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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新旧宗教（第3页）

当考古发现能够以诗歌和中世纪历史作品的角度被解读时，它们才能够被最好地理解，偶尔赋予我们一些有关不同类型证据之间联系的想法。在斯堪的纳维亚的许多地方出土了一种小而薄的金片，它们很好地说明了将实物发现和文学证据结合起来的潜在价值。它们通常不超过一立方厘米，上面印着一两个人物的浮雕。由于太轻又易碎，它们不能用作货币，因而它们应该具有象征性和宗教性的意义。常见的图案是一男一女面对面相互拥抱——一个相爱的场景。这种纪念金片曾在丹麦、挪威和瑞典被发现，但没有在斯堪的纳维亚之外的地方被发现。这种金片被大量发现于人们居住的房屋内，位于柱子之下或其附近，在一些地方这个柱子用来支撑国王或酋长大厅内的高座。它们曾在权力中心所在地被发现，如丹麦的古默、挪威的迈尔和伯格、瑞典的黑尔格。也许它们是在国王或酋长的结婚典礼上被存于高座之下的，因此可能象征着家庭和农场与诸神和巨人宇宙的神话起源之间的联系。金片上的夫妇同埃达诗歌《斯基尼尔之歌》（Skírnismál）有关联，诗中描述了弗雷对巨人少女葛德（Gerer）的爱慕，并试图通过礼物、威胁，最后是法术来赢得她的芳心。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对夫妇的确代表了那一对恋人，因此象征着神圣婚礼，《斯基尼尔之歌》是婚礼的序曲。

北欧神话的特点是婚姻将对立的双方——神和巨人——联系起来，因此包含了整个宇宙。宗教历史学家格罗·斯泰因斯兰德（GroSteinsland）曾表示，神圣婚礼对于神话和仪式而言是最基本的部分，其对基督教传入之前的社会意识形态同样也是基本的。斯诺里·斯图鲁松在《海姆斯克林拉》中声称，神和巨人女子的婚姻是传说中瑞典尹格林王族（Ynglings）的起源，中世纪挪威的国王也是他们的后裔。神族是国王的祖先这一思想在许多宗教中是相似的，但是这些斯堪的纳维亚众王朝的第一位女祖先却出乎意料地来自巨人族。正如我们所见，宇宙对立的运用在北欧世界观中是基本的。《西比尔的预言》将命运、人类生活和世界进程置于动态之中。

弗雷和葛德的故事是神话在历史中实现的一个例子。在斯堪的纳维亚宗教改变之前与之后，历史都是根据神话模式来解读的。在基督教史学中，《圣经》就是模板，基督的出生和死亡是每个王国和国王的历史上不断重复的分界线。基督教传入前的人也使用其他模式，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神注定遇到一位巨人女子。中世纪的历史作品中不断重复描写国王与一位遥远而神秘的女子结合。因此斯堪的纳维亚语的国王萨迦讲述了挪威国王“血斧”埃里克娶了美丽的冈尼希尔德（Gunnhild），她同精通魔法的人们住在极北地区。在另一个传说中，据说冈尼希尔德是丹麦国王高姆的女儿。

死亡和安葬

死亡是生命的一个事实，它显然是我们在维京时代的资料中面对最多的一个事实。在古斯堪的纳维亚语文学中，死亡是生命的目的，这与之后的基督教思想完全不同。在基督教传入之前，活着是为了获得死后的声誉，这点非常重要。因此他们很看重死亡的方式：最糟糕的便是可耻的死亡。“牛死了，同族人死了，像他一样死去的男子我知道永不会死亡的一件事就是：对一个死人的判决。”埃达诗歌《哈瓦玛尔》（Hávamál）中的著名诗句这样写道，是以奥丁的话呈现出来的。良好的尘世名声，而不是天堂的救赎，才是生与死的最深刻目的。

墓地中的发现表明人们相信死后仍有生命。富裕的家庭通常会为死者陪葬物品；男子以武器或工具陪葬，女子以珠宝和器皿陪葬。坟墓中还发现了食物和饮料残渣。

坟墓中的这些食物有何意义？神话提到了死者之地，这里是阴暗的，是黑暗的冥界（在基督教时期被解读为地狱、“死神的惩罚”）。萨迦谈及死后的生活，死者由死去的同族人陪伴住在圣山之中。一首埃达诗歌指出，死者之地属于女神弗蕾雅，在维京时代末我们听说了奥丁的瓦尔哈拉，即“英灵殿”。10世纪，一些斯堪的纳维亚人以马和骑具陪葬。这些发现可以用瓦尔哈拉神话来解释，这些战斗中死去的人住在奥丁的宫殿直到“诸神的黄昏”，他们将同神族一起与混乱之地的强大力量战斗。一些人在这个神话中发现了基督教的天堂观念。这可能（尽管是推测的）就像认为它受穆斯林的天堂思想启发一样，因为斯堪的纳维亚人熟悉近东的思想。

在斯堪的纳维亚发掘的装饰最豪华的坟墓位于挪威南部奥斯伯格墓地，墓内有两个妇女，可能分别是王后和侍女，被埋葬在一艘长21米的装饰华丽的维京船只内。船上有死者需要的所有物品，就好像她们还活着一样，有做家务和烹饪的器皿、床和**用品、织布机、锅和容器，以及使我们困惑的艺术品。还有马车和雪橇，13匹马、6条狗和2头牛。毫无疑问，坟墓里还应包括珠宝首饰和其他珍品，但是已经被盗墓者拿走了。

皈依中的政治

斯堪的纳维亚的宗教变迁在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政治背景。它与社会和政治组织的巨大变迁同时发生，本身也充满一系列变化：首先，当王国统一时，新的政权结构和新的管理形式就会发展起来；其次，基督教与交流方式的变革有密切联系，从以口述为主到书面文化的转变使新的权力体制成为可能；最后，教会实施了综合措施，包括道德、文化和宗教教育，来教育民众了解他们在新的集权化秩序中的位置。

基督教传入斯堪的纳维亚比爱尔兰、英格兰和欧洲大陆晚几个世纪，这反映了欧洲不同地区的情况存在较大差异。对基督教统治者来说，他们的子民理所当然应该是基督徒，但是罗马人和法兰克人都没有能够征服斯堪的纳维亚的任何一个地区。查理曼的帝国止于丹麦南部边境，他的基督教化计划没有进一步延伸。他的儿子“虔诚者”路易首先派遣传教士，试图向丹麦人施加法兰克的霸权。路易支持流亡的丹麦国王哈拉尔，哈拉尔也向路易效忠，并且依靠法兰克人的帮助，重新登上王位。823年，兰斯大主教埃博在丹麦传播福音，3年后哈拉尔成为第一位接受洗礼的丹麦国王。在美因茨举行典礼后，哈拉尔由教会人士安斯卡尔陪同返回丹麦。然而，1年后他又被迫流亡，20年后安斯卡尔才得以在丹麦正式重新执行他的使命。

大约830年，安斯卡尔抵达瑞典的比尔卡，他后来被任命为汉堡大主教。9世纪70年代，林贝特（Rimbert）撰写了安斯卡尔的履历。根据他的记载，安斯卡尔在那里修建了教堂。9世纪中期，他还在丹麦南部的海泽比和里伯修建了教堂。据林贝特记载，他买下丹麦男孩，教育他们笃信基督教。除此之外，安斯卡尔没有获得永久性成果。

挪威的皈依经历了几个阶段，都有英格兰传教士的参与。根据萨迦记载，第一位统一挪威的异教国王“金发王”哈拉尔派他的儿子哈康前往英格兰，并将其交给基督教国王埃塞尔斯坦（924—939年在位）培养。这个故事虽然不同寻常，但也许是可信的。它不仅表明挪威的第一位国王希望同西方建立外交联系，也表明他具有远见卓识，意识到基督教思想会为新王国提供有力支持。

哈康没能使挪威皈依基督教。他被当作一个叛教者，于960年去世。斯诺里在《海姆斯克林拉》中高明地解释了当时的背景，用两个片段举例说明了国王和挪威农场主之间的冲突。首先是前文提到过的描述特伦德拉格的祭祀仪式，国王被迫参加异教礼仪。第二个是在大会或庭上，一位农场主首领在一次演讲中把权力和宗教联系在一起，提出他们的要求。他辩论说，如果挪威人同意国王的信仰，那么他们就要服从于一个新的政权形式，并声称国王的宗教会使他们成为奴隶。半个世纪后，奥拉夫一世率领船队从英格兰向挪威出发，试图用武器使挪威皈依。他把基督教作为征服民众的权力政治工具。但是在任务远没有完成之时，他就死了。二三十年后，圣奥拉夫通过基督教化、武力和立法有效完成了挪威的宗教变革。他在1030年的斯迪克勒斯塔德战役战死后，挪威不再出现针对新信仰的强烈反对。

第三个宗教变化的类型出现在冰岛。我们同样可以在这里观察到宗教是如何适应已有秩序的。当时冰岛没有国王，由大型农场主和酋长组成的寡头集团统治。这些首领通过阿尔庭的多数投票决定让冰岛信奉基督教。关于这件事的最重要资料是学者阿里·索吉尔松写于12世纪30年代的《冰岛人之书》。书中写道，奥拉夫一世派遣传教士唐布兰德（Thangbrand）前往冰岛，但是没能使冰岛人皈依。像耶灵石上“蓝牙王”哈拉尔所声称的那样，阿里强调改变宗教的决定是由冰岛人自己的合法代表决定的，而不是外国统治者强迫的。阿里以此宣称了这个国家的独立性。

基督教的传入引起了异教徒的反应。阿里写道，阿尔庭的决定伴随着特定的例外，其中包括允许私下向异教神祭祀。10世纪末期，酋伯爵哈康领导了一次异教复兴，尽管他已经在丹麦接受了洗礼。洗礼后，他承认了“蓝牙王”哈拉尔的领主地位，哈拉尔才得以在耶灵石上宣告“赢得了整个丹麦和挪威”。哈康通过叛教，宣布政治独立。

基督教大约于1000年在瑞典立足，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许多权贵信奉了新的信仰。但是这一进展中也有挫折，因为异教信仰深深扎根在瑞典的许多地区。

一般来说，年轻的基督教会在较长一段时期内都比较弱小，不得不谨慎地开展工作。大约1120年，出身盎格鲁-撒克逊的一位欧登塞教士埃尔诺斯（?lnoth）围绕圣克努特的生平撰写了一部丹麦史书，在前言中他评论了斯堪的纳维亚其他地区的宗教：

斯韦尔人和戈塔尔人（G?tar）似乎只有在事情如他们所愿及拥有好运时才信奉基督教信仰。但是如果暴风雨违背他们的意愿，如果土地由于干旱而贫瘠或因大雨而遭受洪灾，如果敌人威胁要进攻或焚烧，他们就会责怪他们声称信仰的基督教，并且威胁和不公地对待那些忠诚的信徒，要把他们赶出国家。

在斯堪的纳维亚其他地区，局面也好不到哪里。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在写给丹麦国王哈拉尔三世（1076—1080年在位）的信中，不得不告诫他要保护可怜的寡妇、孤儿和教士。在1080年的一封信中，教皇对丹麦人“因无常的天气、暴风雨造成的毁坏和各种身体疾病而责怪神职人员”提出严厉批评。六年后，叛乱的农场主在欧登塞的圣奥尔本教堂杀死了哈拉尔的继承者克努特（1080—1086年在位）。

教会和国王相互支持，双方的力量都逐渐增强。整个斯堪的纳维亚都建起了教堂，最初是木制的教堂，但是自12世纪开始在丹麦和瑞典一些地区用石头修建了教堂。教会的精神力量和组织都得到了加强。从政治角度来看，教会与王室政权的新联盟最明显的表现就是1103年或1104年时，在当时还属于丹麦的隆德设立了大主教区。在此之前，斯堪的纳维亚教会归属汉堡-不来梅大主教区。斯文·埃斯特里德松试图摆脱德意志教会的控制，并且在11世纪70年代几乎成功。但是在他的儿子埃里克一世统治时期，教皇承认了这个教区，并随后承认斯堪的纳维亚在同德意志的关系中保持政治独立。

信仰改变和文化变革

在丹麦、挪威和瑞典，宗教变化是由王室领导自上而下进行的，并且经常使用暴力。在冰岛，信仰的改变是酋长们迫于挪威国王的压力而做出的决定。这主要是一个政治变革，但信仰改变对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又是如何发生的？

在北欧语中表示宗教变化的单词是“sieaskipti”，这个词说明了当时的人们如何理解信仰变化。单词的第二个词素与英语单词“变迁”（shift）同根，“sier”意思是“方式和习俗”，和我们所说的“文化”（culture）类似。这个单词也有宗教层面的含义。基督教的传入也意味着文化的全面变化，即使这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整个生活方式被改变。基督教传入前的宗教是社会和各方面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宗教和社会是融合在一起的，只有在社会发生了变化时这个宗教才会衰落。政权的改变需要一个新宗教，它要有一种能够使集权政权合法化的思想，而基督教教会正好提供了这种思想。

教会最重要的工具就是书籍。这是颠覆性的变化，因为它可以保留和传播遥远地区或年代久远的知识。知识不再依赖于个人的理解和记忆，口述传统中的多变性不再是交流中的一个自然后果。教会是一个强大的国际组织，随着书写的普及，斯堪的纳维亚的欧洲化开始了。书籍使人们接触到外国诗歌、哲学和历史的丰富宝库，北欧文化接受了这些，并且被其所改变。书写还引起了人们对当地诗歌和传统的兴趣。它们开始被记载下来，人们意识到基督教传入之前的时期与中世纪截然不同。

拉丁文字受到了与异教的如尼文字同等的尊敬。如尼文起源神圣，是奥丁赐给人类的礼物。而基督教则不同，它与拉丁文字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基于《圣经》的有文化的宗教。教会所传达的信息，以及它的思想和道德信条，都深深植根于书面文字。

新文字创造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因为书面文化意味着一种新的历史概念。以前时间是以代来计算的，普通人很难对两三代人之前的时间有具体概念，而现在引入了长久的历史年代序列。人们可以看到自己同久远到亚当夏娃时期的过去的关系，也要接受在同样遥远的未来出现世界末日。在这一长久的视角中，个人和王国都有各自的位置。重心从同族人和家庭转移出去，农场主和他们大会的权力被剥夺。

尽管我们可以追溯宗教变化在政治、文化和社会方面的重要作用，但是很难了解其对个人的思想产生了什么影响。教会号召个人敬畏上帝，并虔诚修行。基督教中，人死后会在天堂获得永生并由此得到救赎，或受到地狱之火的诅咒。它要求人们无条件地只服务并敬拜一位神，只能期待上帝的恩典。这彻底颠覆了传统宗教和道德准则。

基督教意味着民众与上帝间的距离更远以及一种新道德。它影响了各行各业，它的道德信条反映在规定日常习惯的教会立法，尤其是与饮食和**有关的方面。斋戒的时间固定了下来，马肉被禁止食用。婚姻的规定也被引入，一夫多妻制和婚外性行为被禁止。教会还介入婚后生活。挪威的《管制法》（GulatingLaw）禁止周日、周三、周五以及斋戒日和教会节日前的晚上有性行为。

现在，罪孽的后果开始影响生活了。大多数教会法律不是基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基于人与看不见的上帝之间的关系的确立。上帝是受害方，惩罚是属于他的权力。孽罪的概念是新的。在基督教传入前，人们相互负责，行为受荣辱标准支配；判决和复仇在于其他人。而现在对耻辱的恐惧被罪孽所带来的恐惧替代，异教社会的权利和义务——首要的是复仇——现在变成对上帝和国王的冒犯。更有甚者，教会引入了迄今为止他们从未知晓的“原罪”概念，意味着所有人都欠上帝的债，所有人都害怕永恒的诅咒。

对于整个社会和个人而言，宗教的变化暗示距离的产生。世界变大，权力更加遥远。权力在许多方面，从农场、家庭和当地大会转移到国王和神职人员。宗教活动从农场大厅转移到上帝的专用房子里。上帝本身是遥远的，而且奇怪的是，生命的意义从生命本身转移到死亡。对妇女而言，这种变化是巨大的。教会视她们为男子的附属品，把她们与不能永生和罪孽联系在一起。基督教传入前，她们可以主持宗教习俗活动，但是现在领导权是男子的专属，女子则处于监护之下。另外，教会坚持一个原则，女子有权利不违背其意愿而结婚。教会把贞洁提升到理想的高度，为女子提供了作为修女而生活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