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第十章 历史上和传奇中的维京人（第3页）

倚在盾上睡眠……

“当暴风雨变得猛烈，将帆升到最顶端，狂风大作，

这是多么令人愉快：

随它去吧，随它去吧，蜷缩的人是懦夫，宁可沉没，

也不要收帆。

“把姑娘留在岸上，不要让她上船，假如她是弗蕾亚，

她会欺骗；

因为她的酒窝是陷阱，她的搂抱是张网，相信她的笑容

会使你遭殃。”

〔L。A。谢尔曼（L。A。Sherman）译，1877年〕

但是，当福瑞特约夫最终与英格博格团聚时（毫无疑问，英格博格一直坚贞不渝地爱着他），他成为一个安分负责的自耕农：

他维京式的生活像一个血影一样消失，

随之而去的是所有的怨怼和疯狂冒险。

泰格纳尔以此把维京经历按照德国的成长小说模式调整。在这类小说中，未成年的主人公在青年漫游时期过着坎坷、悲伤的生活。但是他逐渐成熟，为衣锦还乡做好了准备，最终成为睿智、顺从、有教养的社会成功人士。这可能是《福瑞特约夫的传说》能够成功的原因之一，不仅瑞典教育家让所有学校的学生都必须阅读这部作品，而且它也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包括维多利亚女王本人在内的虔诚的宫廷圈子获得成功，其中一个英译版本就是献给女王的。正如一位英国学者所说：“斯堪的纳维亚故事鼓舞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妇女，她们被莎拉·贝恩哈特（SarahBernhardt）扮演的克利奥帕特拉（Cleopatra）所震惊，惊呼‘和我们亲爱的女王的家庭生活多么相似!’”

格伦特维的维京文艺复兴

尽管哥特协会在几十年后解散，但它的思想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启迪了大批教育家、艺术家、诗人和政治家。但是影响更大的是向丹麦的学校体系注入大剂量维京精神的格伦特维的活动，追随者视他为先知。19世纪30年代，这位魅力非凡的教士和远见卓识的诗人提出了一项将基督教复兴主义和古斯堪的纳维亚神话结合的新教育项目。格伦特维极其反对学究似的学习，厌恶传统的学术教育。他希望宣扬“生动的话语”，即不仅仅是福音书里上帝的话语，还有埃达诗歌中的诗歌和被常规学校体系忽略的一切形式的口述民间传统。他想为平民建立一种崭新、自由、人道而且自愿的学校体系，在这种乌托邦式的体系中“生动的话语”胜过死气沉沉的学习。这种理想激发了丹麦农场主反对保守的上层社会并最终取得胜利的斗争运动。在农场主的协助下，19世纪60年代格伦特维的追随者建立了第一批民众高中，学生们可以听讲关于瓦尔哈拉的虔诚布道，学唱关于维京祖先的爱国歌曲。

民众高中运动很快推广到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尽管最终缩小了古斯堪的纳维亚文化在课程中的比重，但是至少由于这些新学校的出现，19世纪后半叶维京人不仅是民族主义精英，也是许多普通农场主、（一定程度上）城市自由资产阶级的主要关注对象。维京人的商业价值第一次被许多斯堪的纳维亚公司利用，它们使用古斯堪的纳维亚神族和萨迦英雄的名字作为商标。非常古老但充满浪漫气息的“维京风格”一度成为家具、设计和室内装潢以及社交集会及各类社会活动中的时尚。画家描绘古斯堪的纳维亚神族和著名萨迦英雄的浪漫图画；政治家试图像维京国王那样向选民演讲；餐馆提供牛角杯来饮用蜂蜜酒，以及组织维京派对，而人们参加时则戴着角状头盔，挥舞着玩具武器；公共建筑、船只、家具和家用物品都被装饰以精美的龙头、如尼文字和其他维京时代的符号。

对维京人的兴趣也以稍小的规模波及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泰格纳尔主教的《福瑞特约夫的传说》和更多真正的冰岛萨迦被译成英文，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开始开展宏伟的古斯堪的纳维亚语项目。更重要的是，英国一些古斯堪的纳维亚语学者和萨迦译者是全国知名的人物，如塞缪尔·拉宁（SamuelLaing，1810—1897）和威廉·莫里斯（WilliamMorris，1834—1896）。拉宁的兴趣（和其他一些苏格兰学者的兴趣一样）显然和他认为自己是定居在奥克尼的维京人的后裔这个事实有关。另一方面，威廉·莫里斯的热情似乎是从他对维京时代艺术和工艺品更广泛的兴趣发展而来。第三位知名的英国萨迦译者是乔治·韦伯·达森特（GeeWebbeDasent），他讨好似的把维京人和维多利亚时代他的同时代人比较：

他们（维京人）同19世纪的英格兰一样：在制造和商业方面比世界上其他所有地方都先进50年，——在铁路方面先进20年。他们在文明和进步的竞赛中名列前茅，在其他人还没有想到跑步的时候他们已经出发了。难怪双方都是胜者。

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也在进行维京精神和现代企业家、旅行者、科学家、政治家等人的进取精神之间的类似比较。艺术、文学、商业和室内装潢方面都在模仿“维京风格”，背后的思想显然是要将19世纪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提升到维京人后裔的高度。但是如此骄傲的比较和浮华的模仿很快就遭到城市许多年轻知识分子的嘲讽，因为城市里的现代生活与维京时代几乎毫无共同之处。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通常被视为斯堪的纳维亚艺术、文学和工业的“现代突破”运动时期，也被看作社会民主的开端。这几十年中，前几代对维京人的**再次被排斥，有时甚至被激进的学术领袖公开嗤之以鼻，比如丹麦评论家格奥尔格·勃兰兑斯（GeBrandes，1842—1927）或瑞典戏剧家和小说家奥古斯特·斯特林堡（AugustStrindberg，1849—1912）。这两个国家的历史学家在对待萨迦中维京英雄故事的态度上也变得更具批判性，格伦特维式的民众高中不得不收敛起一些对古斯堪的纳维亚语的浪漫**。

但即使在民族独立斗争期间，吸引挪威、冰岛或法罗群岛读者的也不是最具浪漫色彩的故事或“崇高”的维京人故事，而是家族萨迦或斯诺里的《海姆斯克林拉》中的粗鲁而低调的英雄。其特点之一是，斯诺里创作的关于挪威国王的冰岛萨迦不仅在冰岛，而且（尤其）在挪威成为19世纪主要的民族经典，之后它被不断地翻译重印。书中精彩的木刻插图由“现代突破”运动中一些最著名的挪威现实主义画家创作，如克里斯蒂安·克罗格（Krohg，1852—1925），埃里克·维伦斯基奥尔德（ErikWerenskiold，1855—1938年）等画家。特点之二是，这些插画往往不是强调杰出维京首领的气势、魅力和财富，而是强调贫穷而坚强的挪威人为在冰冷的峡湾和高山这样恶劣的环境下生存而苦苦奋争。受冰岛家族萨迦启发，有关维京时代的一些早期故事和剧本中也展现了类似的现实主义精神，如亨里克·易卜生（HnrikIbsen，1828—1906）、比昂斯滕·比昂松（Bj?rnstjerneBj?rnson，1832—1910）、奥古斯特·斯特林堡以及其他一些“现代突破”运动中的作家，典型的例子就是易卜生的《海尔格兰的海盗》（Hoermoendenep?Helgeland，1858年）。

19世纪末，人们在奥斯陆湾发现一处大型墓地并发掘了两艘宏伟的维京船只——1880年的科克斯塔德船和1904年的奥斯伯格船，由此挪威人对维京人的兴趣有了极大提高。这些发现不仅本身令人赞叹，船只被发现的盛况在许多方面也引起巨大轰动，而且当时正是挪威为独立而奋斗的最后阶段。挪威在1905年取得独立。因此，这些船只自然成为珍贵的民族象征，在挪威新首都奥斯陆中心的醒目位置进行展示。

维京人在美洲

对于19世纪期间移民到北美洲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来说，维京遗产也具有重要的民族意义，尤其当他们在与美国和加拿大其他移民群体的关系中树立自己的地位时。移民中的许多人——其中一些人定居在西北部如明尼苏达州或威斯康星州——极其认同萨迦中生动描绘的曾经生活在北大西洋诸岛和文兰定居点的维京农场主。美洲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必然选择传奇式的挪威维京人莱夫·埃里克松（LeifEriksson）为他们的特别英雄，他被认为在哥伦布之前发现了美洲大陆。他们也必然会在他们的民族出版物（甚至一些以古斯堪的纳维亚语命名）中撰写有关维京人的事——不管是事实还是虚构，并且急切地欢迎任何能够向世界证明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确是首先到达美洲的证据。这为赝品的出现提供了动机，比如肯辛顿石碑（KensingtonStone），据称是1898年在明尼苏达州的地下被“发现”，上面刻着被认为是出自14世纪维京定居者的业余杜撰水准铭文。事实上，肯辛顿石碑在至少半个世纪内成为主要的民族象征，直到现在依然有一些明尼苏达人相信它的真实性。然而，从长期看，它更重要的意义是美国的斯堪的纳维亚群体鼓励一些美国大学开启了宏伟的维京历史和古斯堪的纳维亚文化学术研究计划。

与此同时在德国，人们对维京人的兴趣经历了一个更浪漫、更极端，最终也更危险的过程。这个基调是由理查德·瓦格纳（Rier，1813—1883）在《尼伯龙根的指环》（RingdesNibelungen）中定下的，这是基于古斯堪的纳维亚和早期日耳曼神话创作的一部令人赞叹的歌剧盛宴。瓦格纳对这些神话进行了戏剧和音乐再创作，从美妙但晦涩的德国哲学角度进行解读。它们对整个日耳曼民族有了新的宗教意义。齐格弗里德（Siegfried）作为悲剧式的日耳曼英雄，在其将诸神和世界从贪婪、邪恶、毁灭性的宇宙中拯救出来时注定会失败。他和热烈但自毁的情人女武神伯伦希尔（Brünnhilde）逐渐得知他们是沃坦（Wotan）选定的继承人，而沃坦既是世界精神的化身又是神圣自然的地球母亲的化身。在观众看来，《尼伯龙根的指环》的整个表演是日耳曼精神的崇高展现，由巴伐利亚国王资助该剧在拜罗伊特剧院上演，一时成为盛况空前的神圣民族仪式。

19世纪末期瓦格纳式的神秘性与尼采的超人精英哲学、帝国主义野心以及新兴的日耳曼种族至上思想相结合，不久之后一些德国人开始认为自己是统治民族，维京人是自己种族的祖先和楷模，注定要打败其他国家的劣等民族。20世纪第一个10年，这些种族主义思想引发了一场日耳曼人对维京时代和古斯堪的纳维亚文学不加以任何批判的欣赏热潮，这些作品的文本被当作纯粹日耳曼“热血和土地”哲学思想的神圣表达，它们植根于家乡的故土以及从英勇的维京祖先那里承袭的血统。这些半宗教的思想也进入英格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尽管它们没有像在德国那样有影响力或激进。

几十年后，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遭到惨败之后，这些思想变成了阿道夫·希特勒及其追随者的政党政治。1933年民族社会主义者执政时，他们开始了对“堕落的”现代文化的反对运动，有步骤地用他们自己基于维京、古斯堪的纳维亚神话、瓦格纳及日耳曼农民文化的“雅利安”（Aryan）文化加以取代。纳粹尤其鼓励一种新型的、据说是日耳曼形式的戏剧，被称作“庭剧”（Dingspiel）。这是一种展示民族精神的大规模集体表演，表演者游行并集体唱诵政治口号，在看起来很像萨迦里北欧农场主举行“庭”会议地方的宏伟户外剧场演出。在德国占领挪威和丹麦期间（1940—1945年），纳粹尤其急切地把维京人用在他们的政治宣传中，比如，一支在挪威志愿者中招募的臭名昭著的纳粹士兵军团就取了“维京人”的名称，这个军团在战争末期被派遣到东部前线来对抗苏联。这段时期一份典型的海报上画着一名党卫军士兵同一位年轻的金发挪威人站在一艘巨大的维京船前握手，上面写着下面的信息：“党卫军和挪威军团反对共同的敌人……布尔什维克主义。”

现代人的态度

1945年战争结束时，纳粹式的维京兴趣至少暂时走到了尽头。总体来说，维京遗产在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失去了大部分吸引力，尤其是在研究人员和知识分子中间。20世纪初，由诸如瑞典的劳里茨·威布尔（LauritzWeibull）这样的历史学家致力于推广对古斯堪的纳维亚资料进行更加理智的批判，这一态度最终在大多数斯堪的纳维亚和英国的大学中盛行，使针对早期维京历史的民族浪漫主义遭到淘汰。现代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通常不会把维京人作为伟大的民族英雄或富有刺激性的军事冒险的光荣领袖，而是有能力但比较乏味的商人、殖民者、造船者、工匠、雇佣兵，或劫掠者。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维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再受欢迎。相反，他们在全世界越来越流行，尤其是在大众媒介中，甚至在一些以前只把他们看作劫掠者和恶棍的国家。然而我们可以说，在过去的50年，他们已经从“高文化”降到“低文化”。现在他们很少是严肃小说或恢弘诗歌中的主人公，而是像《高卢英雄传》（Asterix）或《恐怖的夏甲》（HagartheHorrible）之类流行连环画中的反正统主角。他们的龙船和角形头盔拥有吸引大批人群的商业价值和能力，但是如今这些维京文化符号通常被认为是有趣的而不是浪漫或英勇的。现在真正的维京迷更多是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足球迷，而不是先锋派知识分子。

最受欢迎的有关维京的现代小说也许就是瑞典作家弗朗斯·G。本特松（Frasson，1894—1955）创作的《长船》（R?deOrm，1941—1945年）。它被译为包括英语在内的多种语言，还被改编为音乐剧和好莱坞电影。由于具有扣人心弦的冒险、绝妙的讽刺风格和许多有趣的插曲，这部小说依然值得广泛阅读。从文学史家的角度来看，这部小说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它代表了对维京的理解从比较古老的方式转变到了更加现代的方式。一方面，本特松是旧式维京生活的欣赏者，他从萨迦和依然将维京人刻画为英雄的保守历史中学到了很多；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位现代知识分子，用大量讽刺对待所有的崇高英雄主义和浪漫的忸怩作态（尤其是瓦格纳或纳粹之流）。这个故事中的男主人公们是维京伙伴奥姆（Orm）和托克（Toke），他们在对待敌人时表现得像真正的英雄，但是在平时却既有趣又不知羞耻，也充满人情味，他俩会在意像啤酒和猪肉这样简单的物质快乐。他们在西班牙被穆斯林监禁许多年之后逃了出来。两个伙伴设法受到邀请参加丹麦“蓝牙王”哈拉尔的尤尔节庆典，他们在同尤其粗鲁的维京暴徒之间的战斗中表现出高超的本领。但是，当国王的仆人奉献食物时，他们突然表现出被小心翼翼地隐藏在粗犷外表之下的柔情：

“这是最好的味道。”奥姆小声说。

“说得太有道理了。”托克声音沙哑地说。

〔迈克尔·麦尔（MichaelMeyer）译〕

是这些场景而非传统的维京式探险和战斗使《长船》成为现代的维京经典。正如《恐怖的夏甲》一样，奥姆和托克似乎是因为毫不斯文和世故而成为受欢迎的喜剧英雄。他们绝不会成为泰格纳尔作品中福瑞特约夫那样受过教育并有教养的人。这些维京人像现代工人阶级的英雄一样，把品位简单、粗犷外表和粗鲁举止变成了美德。自然，他们的心灵是由纯金做成的。

20世纪最后几十年，维京人再度受到比之前更热烈的欢迎。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家、英国、德国和美国每年夏季都会举行维京集市，庆祝维京节日。这时通常会卖出大量的蜂蜜酒和角形头盔，还有维京首饰，如托尔之锤、维京面包、维京宝剑、维京房屋模型和其他许多奇异的产品。年轻人学习建造维京船只，并且驾船出海。他们还上演维京戏剧，模拟维京战斗以纪念马尔登战役、斯坦福桥战役、斯迪克勒斯塔德战役以及维京时代的各种著名事件。一些狂热者甚至为庆祝古斯堪的纳维亚诸神而建立新的教派。但是，似乎只有少数群体完全认真地对待维京人。事实上，有一些人使用维京符号来模仿纳粹并试图传播种族主义思想，以至于有些好心的教育家声明是时候让我们将维京人全部忘记了，因为他们与现代斯堪的纳维亚福利国家的进步、自由和多元化理想不能完全兼容。然而，历史应该告诉我们，维京人既可以从多种方式被理解，也可以被善或恶所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