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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名 印地乌尔都语（第2页）

那么，前述问题的第二部分回答，也就是关于精英的情况呢？他们使用双语吗？在德里苏丹统治期间似乎不是这样。但莫卧儿王朝很快就在16世纪这样做了，因为在当时，男性娶了不少印度新娘。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波斯语逐渐为印度斯坦语（也即当时的印地语）所取代。

事后回望早期的乌尔都语和印地语

到了17世纪，南亚的语言状况仍然相当平常。当时没人能预见到印地语和乌尔都语会分裂。中古印度-雅利安语分化成几种新印度-雅利安语：孟加拉语、旁遮普语和其他语言，以及一个由多种地方语言组成的中心集群，通常统称为印地语。无一例外，这些语言里充斥着波斯语和阿拉伯语单词。古典梵语仍然用于礼拜仪式，当地方言也经常以多种文字的形式付诸书面。伊斯兰教作者使用波斯-阿拉伯文（Perso-Arabicscript，阿拉伯字母的一种变体），他们通过《古兰经》和公文来熟悉这种文字。印地语采用不同的土著文字（因种姓而不同）书写：婆罗门祭司和教师喜欢天城文字（Nagari），卡雅斯塔[2]抄写员和官员使用凯提文（Kaithi）。在这两种文字里，后者较为普遍。

只有从后来者的视角看过去，我们才能追溯出乌尔都语渐渐兴起的过程。随着伊斯兰教精英对波斯语的掌握变得越来越贫乏，他们的诗人开始在印地语中夹杂使用夸张的波斯语词汇，同时又不回避普通的方言词汇。这跟公元1600年前后英国文人对拉丁词汇的狂热（illecebrous、obtestate、admini）[3]没有太大不同。然而，到了18世纪，莫卧儿王朝的诗人把事情做得更进一步，许多普通的印地语词汇成了禁忌，进而带来了高度波斯语化的文学风格。1780年前后，这种语言首次被称为“乌尔都语”，它是ZABAN-E-URDUE-MUALLA这一短语的缩写形式，意思是“尊贵之城的语言”（不再是“军事营地”了），这里的“尊贵之城”，指的是首都德里。这种乌尔都语的作用，类似本书“第17名土耳其语”章节中介绍过的奥斯曼-土耳其语，它是一种优雅的精英语言，是社会地位而非宗教身份的象征。用一位印度学者的话来说，充当了“紧张贵族的阶级方言”，随着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崛起，这一贵族阶层的权力和特权地位逐渐分崩离析。事实上，围绕这一新语言的价值观是令人费解的精英主义，根据一位编纂者的说法，德里几户贵族家庭的用法，便定义了这种语言的正确性。

即便波斯化的乌尔都语在伊斯兰教精英中萌芽期间，一些博学的婆罗门仍在努力“净化”自己的印地语，清除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的外来词，引入早已被遗忘的梵语词汇，不过，这些不过是一小撮不通世情的人在象牙塔里做的努力。他们的所作所为，现在看来比当时意义重大得多。

18世纪的诗人米尔·塔齐·米尔（MirTaqiMir），被视为塑造乌尔都语的先驱之一。

传教士和学者

英国商人从17世纪初就来到印度，起初毕恭毕敬，后来却发号施令起来。但在19世纪初，英国人开始对印度斯坦语（Hindustani，当时，它的拼写形式很多，比如Hianeeh、Hindoost’haani、Hindoustany、Hindostany或Hindustany，过了一阵子才固定下来）产生语言学影响。

它涉及两个不同的群体。第一群人是传教士，他们开始出版教育用书籍，把年轻的文盲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变成识字的基督徒。一如英国殖民政府后来采取的举措，他们决定整个印度北部和中部地区都应使用印度斯坦语，至于旁遮普语、孟加拉语和其他语言都应该去见鬼。他们着手把印度斯坦语方言连续体敲打成一种适用于教科书的书面标准语。不，确切地说，是两种书面标准语，因为印度学生和穆斯林学生将得到不同的版本。这不是为了对两者搞分裂活动——请记住，传教士的远大设想是要用一种新的信仰来团结他们。故此，这只是他们在务实地回应事实情况：在精神领域，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使用非常不同的术语，前者使用梵语，后者使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文字也是另一个原因，穆斯林无法想象用除阿拉伯字母之外的任何文字阅读关于宗教事务的文件，而对印度教徒来说，宗教领域属于天城文字（Nagari，后来叫作“Devanagari”，“deva”的意思是“神圣的，天国的”）。今天，对于这种早期的双语政策，无论是狂热支持天城文字印地语的印度教徒，还是热心捍卫波斯文字乌尔都语的穆斯林都大为赞赏——哪怕基督教传教士的明确目标是把学生们从印度教和伊斯兰教手里“拯救”出来。

另一群产生了语言影响的英国群体是加尔各答威廉堡学院（FortWilliamCollege）的学者。该学院由东印度公司创建，旨在向本公司高管教授印度斯坦语。由于那时候的印度精英仍以穆斯林为主，所以学院里教的往往是乌尔都语（拼写为Oordoo，它更准确地反映了当时的发音）。然而，威廉堡的一些语言学家却跟他们手下的印度幕僚们一起着手“净化”起这种语言来。在努力的过程中，一些人选择了当时“最优秀者”所用的鲜活语言作为指导，另一些人却试图倒转历史，用“纯正词汇”（大多是基于梵语创造出来的）取代了大量的外来词。为取代起源于阿拉伯语的JAHāZ（船），他们创造了基于梵语PōTA的PōT。许多语言都使用的阿拉伯语外来词DUNIYā（世界），让位于基于梵语SA?SāRA的SANSāR。显然，这些纯粹分子没有意识到，对19世纪的印度人来说，梵语的“异域”感，绝不弱于波斯语和阿拉伯语——而且，“纯正词汇”比它们打算清除的旧词更不正宗。还有一些“外来”词汇扎根扎得太深了，哪怕是最坚定的梵语学者也束手无策，比如指代“年轻”的J**āN和指代“窗帘”的PARDA，都有着波斯语起源。

说威廉堡的人正在阴谋搞语言隔离，不免有些荒唐。可以这么说，他们和传教士的工作，只不过是楔子最锋利的那一端，而整个楔子则是后来由其他势力愉快地揳进整个印度斯坦语里的。威廉堡的很多语言学家明确地表示支持一种共同的印度斯坦语。但客观上，用拉伊的话来说，他们的工作有力地促成了“语言双重性的概念”，即穆斯林使用波斯化的乌尔都语，印度教徒使用梵语化的印地语。但这仅仅是针对这一理念而言，在实践中，几乎所有人，不管他们属于什么信仰，都不会说这样极端版本的语言。数百万人仍然使用着跟从前一样的印度斯坦语方言混杂体（或连续体）：它们起源于印度-雅利安语，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无意中受到了波斯语影响。

“邪恶”与“野蛮”之间的斗争

19世纪30年代，英国人逐渐用印度斯坦语代替波斯语作为行政语言，这种两重性变得更有意义了。转变的原因很简单：对大多数人来说，有能力理解法官和其他官员的语言似乎是明智的。然而，波斯-阿拉伯文字保留了下来：印度斯坦语有着使用阿拉伯文字书写的悠久传统，为什么要替换它呢？

从19世纪50年代末开始，正规教育的扩张带来了对新版教科书的需求。两个阵营的宗教人士都承担了编写教科书的重任。在文体指导方面，他们没有过多地参考现存的口语，而是借鉴了各自的文学遗产。和几十年前的传教士版教科书一样，新教材在更大范围内深化了穆斯林和印度教学生之间的隔阂。尽管如此，这也只影响了极小一部分人，因为哪怕几十年过去了，文盲率仍然高达97%。不过，到了这时候，语言议题已成为争论的焦点。

19世纪后期，穆斯林和印度教爆发了全面冲突。南亚地区经历了现代化进程，引入了铁路、邮政系统、人口普查和日益专业化的公务员队伍。这就出现了有待分配的经济利益。传统的伊斯兰教精英自然觉得自己有资格拥有它们，但与此同时，他们也看出眼下的地位受到了来自有抱负的印度教精英的威胁。两边都开始获得本阵营民众的支持，从而产生了一种以前从未存在过的团结：不是基于地域或阶级，而是基于宗教。在全国各地，比邻而居的人们可能会突然发现他们彼此置身对立阵营。

这张一战时期的英国征兵海报上写着：“谁将拿走这些军服、金钱和枪？”海报里所用的语言是乌尔都语，在当时是较常用于书面印刷的印度斯坦语。100多万印度士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参军服役，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数字达到了250万。

语言立刻卷入了这场冲突。乌尔都语，在数百年来穆斯林统治和波斯-阿拉伯文字官方地位的支持下，抢得先机。有好几十年，印度教精英一直在谋求天城文（也即印度斯坦语的印地版）的认可。辩论的基调就跟如今的一些互联网论坛差不多。一位著名的印度官员写道：波斯-阿拉伯文字“将闪米特元素插入了印度人的胸膛，让他们与雅利安语渐行渐远……我诅咒伊斯兰教徒穿过印度河的那一天，我们在自己当中发现的一切罪恶，都要感谢‘我们亲爱的弟兄’伊斯兰教徒”。一位愤怒的穆斯林报纸编辑不甘落后，当英国人在一个两教信徒苦斗不休的邦承认天城文地位时，他评论道：“乌尔都语和天城文的问题……是一场高雅文化与偏见野蛮之间的较量……历史将写下一个蓄意破坏的故事：一名英国行政长官用笔一画，就给了高雅文化致命一击。”这样的辱骂将始终持续下去，印度教徒成了“出身低微的乡巴佬”，穆斯林是“把印度文化带入黑暗时代的暴君”。由于没法纳入双方的议程当中，印度文学文化在莫卧儿王朝时代开出的繁盛花朵被漫不经心地忽视掉了。

在这种苛刻的氛围下，不出意外，尽管一些人尽了最大的努力，独立运动仍然未能将两个宗教社群团结起来。在政治上和语言上，局势不断升级，最终导致1947年的政治分治以及此后不久的官方语言分治。1948年2月2日，巴基斯坦将乌尔都语定为官方语言。印度选择的是梵语化的印地语，但这并非定局。1948年1月30日，圣雄甘地遭到暗杀，他支持用天城文或波斯字母书写的印度斯坦语——实际上，这正是激怒凶手的部分原因。即便如此，在1949年9月的制宪会议上，梵语派仍然设法击败了印度斯坦语的支持者。“纯粹的梵语词汇在任何地方都以同样的形式使用。”他们的领导者说，“因此，只有这种语言，在印度全国各地都能得到接受，因为全国各地都有着丰富的纯梵文词汇。”换句话说，这就是梵语化的印地语。

卫兵和枪支可以让人们尊重新的国境，但无法改变民众的说话方式。两国的下层阶级仍然说印度斯坦语，而不是标准化的印地语或乌尔都语。在印度中北部的“印地语带”之外，印、巴两国的中产阶级主要通过宝莱坞电影来学习语言，而电影里的人物，使用的是印度斯坦语。至于精英阶层呢？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他们更喜欢英语的国际魅力和实用性。中产阶级跟随前者的脚步，也越来越多地瞄准了英语。在印度，官方的梵语化印地语，实际意义正在下降，用拉伊的话来说，这一类型的“印地语”（引号是他本人所用）正“蜷缩在个别邦的角落里生闷气，乞讨残羹”。在巴基斯坦（1971年，孟加拉国分裂出去之后，它的人口减少了一半），大多数人能以某种形式的乌尔都语为第二语言，但很少有人在乎它，更不在乎什么“纯粹性”。

此处不讲价——不管是用乌尔都语、印地语、阿拉伯语还是英语！

回首望分离

今天，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官方语言意识形态完全相同，一如镜像。印地语言学家将印地语描述为梵语的“长女”（如果非要把原本的说法翻译出意义来，只能姑且用这个词了）——这个说法，没有任何严肃的历史语言学家能给予支持。如前所述，一些人甚至主张原始印欧语起源于南亚。在巴基斯坦，学生们从小被灌输的理念是：乌尔都语是莫卧儿军营里诞生的混合语言。一些巴基斯坦语言学家提出，印地语和乌尔都语的共同祖先不是来自印度北部，而是来自巴基斯坦，这既明显矛盾，也同样荒谬。

一如国家和语言，他们的历史文献也分割开来。任何用波斯阿拉伯文写的东西，哪怕来自17世纪之前，如今都被视为乌尔都语文学的一部分；而用天城文撰写的书籍，则自动被看成是印地语文学。别介意作者们本来用的是同一种语言写作，别介意他们生活在同一地区，别介意他们彼此能阅读对方的作品：乌尔都语和印地语必须是分开的，所以回过头去看，它们也必然是分开的。这是对历史最公然的篡改。

这么说来，我把印地语和乌尔都语当成全世界最大的一种语言来写，而不是把它们分开视为两种语言，是我在动手脚吗？或许有那么一点点吧。但真正动手脚的人并不是我。

[1]heritagespeakers，也即印度裔移民来到这些地区生下的后代，这些移民后代说的是祖辈的语言，但使用能力和说母语者存在差异。

[2]卡雅斯塔（Kayastha），印度教种姓。反映种姓的传统角色是世俗文书记录、文件管理员。在中世纪早期的印度王国开始，卡雅斯塔占据了政府的最高机构部长和顾问。在英国统治期间，他们已取得在政治、艺术和各个专业领域的成功。

[3]意思分别是“无礼的”“恳求”和“提供辅助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