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纳医生没有在自己的隔间里多待,和他同隔间的人已在维也纳下车了。雪在所有的缝隙上结成块,玻璃也开始结冰了,很快就会连窗外一闪而过的灯火也看不见了。当信号灯箱或车站电灯从窗前闪过时,那不透明的冰纹把它们割成一条条的,一时间车窗成了万花筒,许多花花绿绿的碎玻璃片在里面抖动。津纳医生把手揣进雨衣那宽松的衣褶中取暖,又在过道里走动起来。他穿过列车员包厢,走进在维也纳才挂上的三等车厢。这节车厢的大多数隔间都黑黢黢的,天花板上只有一盏昏暗的电灯亮着。旅客们把上衣卷起来垫在头下,躺在木椅上过夜;有些隔间较挤,男男女女坐两排,就那么直挺挺地坐着打瞌睡,在微弱的灯光下,他们脸色青灰,毫无表情。座位底下的空瓶中散发出廉价红葡萄酒的气味,地上扔着几片酸面包。当他走近厕所时,他又转身返了回来,那气味实在叫他受不了。在他身后,厕所门正随着列车的震动一开一合。
我属于这个地方,他疑惑地想,我应当坐三等车厢。我不想像拥护宪法的工党议员那样,领着头等车票前往拥挤的国会投票。但他又自我慰解地说,这样做是为了减少换车造成的耽搁,是为了不在边境让人扣住。尽管如此,他还是注意到自己动机不纯;自从他听到失败的消息后,这一事实才开始使他不安起来。因为在胜利带来的激动和无私的气氛中,他的一切虚荣、猥琐和微末的缺点本可以被冲洗得无影无踪。但现在,既然一切都取决于他的口舌,他希望自己在被告席上发表演说时,良心上是完全清白的。过去的一些小事,尽管敌人可能永远不会知道,却可能浮上他的心头,堵住他的嘴。同那两个店老板争吵时我都完全失败了,我在贝尔格莱德就会做得更好吗?
因为他的未来几乎已经确定了,于是他开始沉溺于对往事的回忆,虽说他并不习惯这样做。过去有个时期,只要你说“自从上次忏悔以来,我干了这或干了那”,你就可以用一时的羞愧赎回良心的清白。假如我能如此轻易地恢复纯洁的动机,他满怀渴望又有点儿酸溜溜地想,那我何不试试呢?我现在也常常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懊悔,并不亚于过去那会儿,但我已经不相信宽恕了,我不再相信有谁能宽恕别人。他几乎嘲弄起他的信仰来:难道让我去向社会民主党的司库,向三等车厢的乘客忏悔我的罪过吗?教士转过脸去,举起手指,呆板地发出喃喃低语,这一切在他心中突然变得异常美丽,像青春、像高架桥墙角里的初恋一样美好,令人无限神往而又无可挽回地永远逝去了。
这时,津纳医生看见奥佩先生独自待在二等车厢的隔间里,正往笔记本上写东西。
他渴求地望着奥佩先生,同时又觉得羞愧,因为他曾为自己战胜了宗教信仰而自豪,现在却要向这个信仰屈服了。但如果这信仰能让我安宁呢?他反驳地想,伴随着这个词引起了一些仍旧令人不快的联想。他拉开门,走进了隔间。那张苍白的长脸和浅色的眼睛,那副饱受文化传统熏陶的情态,使得他心里很别扭,如果他提出请求,就等于承认教士的优越地位了。一时间,他又成了满手泥污的男孩,在黑暗的忏悔室中为自己世俗的罪过而羞红了脸。他用总是揭自己老底的生硬的英语说:“真对不起,也许我打扰你了。你要睡了吗?”
“没关系。我在布达佩斯下车。”他否认地笑着说,“在我安全上岸之前,我想我是不会去睡觉的。”
“我叫津纳。”
“我叫奥佩。”对奥佩来说,他的名字并无什么意义,也许只有记者才会记得他的名字。津纳医生拉上门,坐在对面的座位上。“你是教士吗?”他想在后面加上“神父”一词,但这个词却黏在他的舌尖上;这个词的含义太多了[29],它意味着一张饥饿的灰白面孔,面对像敌人一样成长起来的儿子,疼爱凝为尊敬,牺牲变成了怀疑。“我不属于罗马教派。”奥佩先生说。津纳医生沉默了好几分钟,不知该怎样说出自己的请求。他嘴唇发干,心中渴求着公正,宛如渴求他人房间桌子上的一杯冰水。奥佩先生似乎注意到了他的窘迫,便愉快地说:“我正在编一本小集子。”津纳医生机械地重复道:“集子?”
“是的,”奥佩说,“替世俗的人们编的一本宗教文集,可以在英国教会中起到类似罗马默祷书的作用。”他用苍白细瘦的手敲着笔记本的黑软皮封面。“但我还想探讨得更深一些。那些罗马书——怎么说好呢?——过分局限于宗教范畴。我希望我的小册子能适应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情况。你打板球吗?”
津纳医生又沉浸到跪在黑暗中做忏悔的回忆中去了,这个问题使他吃了一惊。“不,”他说,“不。”
“没关系,你会理解我的意思的。假如你是最后上场的人,你戴上护垫,八个三柱门已被击倒,可是还必须拿五十跑[30],你很想知道这个责任是否将落在自己身上。你从所有一般的默祷书中都得不到应付这种危机的力量,也许就会不大信宗教了。我的目的就是满足这种人的需要。”
奥佩先生像放连珠炮一样热情洋溢地说着,津纳医生感到自己的英语不够用了。他不能理解“护垫”“三柱门”“跑”这些词的含义,只知道它们和英国的板球游戏有些关系;近五年中,他对这些词汇渐渐熟悉了,在他的思想中,它们是与海风吹拂的草坪联系在一起的,他在那儿监视不听话的孩子玩他不会玩的游戏;但他对这些词的宗教意义一无所知。他想,教士是在用这些词比喻“责任”“危机”“人的需要”,这类词汇是他所理解的,这使他获得了他需要的机会来提出自己的请求。
“我希望和你谈谈,”他说,“谈谈忏悔。”这个词一说出口,他顿时觉得自己又年轻了。
“这是个难题。”奥佩先生说。他端详了一阵自己的手,接着又飞快地说起来:“在这一点上我并不泥守教条,我以为可以讲出许多理由支持罗马教会的做法。现代心理学正在从事异曲同工的研究工作。忏悔神父和忏悔者的关系与精神分析学家和病人的关系颇为相似。当然,它们是不同的,神父宣称可以宽恕人的罪恶,这个区别是存在的。”津纳医生想插嘴,但奥佩先生急忙继续说道,“区别毕竟不很大。在前一种情况下,罪恶受到宽恕,忏悔者离开忏悔室时精神上解除了负担,打算重新开始生活;在后一种情况下,据说病人只要说出自己的邪念恶行,浓情造成邪恶的无意识动机,就可以消除那种欲望的力量。病人在离开精神分析学家时也获得了重新做人的意愿和力量。”通往过道的门开了,一个男子走了进来。“就这一点而言,”奥佩先生说,“向精神分析学家忏悔似乎比向教士忏悔更为灵验。”
“你们正在讨论忏悔的问题吗?”新进来的人说,“是否能让我插一句不相干的话呢?还应该从文学的角度上考虑这个问题。”
“让我给你们两人彼此介绍一下,”奥佩先生说,“这位是津纳医生,这位是奎·斯·萨沃里先生。进行一次最有趣味的讨论可说是人才齐备了,我们这里有医生,有教士,还有作家。”
津纳医生慢吞吞地说:“你没漏掉忏悔者吗?”
“我正要推荐一位,”萨沃里先生说,“我敢说自己就是一个忏悔者。小说是以作者体验为基础的,从这一意义上讲,小说家是在向读者做忏悔。这使读者处在教士和分析者的地位上。”
奥佩先生朝他微微一笑,反驳说:“不过,只因为梦是一种忏悔,你的小说才成其为忏悔。这里又涉及了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压抑机制。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压抑机制。”列车正通过一座桥梁,他大声重复了一遍。“医生有何见解呢?”两人客客气气,目光炯炯地注视着津纳医生,使得他颇感困惑。他坐着,微垂着头,无法说出滞留在心中的那些痛苦的词句,今晚他已经第二次讲不出话来,到达贝尔格莱德以后,他又怎么能指望自己的讲演能力呢?
“此外,”萨沃里说,“还有莎士比亚呢。”
“哪儿能没有莎士比亚呢?”奥佩说,“他像巨人一样在这狭小的世界中走动。你是说——”
“他对忏悔持什么态度?当然,他是个天生的罗马天主教徒。”
“在《哈姆雷特》中。”奥佩说,但津纳不愿再待下去了,他站起来,向两人微微躬身。“晚安。”他说。他想表示一下自己的愤恨和失望,但他所说出的却是:“有趣极了。”只有一串昏暗的蓝灯泡映照着过道,过道灰蒙蒙的,摇颤着,倾斜地通向黑黝黝的行李车厢。有人在睡梦中翻着身,用德语说:“不可能,不可能。”
科洛尔离开医生后就跑了起来,手提着衣箱,在摇摇晃晃的列车中尽快跑着,因此,当迈亚特看见她拉开门把手时,她气喘吁吁,显得相当漂亮。十分钟前迈亚特就已把埃克曼先生的来信和市场价目表推到一边去了,他实在读不进这些词句和数字,他的脑海里总是回响着那姑娘的声音:“我爱你。”
好一个笑话,他想,好一个笑话。
他看了看自己的手表。从现在起列车一连七小时不停站,而且他已经买通了列车员。他不知道他们是否对长途客车上的这类事情已经司空见惯。年轻时他常常读描写美貌的伯爵夫人在单独旅行时如何勾引国王使者的小说,他常想,不知这类好运会不会落到自己头上。他照照镜子,把油亮的黑发向后压了压。要是我的肤色不那么暗,我还可以不算长得丑,但是当他脱下皮外衣时,他却不能不想起自己正在发福的身体,想起自己并非携带着满装密封文件的公文包,而是装着葡萄干出门旅行的。她也不是漂亮的俄国伯爵夫人,不过,她喜欢我,而且她的身材很好看。
他坐下,看了看手表,又站起来。他兴奋起来了。你这傻瓜,他想,她也没什么新鲜的,普普通通,心肠软,长相好,在西班牙大街上,随便哪个晚上都能找到这样的姑娘。但尽管他列举出种种理由,他还是不能不感到这次艳遇有一点儿陌生的新鲜感。也许这只是由环境造成的:在一张仅两英尺来宽的卧铺上,以每小时四十英里的速度行进。也许这来自她晚餐时的表白,他认识的姑娘都不好意思说这种话。如果你问她们,她们会说“我爱你”,但如果让她们自发地说,她们多半会讲“你真是个好人”。他开始思量起这姑娘来,过去他从未这样想过一个能够搞到手的女人:她温柔可爱,我心甘情愿为她做事。好几次他甚至忘记了这姑娘已经欠下他一笔人情债了。
“请进,”他说,“请进来。”他从她手中接过衣箱,把它塞到座位下面,然后握住她的手。
“瞧,”她微笑着说,“我不是来了吗?”尽管她在微笑,他却觉得她很惊恐,心里诧异她为什么会这样。他放开她的手,拉下朝过道的百叶窗,顿时,他们好像是单独待在一个颤抖的小匣子里。他吻了吻她,发现她的嘴唇冰凉、柔软,对他半推半就的。她坐在那张已改成卧铺的座位上,问他:“你是不是捉摸过我会不会来?”
“你已经答应我了。”他提醒她。
“我也许会改变主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