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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观失败 从说起（第2页）

在那方逼仄的天地里，除了萨沃里们认为“这个世界总还是充满奇遇的好地方”，孤独的碰壁者和他乡客很难不怀疑世道。前往君斯坦丁堡（也即伊斯坦布尔）做临时工的歌舞演员科洛尔饥寒交迫，昏倒在列车上。即使得到了犹太商人迈亚特和津纳医生的救助，她也仅能半是心寒半是侥幸地思忖：“也许生活还不至于全是为了个人私利而没完没了地争斗，也许……这个世界还不是那么冷酷无情。”津纳本人更是像莎士比亚的丹麦王子，对全球秩序发出了质问：“世界真是混乱透顶。穷人忍饥挨饿，富人却并不因此就更幸福……加拿大在烧小麦，巴西在焚咖啡，而他们本国的穷人却没钱买面包。”

格林曾就狄更斯的写作议论说，小说家不过是在用公众能理解的方式演示他本人自童年时代就已形成的“心中的私人世界图景”。此话当然也是夫子自道。不论由于什么原因，出身于宽裕整洁中产家庭的格林似乎从小就以“外人”眼光挑剔地端详欧洲社会。他从来不掩饰、不淡化笔下世界所包含的强烈社会批评：《布赖顿棒糖》的贫民窟孽生着罪恶和凶杀；《安静的美国人》（1955）中的印度支那血流漂杵；《恐怖部》里置身纳粹时代国际阴谋漩涡里的年轻姑娘安娜惊恐地发现“这个世界已经坏得不能再坏”；《一个被出卖的杀手》中被资本大佬利用并愚弄的赤贫杀手最后开枪复仇时，瞄准的不是某个人，而是“这个世界”。

《斯坦布尔列车》世界里能一路畅行无阻的是肆意撒谎行窃杀人的惯犯。至于形形色色的寻常人，他们似乎全都失了信仰和尊严，沦没于浑浑噩噩的当下生活。新教牧师把自己视为提供廉价心理安慰和生活小窍门的职业人；沾沾自喜的作家惦念的是名气和收益；女记者梅布尔为了每周四英镑的加薪不择手段猎奇……这些随波逐流者是构筑堕落世道的砖瓦，也常常是其中的受害人。特别是女性。咄咄逼人的梅布尔其实是酗酒成瘾、内心孤独的同性恋者。科洛尔以自己的身体来报答十英镑资助，还为此感激涕零。格林笔下的女人——比如科洛尔，比如《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中的莱克尔太太——大都不谋求逃离或反抗，只希冀较为安逸的生存，因而最终被世界吞蚀。她们大抵是从外部状写的，有时触及内心活动笔触反而隔膜生涩，倒不如被彻底当作“他者”和谜面来观照的凤儿（《安静的美国人》中的）们显得内境幽深，异样而迷人。

《斯坦布尔列车》众生中最耐人寻味的是犹太人迈亚特。

格林有时赋予犹太人某些负面色彩，不是反对一个民族，而主要是针对资本统治。在这点上格林用笔似与青年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有相通之处。在《一个被出卖的杀手》和《布赖顿棒糖》中这体现得很明显，其中的犹太人马尔库斯爵士和科里奥尼等是作为掌控世界的金融大亨或黑道首领出现的，他们为了权势和利益不惜策划谋杀、发动战争。与此不同，迈亚特是一个更立体的人物。他唯利是图的生意人本性不时被作者拉到聚光灯下——他一路上不断盘算如何挫败内贼外敌，以最有利价格完成公司并购；他按捺不住为几个小钱和卖艺人讨价还价；他还不由自主地把女孩子们分档次地想成“五彩玻璃”和“抛光银器”之类的有价物品。然而另一方面，暂栖于列车这游离之地，迈亚特的买卖被搁置，他作为有特定文化背景的少数族裔成员的个人境遇却被凸显出来。他不仅是公司老板，也是四海无家的犹太人。他深知自己是属于受压抑被排挤的“外人”，面对法国检票员和塞尔维亚士兵的敌意心生忐忑，要靠“他的皮大衣、他在塞维街定做的服装、他的钱财以及他在公司中的地位来鼓舞自己”。他甚至展示了生意场外普通人的良善之心，出于怜悯帮助了素昧平生的科洛尔，还不计花费和风险租汽车返回塞尔维亚边境小站去寻找她。当格林让这位精明的葡萄干进出口商因为自己没能坚持锱铢必较的原则而暗中羞愧时，我们知道，迈亚特不仅是被讽刺的靶子，也是同情的对象。

有象征意味的是，小说的收局场景是旅途终点君士坦丁堡的灯红酒绿。津纳的赴难以及迈亚特的救人，一切都已在身后。迈亚特回到了可以靠钱有效运转的稔熟世界，如鱼得水。他查明并化解了下属的欺诈行为。他从容应对旅馆侍者，并在本地豪华酒店会谈商务。到这时，相对无权无势的姑娘们不知不觉被转手了：梅布尔的女伴、漂亮的犹太姑娘珍妮特·帕多在商业谈判里变身为迈亚特的候选妻子；而因意外事件中断行程的科洛尔则在仓皇无措中被纳入梅布尔的“保护”。迈亚特的活动和世界的运行浑然一体。正因为他的生意经不含特殊的个人恶行，是司空见惯、四海通行的，因而更看不到逃路或反抗的可能。如果说津纳的形象不免概念化，他对资本主义的批评也显得有些教条，小说结尾处物欲之城中最正常不过的经营与消费活动却与隐忍和绝望密密交织，揭示着作为堕落和背叛之地的“世界”，令人不禁蓦然心惊。

《斯坦布尔列车》呈现的仅仅是“格林国度”的一景。类似的地点有很多：遭西方国家文武干预的动**的越南，革命前在独裁统治下的古巴，二战时期的西非英属殖民地，非洲腹地的麻风病隔离区，等等。充斥于这些地境的，是疾病、战乱、逃难、走私、腐败低能、争权夺利、黑社会嚣张和混乱无序。它们构成对当代全球秩序的一个总体象征，也及时并非常写实地报告着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事态，就如《恐怖部》中被德军狂轰滥炸的伦敦，既反映了二战中的实况，也代表了“被祟扰的二十世纪英格兰，那腐坏与毁灭的欧洲噩梦”。

有人认为，《命运的内核》一书似乎不必把背景设在西非，事情完全可能发生在伦敦郊区。这种观点值得商量。因为格林写的，绝不只是中产家庭里小小的出轨和背叛。伦敦郊区远远不够异己、不够败坏，在“不堪忍受”度上不能达标。没有那过于燠热或潮湿的非洲的日日夜夜，那战时殖民地的污秽和死亡，那误入歧途的抱负、孤注一掷的挣扎和无可疏解的心痛，便没有对“格林国度”的确切感受，没有对斯考比的绝望的认知。

世界和人物是相互映衬且相互渗透的。相比于津纳，《安静的美国人》中英国记者福勒的形象来得更真切丰满，与作者和读者的心都贴得更近。然而，如果我们止步于赞叹福勒们超“酷”的厌倦姿态所蕴含的颓唐美，止步于玩赏他透辟的眼光、老辣的言辞、恣肆的行止，而失却对环绕他们的社会的感知，不能深味他们与那个鸦片氤氲、难以维系的没落世界剪不断的关联，我们就部分地辜负了格林。

如果说“怜悯”之类的母题探讨的是私人的心灵和德行，那么对“世界”的关注显然是政治性和公众性的。把格林笔下的阴暗世界图景全盘归结到私人心理或某种特定宗教理念（如十七世纪天主教詹森派认为，肉眼可见的凡界尽由邪恶所主宰），将是对格林小说思想意义的阉割和遮蔽。格林描画出的“这个世界”让人强烈感受到针对当代资本社会和全球秩序的悲哀和愤怒。他浓彩重墨写“失败”，一方面凸显现实私人生活的迷失，另一方面又表达了试图超越或改造“这个世界”时的茫然。

也许，只要这个世道尚未根本改变，读者在格林国度“受虐”就不是全无意义。

信仰与担当

津纳曾在失败的阴影中反复地拷问信仰。

他生长于信奉天主教的贫困社群，后来成为社会主义者。他不断提醒自己肩负的责任——对家庭，对劳工阶级乃至全世界的穷人。他力图说服自己，他的“信仰的真理性”和他本人的弱点或其他某些（打社会主义旗号的）人的劣行并无关系。然而，一再的挫折和孤单的处境使他感到，自己的信念和实践似乎都需要检讨。他渴望倾诉，渴望教会告解仪式所能提供的精神安慰。一路上无可逃遁地被自责、怨艾、愧悔和怀疑万箭攻心，津纳在赴死的最后时刻却从容坦**毫无怯意，令我们想起中共早期领袖瞿秋白的就义。有关津纳牺牲的场景设置和叙述语言都相当直露地影射基督受难。同时，危机来临之际一些“俗”人也有出人意料的表现：并不理解津纳的科洛尔拒绝诬陷他人，甚至迈亚特也一时冲动做出显然不合自利原则的救人之举。

现代社会中的信仰或者精神生活是格林的核心关怀之一。

不知在罗马教廷看来，这位不时让他们感到头痛的不羁文人算不算合格的天主教徒。格林曾说，宗教是人“赖以生存的一种迷信”。他以同情笔触刻画的那些信徒少有心安理得，不曾以世界拯救者自居，更无独步天下的趾高气扬。相反，他们的宗教信仰常常是弱势者的抗争或畸零人的苦痛，充满了悖论和反常——慈善常常带来毁灭，“圣人”几乎同时又是罪犯。

格林探讨信仰，一个引人注目之点是他对“罪”的关注。《命运的内核》一书开篇借用法国诗人佩吉的话说明“罪”在基督教教义里的核心地位。托·斯·艾略特谈波德莱尔的文章（1930）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说“罪恶感隐含着对善的意识”，波氏的撒旦主义“是从后门进入基督教的尝试”，是他“争取精神生活的不成功的挣扎”。的确，若没有对善的感知，何来“罪”的概念？在格林们看来，在原罪观念**然的后启蒙世界里，被罪感折磨几乎成了信仰的标志。比如斯考比。他在腐败无序的战时殖民地乱世中一错再错，沦为舞弊的官员、不忠的丈夫、说谎的情人，甚至成了与他相依为命的非洲黑仆的谋害者。他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不顾教会禁令选择了自杀。自杀之前他长时间喋喋不休地向上帝倾诉，说自己不求神的“慈悲”，说他会诅咒自己，还说：“当我出了你的界你将得安宁……你将能忘却我，永远地忘却。”在那一刻，斯考比对人格化上帝的痛彻心扉的奇特依恋远远超过他对妻子或情人的情意，几乎有点惊心动魄。那一对一的人神关系如忠诚的背叛，如背叛的忠诚，永无解除的可能。在人这一端，唤起的感情远非单纯的敬仰或崇拜，而是痛苦、绝望以及对绝望之外、人生之外、俗世之外某种神秘存在的温存渴望和无限信托。

值得强调的是，格林笔下的信仰也常与对“左”派事业的认同相交集。有人干脆认定格林政治上是社会主义者。格林在“红色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人生事业，他青年时代立场“左倾”，一度短暂加入英国共产党并在《斯坦布尔列车》等作品中以激进革命家为主人公，这些都不足为奇。然而，到了冷战时期，苏联的许多引起争议的事态已经被披露甚至被大加渲染，许多曾经的“左”派纷纷右转，格林的依然故我就显得有点扎眼。他公开表示自己“对无神论甚至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并无反感”，曾以肯定的笔调提到在南美洲（如反抗智利皮诺切特军政府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和天主教徒的并肩战斗，还在《吉诃德大神父》（1982）里让令人啼笑皆非的率真天主教神父和他的共产党友人反反复复地讨论他们彼此间既迥异却又共同的信仰和怀疑。

正因如此，乔治·奥威尔一方面非议格林作品中“对被圣化的罪人的崇拜”，指出宗教可以很便当地成为替阔佬们洗刷良心的工具，同时又把他视为可能的“左派”同路人。格林的同情心总是在受压迫者和小人物一边。因此，《安静的美国人》毫不含糊地批评美式资本主义“拯救”世界的企图，让叙述者福勒直言道出：大谈人权的美国人并不真的在意东方劳苦民众的生死，真能和“田里人”进行交流的其实是那些越共人士。《喜剧演员》（1966）一书结尾将共产党人马吉奥医生塑造成海地杜瓦利埃政权恐怖统治下为理想捐躯的烈士。他被捕前留下长信吐诉心声，说共产主义不仅有经济蓝图，也不完全等同于其现存的组织或当下的实践，“就如天主教……不只是罗马教廷。共产主义中不仅有政治，也有神秘”。他还说，所有真诚的信仰在本质上是相通的，人可以放弃某种宗教，却不能失去所有的信仰。

《安静的美国人》和《喜剧演员》等作品表明，在对社会主义的同情和声援已经不那么理所当然的年代里，格林仍然支持力图重塑社会的担当与尝试。当然，早在那之前，早在津纳辗转于《斯坦布尔列车》的时日，格林已经充分意识到改造“这个世界”的信念和奋斗本身是有风险、有局限、有歧途的，不可避免要遭遇错误、失败和迷惘。作为一个有漫长过往史的宗教团体的成员，格林和马吉奥医生一样，认为应把信仰本身与其“信徒”们曲折纷杂实践的历史功罪区别开来；“现存社会”企图让人相信物质消费本身就是人生的目的，社会主义理想正是要打破资本和利润对大众的掌控；而备受攻击的所谓“共产国家”是面向未来的，是还在“生成”过程中的探索——恰如天国。

在格林笔下，信仰很多时候表现为在世人嘲讽或敌人围攻中的自疑、追问和苦恼。如果是喜乐安宁地随大流，又何需信念？

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