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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历史上和传奇中的维京人（第2页）

开明的18世纪（短暂）中止了这种史学以及瑞典和丹麦的强国地位。诸如历史学家丹麦人路德维格·霍尔伯格（LudvigH，1684—1754）或瑞典人奥洛夫·达林（OlovDalin，1708—1763）的著作中体现的史学研究变得更加理智、务实，他们倾向于把文明等同于自己所处时代的启蒙运动。无论维京人还是哥特征服者都不是他们特别的英雄，奥洛夫·鲁德贝克的沙文主义理论很快被摒弃。冰岛萨迦依然被作为最早期的重要历史证据，但维京时代不再被看作黄金时代，而是北欧国家历史上一段野蛮、未开化的时期。

然而，18世纪后半叶维京人再一次成为时尚，这次不是作为文化英雄，而恰恰是因为他们的野蛮人身份——对现代文明和启蒙文化充满敌意。卢梭和“高贵野蛮人”的时代到来，维京人因令人着迷的狂野和浪漫受到推崇。他们拥有崇高的**，而这正是启蒙运动中儒雅的理想主义者所忽略的。这种崇拜推动了所谓的“北欧文艺复兴”，但它不是开始于斯堪的纳维亚，而是欧洲大陆和英格兰，尤其吸引艺术和文学界年轻的学术叛逆者。

这些年轻叛逆者将崇高艺术定义为违背和谐、正确判断和平衡等传统规则的艺术。艺术应该如同暴风雨、巨大阴沉的山脉、茫茫大漠、噩梦、疯狂、神的启示和地狱一般可怕、暴力、令人敬畏。所以最崇高的艺术是野蛮而古老的诗歌，是关于诸如凯尔特人、斯基泰人、斯堪的纳维亚维京人等狂放而原始的民族的诗歌。这些人自然淳朴，未经驯服，也没有被现代文明玷污。为了体验这种高尚艺术，上层社会的人要离开舒适、高雅和文明的环境，去寻求古老狂野的自然，重新发现他们的原始情感。简单来说，一个人要回归过去，回到最初人类的真正状态。

受到这些观念的启发，北欧文艺复兴运动将古斯堪的纳维亚语的埃达诗歌和冰岛萨迦介绍到西欧的文坛。但是我们不能把这次文艺复兴理解为真正北欧理想的复兴，它其实是从新美学理论的角度对这些理想进行的一次系统修改或重新解读，并在部分程度上进行了歪曲。这个过程的结果是，埃达诗歌中的神话叙事诗——以及凯尔特人关于莪相（Ossian）的诗歌，斯堪的纳维亚民谣和其他多种被认为起源于野蛮人的神话文本，它们被认为拥有能够摧毁一切的特别及神秘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大自然，来自狂野、没有文化的诗人，而不是来自受过良好的教育诗人所创作的文明艺术。

第一位北欧文艺复兴重要人物是保罗·亨利·马利特（PaulHe，1730—1807），他是来自日内瓦的瑞士公民，18世纪50年代被哥本哈根大学聘为法语教授。1775年，他出版了《丹麦史导论》。他在一定程度上认为古斯堪的纳维亚语诗歌的特点与奥利·沃姆以及其他17世纪斯堪的纳维亚古文物学家的观点一致：艺术形式极其复杂，有严格的规则，对读者来说令人费解，如同智力难题。但是，在1763年日内瓦出版的第二版中，为了顺应崇高诗歌的新思想，马利特改变了他对这种诗歌的描述，使之更吸引紧跟风潮的欧洲年轻文人。现在他认为埃达诗歌和冰岛吟唱诗歌“崇高但是晦涩”，他写道：

异想天开的翅膀可能只属于粗犷、未经开化的民族，而不是文明民族。伟大的自然事物对粗犷的想象更有感触。他们的情感没有因律条和教育而受损，思想的匮乏和语言的贫瘠迫使他们从大自然借取一切能够给他们的认知披上外衣的形象。那么，使我们的诗歌衰弱无力的抽象术语和本能想法怎么从他们的诗歌中发现呢？如果有人问，古人赋予艺术的这种神奇力量现在怎么样了？可以说它已经不复存在了。现代语言的诗歌只不过是有押韵的推理，回应了认知，而不是人心。它不再与宗教、政治或道德在本质上相关，我认为它现在只不过是一种个人艺术，通过获得一些上流评判者的冷漠认可而达到目标的一种取悦，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

〔托马斯·帕西（ThomasPercy）译，1770年〕

这个陈述坚持认为崇高诗歌情绪化、不合逻辑、野蛮且具有充满魔力的意象，这是对崇高诗歌新美学的典型看法。正是通过这类煽动性的呼吁，马利特对古冰岛诗歌的描述对整个欧洲的年轻学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像英格兰的托马斯·格雷（ThomasGray，1717—1771）和托马斯·帕西（1729—1811），苏格兰的詹姆斯·麦克佛森（JamesMa，1736—1796年）、德国的哥特弗雷德·赫尔德（JohannGottfriedHerder，1744—1803年），这些学者都被这种诗歌的魅力所感染，他们进行收集、翻译、模仿，并将其这样展现给世人：它是高贵的、爱国主义的，可以替代古典诗学中的教育。对淳朴祖先原始但高贵灵魂的崇拜成为出发点，是新的、更加浪漫的民族主义的源泉，它强调自然和“平民精神”而不是文明或武力征服。

几十年后，这种思想才传到斯堪的纳维亚。但是当它于18世纪末传到斯堪的纳维亚时，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引发了对维京时代的重新评估。维京时代现在似乎成了所有北欧国家的真正黄金时期，那时斯堪的纳维亚文化与大自然和平民精神处于完美的和谐状态中。尽管北欧文艺复兴的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是平民化的，但最初接受它的只是一小批文化精英，他们把自己当作这种平民精神的选定代表。这种思想从德意志传播到哥本哈根、乌普萨拉和斯德哥尔摩的学术界，然后从那里再传播到斯堪的纳维亚中产阶级中的大部分人。

对维京人的新热潮在丹麦和瑞典尤其强烈，特别是在19世纪第一个10年两个国家经历了令人耻辱的军事失败之后。1807年丹麦经历了英格兰对哥本哈根的炮击，1809年瑞典在对俄国的战争中丢掉了芬兰。两国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相信，是时候恢复斯堪的纳维亚人在维京时代所拥有的影响力、活力和自尊了。北欧文艺复兴逐渐从主要在知识分子中盛行的美学潮流演变成一个更加广泛的、带有政治含义的民族主义复兴运动。

丹麦作家亚当·欧兰施拉尔（AdamOehlenschl?ger，1779—1850）和格伦特维（N。F。S。Grundtvig，1783—1872）基于古斯堪的纳维亚语和深奥的德意志哲学的结合，为一小群文学仰慕者写下了他们最早的诗歌。但是他们二人都成为在政治意识形态方面有着重要影响力的民族人物。欧兰施拉尔的诗歌《金号角》（Guldhornene，1803年）赞颂了来自古丹麦的两件珍贵手工艺品，把它们作为由诸神赐予但又消失的神秘荣耀的象征。尽管这首诗最初无意以这种方式来阅读，但它还是被丹麦一代代的学生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来解读。格伦特维对古斯堪的纳维亚语神话的诗歌式解读，最终为斯堪的纳维亚民众高中的思想意识形态奠定了基础。

哥特协会、耶耶尔和泰格纳尔

瑞典民族主义情绪与对维京时代和古斯堪的纳维亚语文学的兴趣相结合，导致1811年追崇爱国主义的“哥特协会”成立。这个协会由斯德哥尔摩的一群年轻院士和官员建立，他们喜欢用牛角饮蜂蜜酒，用古萨迦的名字互相称呼，背诵埃达诗歌中的内容，举行维京仪式，乐观地希望这些活动能够使他们的国家恢复活力，并且在今后同俄国的冲突中提高国家力量。协会的学术领袖是埃里克·古斯塔夫·耶耶尔（ErikGustafGeijer，1783—1874），他后来成为瑞典最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和最受人崇拜的诗人。他编辑了协会杂志《伊都娜》（Iduna，根据古斯堪的纳维亚女神命名，她向瓦尔哈拉提供了“青春之苹果”），不仅发表了有关维京文化不同方面的古文物研究文章，还有爱国主义的社论和（有较大变化的）古斯堪的纳维亚语风格的诗歌。

杂志出版的第一年，耶耶尔发表了两首诗《维京人》（Vikingen）和《自耕农》（Odalbonden），这两首诗很快就被认为是真正“维京精神”的经典表述，常常在爱国集会和后来的许多瑞典学校被诵读或歌唱。在《维京人》一诗中，我们听到一条失事船只上的海上勇士讲述他年轻时疯狂的故事：他在15岁时逃离家乡，不停地在海上游**，拼命冒险和寻找荣耀，又丢失了所得的一切，最后20岁时准备英雄般地死在冰冷的海上。第二首《自耕农》巧妙地同第一首诗形成对比，我们听到一个农场主留在家里捍卫同样英勇的生活方式：

尽管没有被名誉的名义所**，

我心中清楚它的价值。

我不是在名利的田地上收割，

而是在自己的沃土上收获。

我不爱嘈杂和虚荣的炫耀，

伟大的行为从来不花哨。

燃烧的云彩退去时，

暴风雨没有留下踪迹。

每一个病人都在不同地哀号，

但健康的人不需要如此吵闹。

因此没人提及我，

也没人想到我。

在尖叫和呻吟中，

强大的贵族到处播撒毁灭；

沉默的农夫和他的儿子，

在红土地上耕作。

〔C。W。斯多克（C。W。Stock）译〕

通过展示维京人和农场主这两种古斯堪的纳维亚社会同时存在而又截然相反的生活角色——从斯诺里·斯图鲁松《海姆斯克林拉》学来的戏剧性技巧，耶耶尔让维京时代对不同政治信仰的人产生了吸引力。将两种英雄对比，争论孰好孰坏，一时成为瑞典教室中最常见的练习。这种学术练习的预期结果通常是两种英雄对国家同样必要和有利，尽管自耕农在瑞典现代福利国家以牺牲维京人为代价获得了政治权力。

在《丹麦民族史》（1832—1836年）一书和其他历史著作中，耶耶尔运用了相似的对比来表现作为社会典范的维京时代的斯堪的纳维亚。在他看来，这个社会的和谐一方面依赖于伟大君主间的微妙平衡，另一方面依赖于自由农场主的农村庭或大会。维京国王提供了领导和军事实力，大会保障了正确的判断、民间常识和一定程度的民主。真正意义上的贵族的缺失使民众同国王、国王同子民得以接近。根据耶耶尔的观点，中世纪时期这种平衡被天主教会和封建贵族破坏，大会失去了权力，农场主也失去了大部分的古老自由。在他看来，像瑞典这样强大、自由、独立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不应该在中世纪寻根而是应该去异教的维京时代以及古斯堪的纳维亚习俗和制度中寻根。这种斯堪的纳维亚文化发展观对19世纪瑞典的新教徒和爱国主义精神极具吸引力，并且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或多或少被民族主义历史学家接受。我们在19世纪其他许多斯堪的纳维亚作品中能够发现非常相似的观点：维京时代由自由、骄傲的农场主主宰，他们在当地大会上对国王直言不讳。比如鲁道夫·凯瑟（RudolphKeyser，1803—1864）和P。A。蒙克（P。A。Munch，1820—1863）撰写的挪威历史。这种观点可以最终追溯到斯诺里·斯图鲁松，但是它非常好地适应了19世纪的政治环境——农场主为争取更多权力而斗争。

尽管耶耶尔是他那个时代“哥特协会”中最具影响力的一员，但另一位成员埃萨亚斯·泰格纳尔主教（EsaiasTegnér，1782—1846）因出版了《福瑞特约夫的传说》（FrithiofsSaga，1825年）而在瑞典以外的地区更加广为人知。这部作品基于冰岛传奇萨迦而创作，是一部关于一位维京英雄和他的情人的浪漫史诗，总共有24首诗。通过将拜伦式诗歌、浪漫主义和古斯堪的纳维亚语神话精彩地融合，《福瑞特约夫的传说》成为瑞典第一部在国际文学市场上获得成功的重要作品，被翻译成多种外语，包括英语、法语、德语、俄语、匈牙利语和克罗地亚语等。可以说，泰格纳尔对维京时代的解读在欧洲学术阶层最为知名。他作品中的英雄像许多之前的冰岛萨迦英雄一样，在维京人和自耕农的角色之间摇摆。在年少轻狂时，福瑞特约夫失去真爱英格博格（Ingeb）。之后，他行为处事就像拜伦式的维京英雄，他的“维京准则”是埃达诗歌中一些对女人表示厌恶的著名诗节的19世纪浪漫版：

他一会儿跨越大海，一会儿四处游**，像雄鹰翱翔在它广阔的家园中一样——

他为船上的勇士立下规则和律条。要我来告诉你流浪者的准则吗？

“不要在船上搭帐篷，不要在屋子里睡觉：敌人会站在大厅里；

以苍穹为篷，让维京勇士手持利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