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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非洲过往 历史之源（第1页）

第三章非洲过往：历史之源

与各地历史学家一样，非洲历史学家也面临着重大限制。在思考那些试图恢复非洲过往的人所面临的特殊问题之前，对研究世界其他地方历史的历史学家所同样面临的许多类似的问题进行强调也是非常重要的。例如，普通男性劳动者、妇女和儿童的生活往往难以捕捉和解释，有时候甚至不可能捕捉和解释。同样，非洲也面临着自己的挑战，有些挑战是艰巨的，而且并非所有挑战都有解决方案。在应对这些挑战的过程中，历史学家研发了一系列方法，不仅提高了非洲历史研究的复杂性，而且强化了整个历史研究领域的研究技术和分析手段。非洲历史学家在为储存有关人类过去的知识做出贡献的同时，也成为一系列技术开发的先驱者，这些技术使现代历史学家能够对我们所有祖先的生活，进行更有效、更富有同情心的分析。

证据

证据问题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非洲历史构建领域争议的核心。所有的历史研究都需要证据作为支撑。可靠的资料来源提供了过去的知识，使历史学家得以分析、解释、比较和推理。相反，缺乏资料来源则让我们对过去的知识不得而知。不管它多有吸引力，如何取代史料，也只能是假设，而不是学术研究。战后非洲历史研究的先驱们历经早期的两大“战役”，其一是消解学术界对恢复非洲过往的可能性所持的怀疑态度。最近，一些观察人士认为，这种保守主义天生就是种族主义，是杜波依斯和汉斯贝里在争取非洲在世界历史上的一席之地时，所面对的态度的延续。虽然有些怀疑者可能会被种族主义所激怒，但他们的反对意见更多地依赖于他们对历史的理解以及历史可能是什么。另一大战役是针对既定的“搞”历史研究的方法的攻击，它的目的是规避非洲大部分地区极度缺乏书面记录的困境。这两大战役关系密切，虽然前者大体上已经赢得了胜利，但后者远未结束，因为研究和撰写非洲历史的方法需要具有持续的创造性。

非洲在历史学科发展的特定阶段遭遇了真正的挑战。在20世纪中叶，历史已经自命为一门有着自己的（对某些人来说，甚至是科学的）方法论的学科，它试图将自己与古物研究、逸事及堆积如山的假定事实区分开来。这种方法的核心是发现书面文件，然后批判性地阅读书面文件（所谓的“原始资料”）。此类原始资料在档案馆和图书馆中的数量最多。优秀的历史学家要做的是用原始资料的作者的母语来阅读这些材料，“如饥似渴”地在“字里行间”阅读原始手稿。如果可能的话，还要依据其他资料来源加以佐证。

如果说文字材料是公认的历史研究的原始材料，那么历史学家又是如何雄心勃勃地想写出非洲历史的呢？大多数的非洲语言都不是抄写语言，也就是说，在19世纪末或20世纪以前它们是用来口述而不是用来书写和阅读的。但具有开创性的历史学家首先希望恢复的是早期的非洲历史。在非洲大陆摆脱殖民统治的鼓舞下，他们试图向持怀疑态度的同事和更广阔的世界表明，在被欧洲征服之前，非洲大陆有自己的历史——本可以作为非洲以后发展的模板。对许多人来说，由殖民征服产生及带来的关于非洲历史的资料已被破坏。有人认为真正的非洲声音在这种材料中被震聋或歪曲了。

20世纪50年代以前，非洲历史的大部分内容都属于“帝国历史”的既定传说，其流派由欧洲探险家、传教士、殖民地总督和商人等非洲职业人士所主导。在欧洲帝国的创建和毁灭中，非洲人本身往往被视为客体而不是主体。然而，并非所有的文献都天生缺乏同情心，特别是英国和法国的文献，它们都有生动、多样的反帝国主义记录，这些历史文献阐述了殖民征服对非洲人的恶劣影响。然而，这些历史文献实际上比它假装的更接近帝国圣徒言行传，它也倾向于将非洲人客体化，而没有认真对待他们的长期历史和他们的社会组成。毕竟，非洲人在习惯性被忽视或被视为长年受害者之间没有多少选择。可类比的情况可能是，法国和英国没有自己的早期历史，除了罗马扩张以及在早期罗马的基督皈依中扮演有利或敌对的角色。正是这种简化和歪曲，使得非洲新历史学家开始纠正这些问题。

书面文献来源：第1部分

土著文字记录并非完全缺失。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是古埃及文字，它的破译在19世纪20年代将历史与史前史的界限追溯到数千年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对法老新王朝文化变迁的了解比我们对18世纪库巴文化变迁的了解还要多。”3000年以后库巴（一个中非王国）的主要历史学家让·范西纳（JanVansina）悲叹道。书面语言也为埃塞俄比亚的历史提供了异常丰富的资料。从公元5世纪开始，埃塞俄比亚科普特教会（EthiopianCopticChurch）——最早的基督教会之一，就使用了一种叫作吉兹（Ge’ez）的手写语言（其手稿起源于古代的南阿拉伯）来翻译《圣经》，并记录它所占有的土地、祈祷者、治愈信条及圣徒的生活。在这些教会文件之外，还增加了皇家编年史以及中世纪的法律和历史汇编文件，如《基布雷内加斯特》（KebraNagast，或称《国王的荣耀》），它呈现了埃塞俄比亚国王统治的意识形态基础。

伊斯兰教的进步确保了阿拉伯语（《古兰经》的语言）在有识之士中的传播。到了公元8世纪，有关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的珍贵信息片段，开始从穆斯林旅行者和地理学家的叙述中浮现出来。事实证明，这些资料对于恢复苏丹王国和东海岸斯瓦希里城邦的早期历史至关重要。然而，这些仍然是外界短暂的印象（见第一章）。直到许多世纪以后，当地书写的阿拉伯语编年史才出现在撒哈拉以南：首先是《基尔瓦编年史》（Kilwaicle），讲述了今天坦桑尼亚沿海城镇基尔瓦的历史（1520）；接着是艾哈迈德·B。富图瓦（AhmadB。Furtuwa）对苏丹中部博尔努州（Bornu）的描述（1576）；然后是两部伟大的“廷巴克图编年史”——《塔里克法塔什》（Ta’rikhal-fattash，1655年完成）和阿尔萨迪（al-Sa’di）的《塔里克苏丹》（Ta’rikhal-sudan，1655）。此外，从18世纪起，阿拉伯文字也成为豪萨语、福尔富德语（Fulfulde）和斯瓦希里语这三种主要非洲语言音译的基础。

图12　19世纪90年代，埃塞俄比亚东正教司铎在厄立特里亚展示宗教手稿。来自费迪南多·马提尼（FerdinandoMartini）的《内尔的意大利非洲》（Nell’Afria，米兰，1895）

由于1652年荷兰在殖民地好望角（后来的南非）发展种植业，因此我们可以接触到用荷兰语写成的文献，并且越来越多地接触到用荷兰语的本土发展变体——南非荷兰语（Afrikaans）书写的文献。南非荷兰语是一种由非洲语、葡萄牙语和马来语组成的语言。这些资料来源的时间深度和丰富性，使南部非洲的历史学家能够以某种程度的细节重建过去的某些方面，这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陆的其他地区是难以效仿的。与穆斯林游客对非洲黑人的描述以及15世纪欧洲商人、传教士、士兵和探险家产生的大量文献一样，这些材料大多是片面的、带偏见的和误导性质的。就像所有的历史资料一样，它们需要更多批判性的阅读和细致的分析。

一旦进入19世纪和20世纪的欧洲帝国主义时代，关于非洲人的文献和非洲人自己撰写的文献的数量就急剧增加。这些材料的大部分，特别是非洲人自己撰写的文献是在基督徒的传教工作中产生的。早在19世纪末征服和分裂非洲之前，传教士就已经出现在非洲大陆的许多地区。早期，基督教皈依者寥寥无几，但新教使团特别重视将《圣经》、赞美诗和祈祷词翻译成当地语言。与《古兰经》最好是用原版阿拉伯文来听和读不同，基督教的《圣经》欢迎被翻译。因此，往往是传教士，包括非洲和欧洲的传教士，带头将许多语言的口头交流形式转变为书面交流形式。这项语言工作的最终目的是使非洲人皈依基督教，但它也导致了大胆的新历史书面形式的出现，其中大部分书面形式是受到《圣经》本身的叙述驱动的启发。基督教着眼于进步的未来，但它也产生了思考过去的新方法。

这一进程首先出现在基督教化、英语化和自我意识现代化的19世纪西非沿海贸易散居地。它形成于非洲史学的两个开拓性里程碑中，这两座里程碑是塞缪尔·约翰逊的著作《约鲁巴人的历史》和卡尔·克里斯蒂安·林德尔夫（CarlReindorf）的著作《黄金海岸和阿桑蒂历史》（HistoryoftheGolddAsante，1895）。两位作者都是为新教传教而被任命的牧师，约翰逊属于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协会，林德尔夫为瑞士巴塞尔传教协会服务。约翰逊是约鲁巴人，其父母从奴隶船上被解放出来，在塞拉利昂登陆，他在塞拉利昂出生并接受教育。林德尔夫是来自黄金海岸阿克拉地区的伽人（Ga），他的祖父是当地的丹麦商人。两人都热衷于基督教的蓬勃发展和福音传播，都热衷于物质和道德的进步，都热衷于英国的统治。他们认为，英国的统治对消除“异教”和暴力的政治分裂及非洲国家作为现代国家的最终崛起至关重要。

这两本卓越的著作结合了密集的民族志观察、传统起源和详细的历史叙述，这些历史叙述是由个人经验、口头研究和古老的欧洲文字记录（林德尔夫的著作）构成的。约翰逊的作品对约鲁巴人的身份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论述为一个统一“国家”的历史叙述建立了模板，同时也刺激了其他当地历史学家著书立说——当地历史学家因约翰逊对奥约和伊巴丹城邦的偏见而感到不安。重要的是，他和林德尔夫用英语写作，原因之一是对英语的掌握被视为一种进步的工具，原因之二是他们设想的读者包括欧洲人。但这两本书在各自的原产地之外基本上都被忽视了，无法改变欧洲普遍认为热带非洲没有可恢复的历史的观点。直到最近几十年，学者们才开始全面地意识到它们的重要性，无论是作为历史研究的主要来源，还是作为历史研究的先驱作品。

图13　翻译《圣经》。一个由巴塞尔传教士和非洲牧师组成的团队，包括卡尔·克里斯蒂安·林德尔夫（右二），在黄金海岸（今天的加纳）的阿博科比（Abokobi）对伽语版《圣经》进行修订（约1900—1902）。摄影：马克斯·舒尔茨（MaxShultz）

非洲语言的翻译（及其标准化）工作一直延续到殖民统治时期。记录当地历史传说的工作也是如此（见第五章）。欧洲许多地区的行政人员强调使用当地方言，以便收集关于非洲臣民的情报，并向他们传达指示。例如，英国殖民军队在西非和东非的指挥语言分别是豪萨语和斯瓦希里语。许多早期的人种学者热衷于记录非洲语言，其中一些人的工作与协助殖民计划的工作密切相关。所有这些都是第一代接受西方教育的非洲人的功劳，以欧洲人的名义出版的大量语言著作、人种学以及历史著作，都是匿名的“非洲线人”辛勤工作的结果。

醉王：口头传说

非洲主义历史学家的先驱一代并没有对书面文献的中心价值提出异议。不过，考虑到非洲大陆广袤的土地及其深厚的历史，这样的资料来源非常稀少。如果以欧洲和伊斯兰地中海地区的游客而不是非洲人自己的记录为基础，非洲的历史将会呈现出怎样的面貌呢？人们认为，依赖这些证据，可能会重复帝国历史上对“土著”的处理中过于明显的无知化、物化、屈尊化和本质主义化。由此，他们开始争论“来源”和“文献”的合二为一，认为证据的概念不必仅仅是书面文献的同义词。研究经验——听非洲人谈论非洲过往——使他们认为口头传说可以被认真对待。为了不与“口述史”（oralhistory，也就是个人记忆的记录）混淆，口述传统被定义为代代相传的事件，这些事件一直追溯到遥远的过去。这无疑是激进的。历史学家对那些看起来更古老的口头陈述的书面版本并不陌生，比如，荷马史诗《伊利亚特》（Iliad）、《奥德赛》（Odyssey）和北欧神话《贝奥武甫》（Beowulf）一直是西方文化的中流砥柱。但是，现代历史学家试图将自己与他们的浪漫主义的知识分子前辈区分开来，知识分子前辈一直致力于通过挖掘特洛伊或克里特迷宫的遗址来证实这些经典的文本，而现代历史学家则把这些古老的叙述当作神话及反映心理语言的“原型”。

对有缺陷的文献来源的担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离开大都市的图书馆和档案馆，来到非洲的城镇和乡村，寻找真实历史叙述的活宝库。国王、首领、长老、穆斯林学者、宫廷历史的专业守护者，以及曼德人的口头传说艺人（Mandejeliw）这样的专业诗人，都被问及非洲过往。于是，详细的口述文献出现了。这些文献中有一些是已经发现的口头传说，它们已经被约翰逊、林德尔夫和其他非洲先驱学者记录下来。有人认为，这些传说可以用历史学家阅读书面文件的方式来解读，这是让·范西纳在《口头传说》（OralTradition，1965，但1961年首次在法国出版）一书中阐述的观点。这是一个宏大而勇敢的主张，颠覆了传统的历史实践。它不仅对非洲历史的恢复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太平洋、美洲和其他地方传统上没有文化的社会的恢复也产生了重大影响。社会历史学家也饶有兴趣地阅读新非洲史，他们为在已形成读写文化的社会中再现下层历史（historyfrombelow）所遇到的困难而沮丧；这种方法论的影响在20世纪60年代末激进的《历史研讨杂志》（HistoryWorkshopJournal）的文章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然而，正如范西纳从一开始就认识到的那样，口头传说并不简单易懂。它们是在特定的文化中产生的，并受到当地审美偏好的强烈影响，叙事往往通过精神或奇特的转变而不是时间上的渐进变化来推进。早期对确定事件日期的尝试——通常是对许多传统中常见的“国王名单”使用平均统治时间——被证明是失败的，因此这种尝试很快就被放弃了。他说，非洲王朝也许展现了更伟大的秩序……约瑟夫·米勒（JosephMiller）在最近的一份评估报告中指出：“较之世界其他地方不可预测的权力斗争，权力斗争的道路是渺茫的。”显然，正是这些权力斗争塑造并继续塑造着过往的各种版本。口头叙述是不成文的文本，它们很少得以作为真实信息的可靠载体。然而，它们越来越多地被思想文化史学者当作引人入胜的资料来源，他们热衷于理解文化背景的意义，而不是事件的顺序和原因。“它是公元前150年之前不可靠的世界历史指南（这是罗利在被处决前所得到的评价）”——这个类比可能是我们对沃尔特·罗利（WalterRaleigh）的《世界历史》（HistoryoftheWorld，1614）的现代看法，但作为文献，它提供了17世纪早期受过教育的英国人对历史的理解和洞察。

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思考受过非洲最严格审查的口述传说之一，即今天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卢巴王国的口述传说来说明。就像曼德人杰利乌表演的《松迪亚塔》故事一样，卢巴传说（Lubatradition）是一种流行的史诗，被专家们称为伊纳邦扎（inabanzas，意思是“记忆之人”）的人以一系列自由形式的叙事情节吟诵而成。这些情节的顺序被标记在一种叫作卢卡斯（lukasas）的助记装置上。卢卡斯是一种“记忆板”，上面镶嵌着珠子和贝壳，由班布迪（bambudye）秘密协会的成员持有。

根据著名的伊纳邦扎——卡巴塔（Kabata，1860—1950）讲述的卢巴传说的主要故事情节大致是这样的：

当卢巴人的土地第一次有人居住时，出现了一个残忍的红皮肤国王，他的名字叫恩孔戈洛（Nkongolo，意为点燃的“彩虹”）。恩孔戈洛**，不育，大嗓门，嗜酒。姆比迪·基卢韦（MbidiKiluwe）是一位来自东方，皮肤黝黑，有教养的英俊猎人，他跨过洛马尼河（Lomani）进入恩孔戈洛的领地，并在那里迎娶了国王的两个妹妹。姆比迪·基卢韦与国王两个妹妹的其中之一——布兰达（Bulanda）有一个儿子，名叫卡拉拉·伊伦加（Kalala　Ilunga），他在舅舅恩孔戈洛的村子里长大。有一天，舅舅和外甥之间发生了冲突，恩孔戈洛决定杀死卡拉拉·伊伦加。但后者逃回河对岸的东方，并在那里召集了一支军队。回国后，卡拉拉·伊伦加推翻并处决了他专横的舅舅，在卢巴中心地带——卢巴山卡迪（LubaShankadi）建立了神圣的王权和皇家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