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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2（第4页）

“如此一来，第二节课就结束了。”他结束了他的课，把帘幕似的头发朝后面甩去。“世间诸相，万物皆空。”他用这句话向外面的弗雷德丽卡和艾伦示意，让他们进画室来。两个人保持着警戒心趋步向前，缓缓地走进他用刺鼻体味设置好的私人领域。

“你肯定认为我对着一群形同被关押的听众读我自己的创作是很空虚的一件事吧，”裘德·梅森对弗雷德丽卡说，他的声音仍是那么清晰，仍是那么像电锯锯过耳膜，“你是一个相当注重文学和文学性的人，我正好写了一部文学作品，但我不觉得你会对我的文学创作感兴趣。”

“为什么不呢？”弗雷德丽卡反唇相讥，“听你这么一说，我很惊喜，也很兴奋，我很愿意拜读大作。”

裘德·梅森憔悴瘦削的脸在铁灰色的长发中若隐若现，他深深凹陷的眼睛射出亮光。

“亲爱的，我写的不是一本好书，不是一本适合正派年轻女性的读物。”

“别来虚伪矫饰的那一套了，我不管那是不是一本好书，我说过了，听到你写书让我兴奋。”

“但书是会害人的。”

“我知道。如果你实在不想让我读你写的书也没关系，我回去继续重读《包法利夫人》。”

“那本书也不好。是一本充满恶意和绝望的书，我的书比起《包法利夫人》书中那铲挖不尽的焦土灰烬般的内容可有希望多了。”

裘德·梅森因弗雷德丽卡对他的书所流露出的兴趣和对他的撩拨故作冷淡的处理方式而更加雀跃。弗雷德丽卡则为了不与他眼神交会，下意识地盯着他的紧绷的肚皮看，好像要研究出他的肚皮到底有多紧绷。

“你没料到我也会写书吧？你就承认吧，在你眼中我不过是个废物，油腔滑调的废物。”

“如果我真是那么看你的话，也是因为你故意给我种下的印象。”

“你可以读。伸出你的手吧，就在这儿。”他往弗雷德丽卡身前蹦着，带来了他的一阵体臭，也把先前他膝盖上那一大摞乱七八糟的打印纸塞到她手上。“我指定你担任我的读者。这世界上简直没有比这更荣耀的爱了，不过我也同样需要从你那里调动一丁点的爱来读完这一堆卫生纸一样的东西。哦，怎么会有这样一个词，多棒的词啊——卫生纸、卫生纸——我已经激动得不能自已了!”

“这是你仅有的一份原稿吗？”

“你是不是在迟疑？你是不是为你刚刚做出的承诺后悔？还是说要我把书拿回来？”

“拜托你，不要再来这一套了!如果是唯一的原稿，我只是不愿为你这份原稿的存亡负责任。”

“你根本不用负责任。我出卖身体，我买来了复写纸。我用我的手书写下了所有的文字，基本上可以说，我渗透出、我分泌出这黑色的意味深长的字串，或者说我把身体发肤的剧痛顺着字刻印在这学术用纸上。难道我会把我唯一的一份书稿装在一个塑胶袋里带到这里来？连想也不要想!这本书是从我身体中诞下的孩子，是我人生独一无二的喜悦，所以我克隆出来各种版本，把我的宝贝们存放在我的寒舍之中。我带在身边的不过是一份庸俗的复刻，如果我想要滚入车轮底下，它很适合陪着我一同粉身碎骨。而在我的家中，我收藏着一份不朽的原版书稿，是用各种彩色墨汁写成的。不要在我面前说使用彩色墨汁是一种模仿他人、缺乏创意的行为，我必须先发制人地告诉你，我可以无比直率地告诉你：这用彩色墨汁写就的书，是向他致敬——我把这本书献给弗雷德里克·罗尔夫，献给伟大的科尔沃男爵[7]，是他教我体会到血红色和翡翠色墨水所带来的极乐、狂喜、至福!”

托马斯·普尔告诉弗雷德丽卡有一位督导员要去听她的夜间课程。现在是2月，晚上依然黑得要命。他们的成人课程没停过，只有圣诞节和冬至日前后那些白天很短、夜晚降临得很早的几天没开课。托马斯对弗雷德丽卡说，最好是让学生能在课上交阅读笔记或读书报告——这不能不说是重要的。弗雷德丽卡回应说：“学生们对写东西有点不大情愿，反正他们都已经主动来上课了，何必还要强求他们写什么报告呢？”不过，她心知肚明，如果她一定要让学生们写报告的话，学生们也会乖乖听话。毕竟，学生们喜欢听她说话，听她话语中的聪慧，听她讲解时的**。弗雷德丽卡担心的只是：怕他们对一起听课的同学感到无聊。托马斯·普尔说这节课本来就像一个疗愈小组，有心理治疗的功能，所以同学们之间有交谈有对话是应该提倡的，这属于疗愈的一部分。弗雷德丽卡反驳说自己才不是什么理疗师、矫治师，而且她的学生也不是病人，他们没有生病，他们是有理解力的成年人，他们需要思考困难和艰深的问题，但日常生活中难得有这样的机会。她对托马斯·普尔的说法相当不以为然，可是，托马斯·普尔在接下来的话中又用了“疗法”一词，他拒不修正自己的观点。他说：“你应该发现他们一旦在课堂上被赋予了讲话的机会，心中是非常感激的。学生们，即使是成年学生们，也需要你摆出权威的姿态，来要求他们投入心力，铲除懒惰倦怠和缺乏自信等陋习。”弗雷德丽卡心想：“嗯，就算他对学习是一种疗法的观点是错误的，他对学习中需要权威这一论述却是正确的。”因为她深有所感，而她自己就费了很大心思才得以让学生们在课堂上踊跃发言，她以自己为引，启发学生们开口，学生们终于愿意发表各自的看法了，不论是弗雷德丽卡，还是学生们，竟然都对各自的言之有物感到惊喜。但不管怎样，督导员还是选了一堂不太容易上的课来旁听。那天晚上，弗雷德丽卡要讲的是卡夫卡的小说《城堡》。“谁想对《城堡》发表一点个人观点？”弗雷德丽卡问学生们。如果是在一个月以前，弗雷德丽卡心中会预计从事心理学分析的吉丝蕾恩·托德会第一个讲话，因为她常常引用卡夫卡的文字，可出人意料的是，举起手来要讲话的是那个惯于穿西装的安静的金发男子。他从来没缺席过一堂课，但他从来没发言过，除了在大家喝咖啡休息时，他时不时会跟另一个总穿西装的男子说话；第二位常穿西装的是骑兰美达机车的那个人，他的出席率就有呈“间歇性”发展的趋势。

“是的。”金发男子简短地答了一句。弗雷德丽卡稍微等了一会儿，才等到他接着说：“是的，我对卡夫卡感兴趣。”金发男子把自己的话补充完毕。

现在他做好准备要正式发言了。托马斯·普尔和督导员坐在学生围成的圆圈的最后一层，其实总共才两层。课室里灯光暗淡，好像有人在窸窸窣窣地试图从一整条长条形包装的宝路薄荷糖中取出一颗。这位穿西装的金发男子约翰·奥托卡尔站起身来，手持一沓整洁的白色稿纸。他的面孔带有古典英伦男性的面部特征，眉毛很宽厚，眼睛湛蓝，嘴巴无甚特色而不显眼，整个人显得和蔼可亲。他的头发可能因为很厚，看上去有点蓬乱。

“我觉得，我记得在学校念书时，老师严格禁止我们说‘我觉得’，”他开始说话了，“但接下来我所能做的就是说出‘我觉得’，除此之外，我也没有其他让我站在这里说话的理由。如果你们愿意聆听，那将是我的幸运。因为在卡夫卡这本《城堡》里，没有人聆听主人公土地测量员K——除了在睡**被K无意间侵扰的一个城堡里的秘书。当K终于有机会对秘书说话的时候，K却睡着了。

“我在上这堂文学阅读课之前，并没有阅读的习惯。所以可能我没有办法像在座的一些同学一样，在谈论一本书时触类旁通、引证对比。我只想说这本书对我而言，是目前在这堂课上我们被要求阅读的所有读物中，最具人类生活体验的一本书，尽管表象上，这本书所讲述的人类生活体验，几乎是空洞无实的。

“读这本书时，你首先注意到的是两件事：第一，主人公K说自己是个土地测量员，但不被接受也不被承认；第二，城堡。

“K可以远远地看到城堡，但似乎没有任何路径可以让他抵达城堡，或带口信给城堡里的人。

“所以他必须住在位于城堡下方，并住在城堡管辖的村庄，在这个村庄里，没有一件事是牵扯不到人类身体和人类情感的——**、竞争、愚蠢的争执和身份地位的问题，就像农场谷仓前场院里的母鸡们一样。

“你或许会想，这无关痛痒，只要城堡本身是壮丽、宏伟，如要塞一般固若金汤就好了。事实不是你所想象的那样，那个城堡象征的就是这个村庄，或者是一块岩石，或者是一个视觉幻象。虽然卡夫卡以作者的身份告诉了读者关于城堡的一些事情，但这些事情给读者互相抵触的印象和自相矛盾的感觉。城堡在下雪天时处在‘辉耀通透的空气中’，城堡‘能吐露出光芒并自由无拘’。这座城堡也象征着K的原乡，它也是一个村庄。书中说‘原来它不过是景观寒碜的城镇而已，一堆歪七扭八的村舍，如果非要说这个城镇有什么值得称道的，那么唯一可说的就是村舍都是石质建筑’。不过，涂墙泥早已斑斑驳驳、剥落殆尽，连石头也似乎正在慢慢风化粉碎。另外，村庄里还有一座塔。‘塔的一部分被常春藤优雅地覆盖着，只有一扇扇小窗子，穿透了常春藤的遮掩。在阳光下熠熠闪光，那是一种发了狂似的闪光。’这是一座疯掉的塔。卡夫卡写道，这座塔像‘是一个小孩子用哆哆嗦嗦或者心不在焉的手设计出来的，犹如一个郁郁寡欢又精神错乱的房客……从房顶钻了出来’。那么城堡到底是什么呢？是主人公或卡夫卡想去却到不了的地方，是一个异于他此刻寄身的地方，是一个典雅的、炫目的、狂乱的地方。但卡夫卡的文字在这些描述中没有完整地拼贴在一起。当然，那座城堡也像似是而非的空中楼阁。

“每件事都如梦似幻，你好像可以对复杂细腻的思维流变和千头万绪的人类情感都全盘掌握，但你一产生这种念头，身体置身睡梦中时的惰性鲁钝便会发作，否认也拒绝你的下一步行动，但也可能是你被睡梦世界中其他生物的无动于衷或含恨积怨所阻挡。

“卡夫卡是一个在官僚政治中备受挤压的保险代理人，也无法让自己进入婚姻生活。他笔下多是蛆虫、幼犬和梦幻混沌所组成的世界里的爱情与权力，他明明也可以写一写所谓的‘适者’的求生状况。尽管城堡里的官员都有婚姻生活，但他们一样慵懒嗜睡。他们无法清醒地对眼下的情况有任何关注和警觉，因为他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就是全书的关键所在，没错，书中人物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当然懂得使用语言，但他们无法用语言思考，他们只会用语言来发牢骚。当他们谈论爱情和势力时，他们的语言文字全部搅和在一起，他们最终无法明晰地表达任何意思。还有自由，谈何自由呢？当他们所有人动不动就想睡觉、要睡觉，瞌睡得要死，还有什么自由可说？这本书中的文字可说是支离破碎、残败荒芜，就像城堡本身一样。当K一开始试图打电话给城堡里的人时，那时候他还不明事理，他只听到电话中传来滑稽可笑的嗡嗡杂音。‘就像是无数孩子低声哼唱的声音，但是还不能算是真的哼唱。是回音，而不是舌音本身，从无限杳渺的距离之外传来。这被一种极不可能的可能性汇聚在一起，成了一束高音频的共振式声响，就在耳边震动着。那束声音简直要冲破听觉极限，来穿透一切。’

“孩子们合唱给人一种天堂般的观感，但如果是孩子们哼唱或聚在一起嗡嗡嗡地咕哝，则像是在游乐场上的事情，而在游乐场上，你是可能受伤的，因为游乐场上没有规则秩序。

“书中的所有角色某种程度上不比易怒的孩子们成熟多少。我希望我能在这一点上多做讨论。

“语言没有带人逾越或凌驾于其他人和事之上的本领，它让人无处可去，社会像是一个几近疯癫的建构，只固守着一个单一的功能——让社会本身在一个令人不可置信的方式中运作——这件事本身没有任何缘由。

约翰·奥托卡尔的发言结束后，讨论进行得非常热烈。心理分析学家吉丝蕾恩·托德和医院社工罗斯玛丽·贝尔两人借由小说引出了对“为什么20世纪初期男性惧怕女性”这一课题的一连串讨论。吉丝蕾恩·托德视小说中K的无奈无为是他对母性人物妖魔化的结果，但罗斯玛丽·贝尔将之归咎于社会压迫的表征。佩尔佩图阿修女表示说她们两人的理解与神明缺失有关，当然“神性”体现于神职人员和威权人物身上，若联系对神明的信仰，便不难解释为什么小说中会出现一座莫名其妙的城堡以及那些狂热的世俗欲望和心境挣扎。汉弗莱·马格斯赞成佩尔佩图阿修女对神明信仰的某部分论点，但也指出作家或任何人都不能只求事情有意义，便凭空设置一个神出来。易卜拉欣·穆斯塔法则说：“神是存在的——这一点卡夫卡本人非常清楚，不管他承不承认。”学生们很快又对小说中K的助手产生了讨论兴趣——这些助手，是不怀好意的骨肉同胞？还是无法无天的受雇职员？是混混沌沌毫无目标？还是埋没于阴茎之下的两颗睾丸？“又或者是K本人受损灵魂的放射物，是精神分裂的一种象征？”约翰·奥托卡尔举一反三，“也可能是在本我和超我不受制的情况下，自我认同的游离放逐？”约翰·奥托卡尔从来没说过这么多话，因此吉丝蕾恩·托德朝他投去友善的微笑。后排的督导员对课堂热烈的气氛也感到满意，在笔记中留下关于课堂的讨论的观察。

“我以前不说话，是因为我觉得我说话的时间没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