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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古典希腊的生活与社会（第1页）

第九章古典希腊的生活与社会

奥斯温·穆瑞（Os>

社会

到公元前5世纪和前4世纪的古典时代，有成百上千个希腊人的共同体社会散落在地中海的沿岸，正如柏拉图形容的“宛若池塘边的青蛙”。从爱琴海中心的岛屿共同体、土耳其沿岸的城镇以及东部和南部希腊，不断扩展至希腊北部、黑海沿岸和俄罗斯南部，以及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最远到普罗旺斯、西班牙和北非。这些共同体自认为互相之间基本相似，都生活在城邦里，这是真正文明生活的唯一方式。当然，其社会和经济生活在很多方面又有所不同：有些城市拥有广阔的农业土地或者大量的奴隶人口，另一些城市主要从事贸易活动，经营谷物、橄榄油、干鱼、葡萄酒、金属、木材等原材料和奴隶贩卖；或者从事手工产品的交换，这些产品或是当地生产的，或是从东方或其他文化引进的。在某些地方，希腊产品也大量向外输出，同时向外输出的还有医生、石匠和职业雇佣兵等有技术的劳动力。各城市的经济差异很大，其功能也是如此：有些城市本质上是城堡，另一些则是以宗教圣地为基础的；但是绝大多数城市都有港口，所有城市都拥有一些土地并建立了管理中心。从理论上来说，重新构建一个典型的希腊城市的社会和经济生活是可能的，柏拉图在《法律篇》（Laws）、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Politics）的最后两卷里也都认为，在不甚令人满意且种类繁多的真实城市的背后发现一个理想的城邦，是可能的。

我们无法令人满意地做到这一点的原因，与其说是缺乏资料，不如说是资料完全集中在两个不具有代表性的城邦上了。只有雅典提供了充足的各种史料，让我们能够详细地了解人们的生活方式；从史料中我们看到，雅典根本不具有典型性，在与其他城邦的相互关系中，雅典的行动更为多变也更加系统。事实上，雅典也比绝大多数城邦——如果不是其他所有的城邦——更为先进。相比之下，斯巴达被雅典作家描绘成雅典的反面，所以我们只能看到斯巴达与雅典组织中那些不同的侧面。秩序和服从，与无序和自由相对照；农业经济与贸易和手工业相对照；女性的自由，与雅典对女性的限制相对照。而那些不反映对立情况的史料却沉默着：我们的主要作家色诺芬，在他论述斯巴达的小册子里，没有提及斯巴达的奴隶希洛人——因为奴隶制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我们也没听说过大规模生产武器的工场——而斯巴达军队使用的标准武器肯定是由这些地方提供的。在这两个城邦之外，我们只有一些分散的信息和偶然的发现，比如在克里特岛上的小邦格尔蒂（Gortyn）发现的大型法典。

所以，雅典注定成为焦点。一是我们知道，我们所描绘的其他城邦的生活仅限于它们与雅典相似的情况下；二是我们相信，至少在基本的社会和经济关系上，希腊城邦彼此之间的相似性，要远大于它们与周围部落和非希腊地区的联系。然而，甚至对一个单独的社会，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没有唯一的观点，每一个独立的目击者所描绘的世界都是不同的。柏拉图的对话用生动细腻的语言把雅典描绘成一个这样的世界：青年人和神一样的知识分子聚集在私人居所内谈话或宴饮，在郊区的公园里徜徉，或者走到皮拉奥斯庆祝节日，或者聆听那些来自希腊各地、精通修辞和哲学的著名学者讲学。甚至当苏格拉底被判死刑、关在监狱里时，当局也允许苏格拉底的朋友成群地去监狱看望他，并和他讨论诸如他是否该逃跑以及死后生活的本质等问题。最后，苏格拉底饮下了鸩酒，在平静而理性的谈话中，他的肢体慢慢失去了知觉。

但是在柏拉图所描绘的时代里，大部分时候，雅典都正经历着长久而血腥的战争，至少有一半人死掉了。其中很多人死于那场令人极度恐惧的大瘟疫，甚至幸存者身上也留下了瘟疫的创伤。瘟疫是不良卫生条件的结果，大量公民集中宿营在城墙内的所有空地或圣地内，起初是在炎热的夏季，接着后来的一整年都是如此。事实上，旅行很危险，而且受到很大的限制，去往皮拉奥斯的路一定是肮脏污秽的，散发着臭气，像今天加尔各答的贫民窟一样拥挤。雅典监狱的条件也不像柏拉图描述的那么充满人性或者那么干净；鸩酒的药效也不仅仅是肢体的麻木——还包括窒息、言语模糊、抽搐和无法控制的呕吐。

柏拉图的雅典是一个理想的印象，它对真实的反映与帕特农神庙里的**人像所反映的盯着他们看的穿着破衣、脸上有麻子的农民一样多。而我们需要知道一个社会为它自己设定的理想。阿提卡喜剧出于自身目的抓取了日常生活的某些侧面，为了达到喜剧效果而对之进行夸张。但是让我们再次思考，在一个女性处于严格隐居状态的社会里，猥亵的言语和对肉体功能的经常提及，是否是这个社会的特征，而不是剧场所特有的一种仪式性的发泄。在舞台之外，类似于痛打父亲或者女性醉酒的事情经常发生吗？女性真的梦想过要接管国家吗？

早在公元前6世纪，广场已经被清理出来，沿着广场的西侧建造了一些公共建筑物，后来又修建了赫淮斯托斯神庙。在早期的建筑物里面，有庄严的廊柱、管理宗教事务的执政官（arbasileus）的官邸；也有议会大厅（bouleutēriorōon里）、官员聚集厅（tholos）等，它们都以古典形式展现在这里。北面有绘画的廊柱里保留着古典早期波力诺塔斯（Polygnotus）和米孔（Mi）的绘画作品。泛雅典娜大道穿过广场，从一个城门（迪普利翁门）直通向卫城。在南面，是公元前6世纪的喷水房以及国家铸币厂。围绕广场的廊柱——商店和办公室——修建得比较晚，阿塔鲁斯廊柱（StosofAttalus）是帕加玛国王的礼物，如今重新修建，成了阿哥拉考古发掘的博物馆和工作室。

法典再次告诉我们，只有在边界地区，犯罪和惩罚是可以想象的，而正常的或禁忌的东西是不可想象的。那么，雅典律师的言论就涉及了富人这一特殊群体，也涉及了有争议的遗产或者能引起纷争的商业利益的情况。在这些言论背后，隐藏着一个正常活动的世界。对于史料的所有生动性来说，我们处理的是一系列陈规和偏见，它们只能间接地告诉我们：雅典人可能是什么样子的。

城邦在本质上是男性的集体：男性公民聚在一起制定和实施那些影响共同体的决定。毫无疑问，这一活动的起源根植于军事环境以及武士们所拥有的赞同或拒绝其领袖决定的权力。城邦的发展就是这一实践在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拓展，除了一部分宗教领域。政治，即在讨论之后直接参与理性选择，于是成为所有雅典城邦的中心内容。在雅典和斯巴达，所有男性公民至少在理论上都平等参政；在其他地方，特权可能被局限于特定人群，富人或贵族，所以必然在公民集体内部产生冲突和权力的分层。然而，政治生活的形式——大规模的公民大会、小规模的议事会及年度执行官员——都是普遍存在的，尽管各种因素下的权力和特性存在很大差异。

非常明显，如此发达的组织形式，一定与其他的更“自然的”和被推测为更早的组织形式有联系，它们大体上被现代人类学家描绘成血缘组织。绝大多数的希腊城市将他们的公民划分成世袭的“部落”；多利安人的城市在传统上有三个部落，爱奥尼人的城市有四个部落，但是政治改革者们乐于操纵这些组织，雅典的克里斯提尼把部落的数量从四个变成十个（大约在公元前507年）。这些城市部落和过去的真正部落之间缺少有机的联系，表现在它们仅仅作为城邦共同体中的社会分区而存在，希腊北部真正的部落地区则没有它们的身影。事实上，它们是出于军事和政治目的对公民群体进行划分的。传统允许，国家宗教崇拜对此也有所强化。

在雅典，克里斯提尼改革也是以地域为基础重建了组织。村庄或德谟变成了一个管理单位，地方官员和地方议会控制地方政府的所有事务，其中最重要的是保管公民名单。雅典有一套复杂的程序来保证公民名单的注册登记；如被拒绝，还可到法律机构进行申诉。由于与公民权相联系，德谟的成员是世袭的。不管他实际的住所在哪里，每个雅典公民在政府事务中都要求陈述他的德谟。所以苏格拉底的正式名字是“苏格拉底，埃罗派克（Alopeke）德谟的苏佛罗尼库斯（Sophroniscus）的儿子”。但是，不管人口流动有多频繁，对绝大多数雅典人来说，德谟一直是地理中心，因为他们就居住在那里。对普通的雅典人来说，比这些中央和地方的政府组织更重要的是胞族（phratria），即一群兄弟们（phrateres）。这个希腊语单词的词根与绝大多数印欧语的词根相同，例如，在凯尔特语里是“brathir”，德语是“bruder”，英语是“brother”，拉丁语是“frather”，法语是“frère”；在希腊语里，它指“非家族”型的“兄弟关系”（对有血缘关系的兄弟关系还有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词）。这些兄弟关系最初可能是贵族武士团体，民主国家把他们重新组织起来并将其对所有人开放。每个雅典男子都属于一个胞族，控制其社会生活的，也正是胞族。在传统地区举办并由地方胞族掌控的年庆节日上，每个胞族都崇拜一个男神和一个女神——宙斯·弗拉提欧斯（ZeusPhratrios）和雅典娜·弗拉提娅（AthenaPhratria）。这个糅杂了统一性和伪造的多样性的混合体强烈地反映出，在某个特定时间里对古老习俗的重塑。雅典青年男子人生中的各种仪式都与这个节日有关：在幼时，他来到宙斯·弗拉提欧斯的祭坛前，被父亲和亲戚介绍给胞族；对他首次献祭的接受，标志着共同体对他的接受。在青春期，他再次出现在胞族面前，为神献上一缕剪下的头发；兄弟们（phrateres）于是投票允许他成为胞族的一个成员，并把他的名字刻在胞族的名单上。是兄弟们见证了神圣的订婚典礼，这是雅典人婚礼上的重要社会活动；也是兄弟们参加了由新郎准备的宴会，以此来庆祝他最终的美满。所以，胞族参与了一个男人一生中所有重要阶段，是他社会和宗教活动的中心；当他遇到困难时——例如需要法律上的证人，他首先会求助于他的兄弟们。雅典的胞族唯一不涉及的领域是死亡——尽管在其他地区，这也是胞族功能的一部分。

这种类型的社会组织在希腊世界是非常普遍的，在不同的城市里也有不同的发展目标。斯巴达是最突出的例子：男性公民集体被分成“斯氏提亚”（syssitia）或共餐团，整个社会的和军事的组织都以此为基础。在这里，希腊世界的正常实践活动发生了改变，产生了一个军事集团。从7岁开始，男孩要接受国家组织的培养，被编入不同的年龄组。从12岁开始，他们过集体生活，学习各种有助于自救和生存的技能；他们缺衣少食，却以此来磨炼坚强的意志。在20岁时，他们加入共餐团，生活至30岁。甚至此后，他们仍然需要每天都来吃那些共餐。共餐的食物来自于每个公民的份地，这些份地由国家奴隶耕种，而奴隶实际上是邻近地区被征服者的后代。他们经常反叛，因此需要不断地对其进行镇压。这种解决方法在理论上颇为精致（士兵产生奴隶，奴隶产生士兵，奴隶需要士兵来镇压），并以传统的希腊社会习俗为基础，对古代政治思想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提供了一种与雅典民主政体相对的理想模式。这两个城邦的例子告诉我们，相似的组织在不同国家有着多么不同的发展，由此也产生了特征完全相反的社会。

由于存在着归属的需要，使得在像雅典这样开放的社会里，大量的社会群体几乎都被整合进国家。贵族宗教群体，被称为“氏族”（gennētai），宣称他们来自于一个共同的祖先，垄断着城市中主要崇拜活动的祭司职位。在较低的社会等级中，还存在着其他宗教群体，关注于一些次要的神和英雄的崇拜，但在宴饮和互助上有着强烈的社会目的；贵族酒会群体，有时甚至被用作政治目的，但更为经常的是，他们沉溺于酒后莽撞的破坏以及对无辜路人骚扰的快乐之中；白天，同一个年轻人也会在其他的群体里出现，这些群体与各种各样的体育馆或竞技场有关。雅典还有各种利益社团、葬礼社团以及与个人的贸易和活动相关的社团。也存在着宗教或秘仪派别以及知识分子的组织，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学园。这些组织的特征是：某一种崇拜的中心、共同利益的财产拥有者、与官方签订的正式法令和能获得正式决定的方法，经常被刻在石头上，以及浓厚的共同宴饮的因素；其特征还包括，这些社团全部是男子，从事的也是男性活动。偶尔，我们也听说同样具有排他性的女性组织。这些组织通常与仅限女性参加的具体崇拜有关，但是这些组织常常被看成是男性世界的简单延伸。雅典的相关法律对这类组织的范围有说明：“如果一个德谟或一个胞族或英雄的崇拜者或氏族或宴饮群体或葬礼群体或宗教行会或海盗或贸易者，在其社团内部订立规则，那么这些规则是有效的，除非它们与公共法律有冲突。”

发达的希腊城市是各种社团组成的网络，正如亚里士多德看到的那样，正是这些社团产生了共同体的感觉、归属的感觉，而这正是城邦最本质的特征：血缘纽带与多种形式的政治、宗教和社会团体相适应，也与为了某种目的——无论是航海还是宴饮抑或是葬礼——而结成的伙伴关系相适应。公民的概念甚至在内战时期仍被援引：公元前404年，当雅典的民主派和寡头派进行斗争的时候，厄琉西斯（Eleusinian）秘仪的祭司，一个出身于贵族家庭，但立场是民主派的人，发出如下呼吁：

公民同伴们，为什么你们要把我们赶出这个城市？为什么你们想杀死我们？我们从不曾伤害过你们。我们与你们共同分享着最神圣的仪式、献祭和辉煌的节日；我们与你们在歌队里共舞，一同上学，一起战斗，为捍卫我们共同的安全和自由，我们曾一起勇敢地面对来自陆地和海洋上的威胁。以诸神的名义，以我们父母的名义，以亲戚关系、婚姻和伙伴关系的名义，这些都是我们双方中的大多数人所共享的群体，我恳请你们在神和人面前感到羞愧，停止对我们祖国的伤害。（色诺芬，《希腊史》）

在这样的世界里，可以明确的是，多种多样的关系限制了个人自由。的确有一种重要的感觉，即在希腊人的思想里，个人脱离集体自治的概念是不存在的；希腊人的自由是社会化的，被具体化在谈话和行动里。自由就是从这样的事实中获得的：同一个人属于一个德谟、一个胞族、一个家庭、一个亲属群、一个宗教组织；而且，居住在这个由冲突的群体和社会责任组成的复杂世界里，他拥有在各种需求间进行选择的自由，因此能够逃避某一社会范型的统治形式。这就解释了在古典时期的雅典，集体心理能与惊人的创造力和自由思想共生的原因：产生于对很多地方都有归属感的自由，绝不比产生于对任何地方都没有归属感的自由少；而其创造的社会，只能按照自己的脉络统一起来。

家庭

希腊家庭是一夫一妻制家庭，也是核心家庭，基本上是由丈夫、妻子以及他们的孩子组成的。但是希腊作家倾向于把家庭等同于作为经济单位的家庭，所以也把一些附属的亲戚和奴隶看作是家庭的一部分。除了经济作用外，家庭还履行很多社会职能。家庭是新公民的来源，在古典时期，国家插手进行干预，为公民权以及子女的合法性建立了越来越严格的规则：一个公民必须是两个雅典公民的合法婚姻带来的孩子，他的父母必须都是公民。这种越来越严格的定义，必然排斥以前那种较为灵活的婚姻结合。对一个雅典人来说，与一个外邦人结婚或者为在其他类型的关系下出生的孩子求得认可，是不可能的。将农民占大多数的社会准则在贵族身上强制执行，这种发展在本质上是民主的，他们此前的行为与准则完全不同——他们经常与共同体之外的人通婚，对合法性有着自己的标准。事实上，第一个公民权法的作者伯里克利本人的经历就证实了改革中的痛苦：他合法婚生的孩子在瘟疫中死去后，他被迫请求公民大会允许他与阿斯帕西亚（Aspasia）——他的米利都情妇——的孩子成为合法的雅典公民。其他一些贵族出身的人也发现，自己在这个过程中被重新划成私生子，既失去了公民权也丧失了继承权。

家庭的第二种功能是财产继承权，与公民权密切相关。总体来说，希腊社会并不实行长子继承制，而是把财产以抽签方式平等地分给所有在世的儿子们，所以“继承”的传统单词是指一个男子的“klēros”，即运气。这是雅典家庭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每个家庭仅能维持到家长在世的时间，一旦家长去世，财产就会被重新分割。当然，这种方式也有其有利之处。家庭小块土地上的共同墓地是家庭中数代人的中心——至少对那些能够承担可观土地和雄伟墓碑的费用的人来说是这样的。墓碑是家族群体墓地的一个特征，这种现象可能是富裕公民对贵族葬礼的一种模仿。婚姻，甚至是在最高的层次上，是同族结婚，被限制在一个封闭的亲戚圈里，这是为了保证家庭财产不被分割。更为普遍的，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限制家庭规模也很常见。这也经常会造成由于死亡而没有男性子嗣继承财产的情况——那么财产就会在更大的亲戚群中进行重分，这些亲戚也有责任起诉谋杀者。但总体来说，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大家庭在古典时代十分重要。

家庭的另一职能提出了一个对我们理解雅典的社会价值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家庭显然是保护和禁闭女性的手段。女人是公民，某些宗教崇拜仅限于她们，但不允许外邦女性参加。仅仅出于婚姻和生育的目的，她们是公民；除此之外，她们缺少所有独立的身份。她们不能参与任何价值超过一麦地姆诺斯（medimnos）[1]大麦的交易；她们不能拥有任何财产，依照习俗，只有她们的衣服、个人的首饰和奴隶算是例外。她们总是处于监护人（kyrios）的保护之下：如果她们未婚，监护人就是父亲和关系最近的男性亲属；如果她们已婚，监护人就是丈夫；如果她们是寡妇，监护人就是儿子或其他有姻亲关系的男性亲属。女人总是从属于一个家庭，并且在家长的合法保护之下。

女性能够参与财产交易的两种情况类型，说明了这种保护的实质。第一种与嫁妆有关。为家里的所有女人提供一份嫁妆，是监护人的责任，缺少嫁妆证明这个家庭非常贫穷，甚至可能让人怀疑这场婚姻根本就不是合法的。在订婚典礼上有一句惯用语：

“为了生育合法的孩子，我给予这个女人。”

“我接受。”

“和（例如）三塔兰特[2]的嫁妆。”

“我同意。”

接受了嫁妆，才被认为有婚嫁的发生。嫁妆伴随着女人，但并不属于她。嫁妆全部受她丈夫控制；但在离婚或者丈夫死亡的时候，女人可以要求收回嫁妆；一旦女人有了男性继承人，并且成为她的监护人，嫁妆就必须交给他控制。

一个女人在没有遗嘱或者没有适合的男性继承人时，也能成为财产的持有人。在这种情况下，她就成了一个女继承人（epiklēros）：她的名字将在公民大会上公示于众，她和她的财产被裁决给一个准备娶她的、与死者关系最近的男性亲属，通常是她父亲一方的叔叔。这是一套成熟的程序，士兵能因此获得特殊的假期来实现自己的主张。为了能娶到女继承人，申请者有权与自己的妻子离婚，甚至还可以把这个女继承人从她丈夫身边带走——如果她已经结婚却还没有孩子的话。“很多结了婚的人，自己的妻子却被别人带走了。”一个演讲者如是说。他解释道：是因为他父亲没有对一份属于他母亲的遗产提出要求，因此担心母亲的某个亲属会通过婚姻占有她。

法律和私人财产的体系反映了产生这种体系的社会偏见，雅典体系之所以在古代希腊异乎寻常，仅仅是因为它更加系统化。但对其他城邦来说，有不同的发展是可能的。例如在斯巴达，妇女的自由是众所周知的——有些哲学家对此并不认同，他们从其他方面把斯巴达理想化了。在斯巴达，妇女也有权继承土地；到公元前3世纪，已经有五分之二的土地在她们手中，还因此引发了政治革命。雅典的妇女地位则可能需要进一步的说明。

雅典人对妇女持两种不同的态度：第一种是民主政治对妇女地位的影响。贵族妇女至少在以前比较自由，但是民主制的到来意味着她们要被迫接受多数人的社会准则。许多农民社会把很高的价值标准强加在女性身上，同时又对她们极不信任。公元前6世纪，阿摩格斯岛（Amos）的西摩尼德斯（Semonides）按照动物的特征，描绘了诸神所创造出的作为男人负担的女人的可怕类型。只有一种类型稍好一点，像一只蜜蜂：“她让他的财产不断增加，她与丈夫一起变老，他们彼此相爱，她是这个声誉良好家庭的母亲。在所有女人中，她最引人注目，神样的美女在她身边玩乐。她对坐在那些讲爱情故事的女人中间不感兴趣。”这种态度中，既有对女人非理性和热情天性的恐惧，也有对她们品德和远离公众视野重要性的夸张认识。在农业社会里，这些态度由于需要女性在田间劳动而受到抑制；随着城市生活的出现，妇女被限制在家里，不断增加的财富甚至使她萌生了从家庭责任中解放出来的愿望。在色诺芬的对话中，苏格拉底处理了一个朋友的问题。由于政治动乱，这个朋友和14名女性亲属住在他家里，这些女人都养尊处优，过去没有从事过任何工作。苏格拉底规劝他，还是应该让这些女人做些适合的工作，比如纺线。当她们的性情有了很大改善后，唯一的问题是，她们现在抱怨其监护人太过懒散了。但苏格拉底说，他的责任就是保护，正如牧羊犬照看羊群一样（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

在完全不同的层次上，类似的态度也出现在知识分子中间。哲学家们（柏拉图是一个高尚的例外）都认为女人被赋予的理性远低于男人——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在奴隶身上，根本就没有思考能力；在女性身上，思考能力是不起作用的；在孩子身上，思考能力还没有发育完全”；家庭是一种涉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自然关系，“至于男性和女性，这种优劣关系是永恒的”。悲剧诗人和喜剧诗人刻画的女人比男人更生动、更有特色：希腊悲剧中最强大的人物都是女人。究其原因却是：女人被认为更易于产生极端情绪进而带来暴力行为。悲剧家表达了对女人困难处境的深刻洞察：

但是现在，离开了我父亲的家，我什么都不是。是的，我经常审视女人的天性，我们什么都不是。我认为，年轻的女孩在父亲的家里，有着凡人所知的最甜美的生活，因为天真无邪让孩子们永远安全和幸福。但是当我们进入青春期，明白事理后，我们就被赶走、被卖掉、远离了我们的神，远离了我们的父母。有些女人走进了陌生人的家，有些走进了外邦人的家，有些走进了没有快乐的家，有些走进了充满敌意的家。所有这些，一旦第一夜我们被戴上枷锁、拉到我们的丈夫跟前，我们就被迫赞美并且说这一切都是好的。（索福克勒斯，《忒琉斯》，残篇，583）

但是这些真知灼见隐藏在骇人听闻的暴力故事中。在这部现已散佚的索福克勒斯的悲剧里，普若克涅（Proe）正准备杀死她的儿子，以此来报复她丈夫对她妹妹的诱奸。在宗教氛围里，妇女也被认为与男人不同，因为她们更适合于信仰与仪式中那些黑暗的、非理性的和狂欢的层面。尽管有很多迹象反映了对女性处境的同情，结果仍然是强化了社会对女性的态度：即女人需要保护，以免遭受她们自己及外部世界的伤害。

这样的态度仅涉及雅典的妇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