据记载，克隆塔夫战役和布里安之死是异教徒、变节者和背叛者一手造成的，而不是信仰基督教的都柏林市民的祖先造成的。都柏林现在的市民是统治者善良的臣民，现在的统治者亦是这位圣王的后裔。即使这个解释毫无新意，但它对于一度尴尬的都柏林历史也是一种聪明的解释。故事所透露的政治洞察力以及其中被正确使用的爱尔兰名字都表明该书是在都柏林所作，之后再以斯堪的纳维亚语转写。文学氛围在11世纪早期的都柏林、奥克尼和其他地方兴起，这可以追溯到10世纪时都柏林-约克轴心地区对古斯堪的纳维亚语文字的认知。

《盖尔人与外国人之战》一书是非常成功的政治宣传，其与《布里安萨迦》作于同一时期，为都柏林和爱尔兰的乌伊·布里安王朝所写。这部萨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详细叙述了维京人的抢劫和爱尔兰人民遭受的痛苦；另一部分描述了在克隆塔夫战役中达尔凯斯人战胜维京人的英雄事迹，全篇皆是华丽辞藻和夸大其词的爱国主义。维京人“狂躁、凶残、异教徒、无情、残忍”，他们强暴了一块神圣的土地，他们长期的暴政被布里安所终结。布里安是“英俊的胜者奥古斯都·恺撒……是第二个强大、不可战胜的亚历山大”。达尔凯斯人是“爱尔兰的法兰克人（即诺曼人），爱尔兰的以色列之子”，意思是他们作为上帝选定的王朝，会像诺曼人统治英格兰一样统治爱尔兰。这段历史的改写意图将都柏林人放在臣民的地位，给予乌伊·布里安人无与伦比的功绩，使他们注定成为爱尔兰之王。

要使这种宣传产生效果，必须影响到目标受众。那么这种融合程度究竟有多深？爱尔兰语中会贬低性地提及“维京人磕磕巴巴的语言”和“骗子的虚伪”，如果就此判断，那么融合程度相当深。爱尔兰的维京人能够从高度修辞化和丰富的爱尔兰文学中获得信息吗？毕竟这不太可能是当时普通人的语言。穆尔赫塔赫·乌伊·布里安的宫廷是否会感激用文雅的古斯堪的纳维亚文学语言对都柏林历史进行微妙的改写呢？情形似乎如此。王室通过联姻而紧密联系，比如布里安和梅尔·塞赫纳尔二世都同“白胡子”西特里克的母亲葛姆蕾（Gormlaith）结婚，因此是西特里克的继父。布里安的儿子唐纳赫德是“白胡子”西特里克的异父兄弟，他娶了沃特福德的维京人首领的女儿。葛姆蕾的三任丈夫中有两个参与了克隆塔夫战役。此外，她的儿子白胡子西特里克娶了她前任丈夫布里安的女儿。因此，布里安既是“白胡子”西特里克的继父，也是他的岳父。同时，“白胡子”西特里克是挪威国王奥拉夫一世的姐（妹）夫。人们可以得出结论，11世纪和12世纪的上层统治集团中普遍存在着双方言——这种情况也延伸到了文学领域。可以料想，这场统治集团内部最著名的军事冲突——克隆塔夫战役应该由两种语言来描写。

他们也被共同的基督教文化联系起来。10世纪都柏林与爱尔兰的其他地方有了紧密联系。大型修道院在维京人控制的地方兴盛起来——莫那斯特博伊斯修道院（Monasterboice）、邓利尔修道院（Dunleer）、德罗姆斯金修道院（Dromiskin）、克朗多金修道院、塔拉特修道院（Tallaght）和其他位于维京人定居点近郊的修道院，从早期就开始影响维京定居者。像格伦达洛修道院和基尔代尔修道院这样的大型建筑在城里或附近建立了新的机构。早在9世纪末期都柏林人中就存在基督徒，10世纪的王朝统治者都是基督徒。943年，奥拉夫·夸兰正式成为基督徒，1028年他的儿子“白胡子”西特里克前往罗马朝圣，后来在都柏林建立了一个教区，直属坎特伯雷管辖。12世纪的一首挽歌描绘了一个都柏林的基督徒形象，诗人称那里的人们为“阿拉尔特（Aralt）的种子，洛赫兰（Lo）勇士的后人”：

我不情愿但又主动前往都柏林，

前往奥拉夫的金盾之堡；

从都柏林的教堂和墓地，

我敏捷而又缓慢地前行。

哦，都柏林祈祷的人们

院长和主教们，

直到我能看到他，

再把东方的塔迪奇（Tadc）用泥土覆盖。

有一首描述都柏林、出自阿马的爱尔兰诗歌，大约作于1121年或1129年，诗里列举了都柏林的主要教堂：圣帕特里克教堂、圣米歇尔教堂（St。MichaellePole）、圣米占教堂（St。Mi’s）、圣保罗教堂、圣彼得教堂、基督大教堂、圣母马利亚教堂（St。MarydeDam）、圣布莱德教堂（St。Bride’s）、城堡里一座不知名的教堂（可能是圣奥拉夫教堂），以及一些未给出名称的教堂，还包括塞尔·迈克·纳艾达（aeda）教堂，据说它是爱尔兰修建的第一座教堂，同时列出了都柏林应向阿马缴纳的东西，这些都反映了都柏林的考古发现：

每一个大桶里都装有一个盛着蜂蜜的牛角或羊角

每一个制梳人交一把梳子

每一个鞋匠交一双鞋

每一个银匠交一个器皿

每一个铸币者交一份药

每一艘商船交一个烟囱罩

都柏林会对与内陆地区进行贸易的维京商人征收税赋，而阿马有权获得这些税赋的十分之一：

爱尔兰每一个

从事贸易的维京人，

缴纳税赋。

他们缴纳的税赋

上交给了都柏林：

马背上驮着满满的麦芽，

还有满满的咸肉。

两匹马驮满了木柴

还有补充的蜡烛，

是爱尔兰的维京商人

交给王城里的维京人的。

交给维京人的

这些货物的十分之一，

据说是交给帕特里克的（阿马）。

12世纪，维京人的城市处于教会重组运动的前沿。直到1152年，都柏林一直坚定地跟随坎特伯雷。矛盾的是，首先遭到异教徒维京人袭击的教会迅速恢复，并且非常善于将他们同化；他们的基督徒继承人成为国教改革运动的先驱之一，主张放弃传统的修道院教堂，倾向于主教辖区。

维京人的影响

维京人在政治方面的影响有哪些？他们的确动摇了重要的爱尔兰王国，但是没有征服任何一个大的王国。而尽管他们占领的领地较小，但都具有战略性。自10世纪起，这些城市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随着第二段维京时代内城市定居点建立而来的经济变革——尤其是贸易前所未有的增长，皇家收入也随之增加——为更强大的王朝提供了极优的强化权力的条件，也激起了爱尔兰王权的争夺战。埃塞尔斯坦和后来英格兰国王的例子没有被乌伊尼尔人或其继承者所忘记，尤其是都柏林和约克建立起的联系确保了主要的爱尔兰国王能够密切关注多变的英格兰-维京关系。11、12世纪他们极力追求“爱尔兰应该有王权”这一想法，更多是基于国外的例子和维京人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变革，而不是源于权力的传统概念。国王们发起的激烈战斗——运用骑兵、战舰、设防和围困等手段——起源于维京人，后来受到诺曼人的影响，这种影响是通过维京港口与英格兰建立联系而传播过来的。最重要的是，维京人促进了交流，他们成为最终所有社会变革的最有效推动者。他们使爱尔兰在政治和经济上同不列颠和欧洲大陆更密切地联系起来，这在12世纪的乡土文学中有所反映，也伴随着11、12世纪时在政府、教会和商界中剧烈涌动的变革大潮。这才是他们最重要的贡献。维京人的城市落入诺曼人之手后，他们的影响力就衰落了，他们继续作为说古斯堪的纳维亚语的独立群体而存在，直到13世纪末期他们最终被英格兰在爱尔兰所建立的殖民地同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