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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仰望星空（第1页）

第十一章仰望星空

“刷新人类的求知欲是件好事，”哲学家说，“太空旅行把我们又再次变成了孩子。”

《火星纪事》，雷·布拉德伯里

与斯皮尔伯格成长过程中看的大多数科幻电影不同，《第三类接触》对人类与外星人的接触秉持一种善良的态度。在斯皮尔伯格的电影中，外星人不会携带激光枪，也不曾威胁要炸毁地球。它们不是长着尖角和触须、口吐火焰的生物，而是有着细长四肢、硕大头颅，害羞而面带幸福的微笑，好似孩童一般的形象。他们是传递善意的使者，通过炫目的灯光和音乐进行交流。人类以同样的精神接待了他们。斯皮尔伯格对行星接触的乐观看法，标志着他与20世纪50年代大多数以冷战仇外心理为特征的科幻电影的彻底背离。那个时候，对外星人的恐惧隐喻着美国对共产主义的恐惧。

这位在美国中部长大的犹太电影人一直将自己视为“外星人”，他的家庭仍保有移民前的根源，在《第三类接触》中，斯皮尔伯格更倾向于外来者的观点，只看到外星人的到访及其对人类的影响最积极和最具改造性的方面。斯皮尔伯格经常被指责将“郊区的和谐”浪漫化，然而《第三类接触》描绘了一幅沉闷、压抑的美国中部社区的残酷图景，正是在那里UFO第一次出现。市政电力修理工罗伊·尼尔瑞（理查德·德莱福斯饰）[1]渴望逃离印第安纳州的曼西市与周围的环境，并与“外星人”为伍。“罗伊的整个信仰体系被打破了，”斯皮尔伯格评论道，“……他必须经历这一切……我觉得你可以将其称之为‘社会错位的觉醒’；如果没有这种文化冲击，他就不可能准备好、不能也不愿意踏上那艘飞船，离开我们已知的天文学范围。”

《第三类接触》与《辛德勒的名单》可以看成斯皮尔伯格迄今为止职业生涯轨迹的两个端点，既互相矛盾，又互相补充。《辛德勒的名单》是斯皮尔伯格与现实最有力的对质，描述了这个世界对待他们所认为的“异族”[2]是多么残忍，然而这部影片在面对残酷现实的同时，仍设法找到了仅存的一丝希望。《第三类接触》则是斯皮尔伯格最心驰神往的梦想，超越了世俗的现实，庆祝了有可能出现的宇宙大同，同时以最纯粹的方式呈现了导演所谓的“我的构思、我的希望和哲学”。

《第三类接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斯皮尔伯格小时候在凤凰城与父亲一起观看那场流星雨的奇妙经历，整个青少年时期，这部电影的构思都在他的脑海中酝酿，那时他吸收了大量科幻小说、电影和电视节目，并常在前院里用望远镜观察驼峰山沙漠的天空。

20世纪70年代，当斯皮尔伯格开始拍摄《第三类接触》时，他脑海中浮现出两段儿时的观影记忆。第一段是《幻想曲》中可怕的“荒山之夜”场景中的那座山，第二段则是另一部迪士尼电影《木偶奇遇记》中慰藉人心的记忆：由在影片中为小蟋蟀杰米尼配音的克里夫（昵称尤克里里·艾克）·爱德华兹演唱的歌曲《当你向星星许愿》（WhenYouWishUponaStar）。“我的故事与这首歌创造的情绪息息相关，”斯皮尔伯格说，“那座山成了电影象征性的结尾空间，一切都围绕着它徐徐展开。”

1964年，他在为《第三类接触》的前身《火光》创作的剧本中，似乎在与外星绑架者会面到底应该害怕还是乐于接受的问题上犹豫不决。也许是由于斯皮尔伯格年轻时对自己种族身份的矛盾心理，以及由此产生的更多地认同主流文化的倾向，使他无法完全接受自己内心的“外星人”。据制片人迈克尔·菲利普斯说，在《第三类接触》的拍摄初期，斯皮尔伯格在这个问题上似乎仍有些纠结：“我认为自己最大的贡献是让史蒂文相信外星人可以是友好的。他当时并不确定这一点，戏剧性的是，光是看到两个物种见面的那种惊奇感就足以令人兴奋不已。我记得和他争论了很久，我说：‘如果他们这么先进，他们根本就不屑于碾压我们。换作我们会这么做吗？如果我们在火星上发现了低等生命，我们会奴役他们还是帮助他们？’他深入并最终超越了这个问题，最后创作出饱满的故事。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第三类接触》与《地球停转之日》很像。”然而历史学家小亚瑟·施莱辛格对《第三类接触》的盲目乐观提出了质疑：“我们凭什么确信一个文明程度远先进于我们，甚至能将飞船开到地球上的外星物种不会像欧洲白人入侵者对待美洲大陆上的印第安人、非洲黑人与南太平洋原住民那样对待我们？……就让我们祈祷这部人道主义的、引人入胜又精彩绝伦的电影所梦想的未来是正确的吧。”

就像《火光》，《第三类接触》也是一部将众多科幻电影主题和原型兼收并蓄的集成型作品，但比《火光》更为复杂。它与少数几部打破冷战思维常规的电影最为相似，这些电影将外星人描绘成相对善良的形象，包括《地球停转之日》和《宇宙访客》。斯皮尔伯格最喜欢的科幻作家之一阿瑟·克拉克，也对这部作品影响颇深。克拉克1953年的小说《童年的终结》和短篇小说《哨兵》都讲述了外星人帮助地球人达到精神进化的更高境界的故事，也启发了斯坦利·库布里克1968年的经典电影《2001太空漫游》。更不为人知的是，斯皮尔伯格还借鉴了其他类型中他最为喜欢的电影。虽然他将关于被绑架儿童的情节提议归功于哈尔·巴伍德和马修·罗宾斯，但斯皮尔伯格显然也受到了约翰·福特的西部片《搜索者》中对同一主题的处理和一些视觉元素的启发。他在《第三类接触》的片场又将《搜索者》看了两遍。斯皮尔伯格还借鉴了弗兰克·卡普拉的《生活多美好》中表现家庭关系紧张的场景。他注意到了“将平凡人置于超凡情境之中”的主题（例如电影中设置的由弗朗索瓦·特吕弗饰演的UFO专家），使得《第三类接触》与卡普拉和希区柯克的作品形成了互文。

“在拍摄《第三类接触》时，史蒂文每天晚上都会看一两部电影，”摄影师维尔莫什·日格蒙德回忆道，“每天晚上他都在看电影，以此得到更多想法。他们将这些想法都用故事板记录下来，我们每天都要增加4幅草图。然后史蒂文又会去看电影，我们就得增加草图的数量——突然4张增加到5张，后来又变成6张。某天史蒂文向剧组抱怨说：‘我们得拍快点。’经验丰富的老灯光主管厄尔·吉尔伯特说：‘史蒂文，如果你每天晚上不去看那些该死的电影，我们就能按时完工了。’”

《第三类接触》将这些纯粹虚构的故事元素与二战后大量关于UFO目击事件的报道和民间传说融合在一起。现代的“飞碟”现象可以追溯到斯皮尔伯格的幼年时期，肯尼斯·阿诺德于1947年6月汇报自己在太平洋西北部上空看到了9个碟状发光体。外星人来访的可能性激发了一种极度恐慌和期待混合的复杂情绪，尤其对于那些出生于婴儿潮时期爱幻想的孩子们。

斯皮尔伯格十分渴望逃入超凡脱俗的梦幻世界。卡尔·荣格在其1959年出版的《飞碟：天空中所见事物的现代神话》一书中指出，人们对UFO的深信不疑源自一种“由集体的焦虑、危险或必要的精神需求引起的紧张情绪”。冷战和对核战争的集体焦虑在斯皮尔伯格的成长年代进一步刺激了这种紧张情绪。20世纪70年代初，人们对UFO的兴趣广泛复苏，而此时正值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给美国人的心灵造成了异常严重的“集体焦虑”，这两者也许并非巧合。斯皮尔伯格在1973年拍摄的《第三类接触》中提到了“UFO和水门事件”，表明他心中也认同这种联系的存在。他在青少年时期的家庭问题和在同龄人中寻求社会接纳的困难，也促使他幻想与外星人接触。另一位研究UFO现象的心理学家肯尼斯·林指出，当一个来自问题家庭的孩子学会如何“在对创伤的回应中解离（dissociate）”时，他“更有可能对另类现实变得敏感”。

虽然斯皮尔伯格谨慎地自称是这个话题上的“不可知论者”，事实上他对UFO的兴趣在成年之后才愈渐浓厚，这表明他相信这种现象的“精神诉求”仍然没有磨灭。他意识到并不只有自己才有这种诉求：“我知道这部电影如果大受欢迎，并不是因为人们害怕这种现象，而是因为UFO对于许多不再相信任何事的人来说是一种诱人的选择。”在《第三类接触》的拍摄日记中，演员鲍勃·巴拉班报告说，1976年7月22日晚上，在亚拉巴马州的外景地，“有些人觉得他们在飞机库上方看到了一架UFO。当斯皮尔伯格和其他人冲到外面去看的时候，亮光已经消失了。”然而，斯皮尔伯格起初回忆说，他确信那天晚上自己第一次看到了UFO。“后来我发现那不过是一颗‘回声工程’中的卫星，”他说，“我感到和以前一样沮丧。”

就在斯皮尔伯格拍完电影后不久，约翰·米利厄斯带他去了演员罗伯特·斯塔克位于加利福尼亚北部、靠近科卢萨的猎鸭小屋。几个月来，一直有报告说在附近的孤山中发现了UFO。据斯塔克回忆，斯皮尔伯格很想亲自一见。某天深夜，他们都在小屋里，米利厄斯说看到外面有UFO。斯皮尔伯格与米利厄斯熬了整晚，希望能再看见一次。斯塔克的农场的看门人比尔·达菲后来告诉他们，当天晚上有一道亮光划过天空，“照亮了65到70英亩的整个果园。它们悬浮在半空，掉下了锡纸一样的碎片”。达菲说，他立即跳上自己的车去追那些UFO，他说那些东西会发出洗衣机那样的“嘎啦嘎啦”声。“我做过研究，”斯皮尔伯格回应说，“那不是它们应该发出的声音。那声音应该是厚重的嗡嗡声。”为了继续寻找外星生命的迹象，斯皮尔伯格于1985年向美国行星学会捐赠了10万美元，使其巨道地外分析系统（简称META）得以使用哈勃望远镜扫描太空，搜索可能来自遥远文明的无线电信号。斯皮尔伯格抱着年幼的儿子麦克斯按下开关，然后说：“我只是希望，有更多的信号飘浮在太空，而不仅是旧的《杰基·格里森秀》的重播。”

斯皮尔伯格拍摄《第三类接触》时的技术顾问是著名的UFO学家艾伦·海尼克博士。多年以来，海尼克一直是美国空军及其“不明飞行物蓝皮书计划”的科学顾问。作为专业天文学家，他最初被美国空军请去“筛除一些显而易见的天文现象——陨石、行星、闪烁的星星及其他可能导致收到飞碟报告增多的自然现象……多年来，我一直无法接受真正UFO现象可能真实存在的想法，宁愿认为这是基于恶作剧和误会的盲目狂热。我对UFO报告加以继续评估的同时，随着报告数量的增加及其统计意义的增强，我开始担心这个话题并不像某些人认为的只是一时狂热或风潮所致。”

作为UFO信徒们眼中的专业打假人士，海尼克后来承认：“坦率地说，美国空军接到五角大楼的命令，要揭穿UFO的假面。”海尼克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与空军分道扬镳，因为他“不能再违背自己的良心，不能把所有东西都当作是由‘沼气’造成的”。后来，他在伊利诺伊州埃文斯顿市建立了UFO研究中心。在不明飞行物和外星接触的问题方面，他谨慎地保持着一种不可知论者的立场，即使不是一名真正的信徒。

在他1972年出版的《UFO经历：一次科学调查》一书中，海尼克创造了“近距离接触”（ters）一词，他将第一类近距离接触定义为“近距离看见报道中的UFO，但其没有与环境发生互动（除了对观察者造成的创伤）”，第二类近距离接触则是指“目击到对有生命及无生命物质产生的物理影响”，第三类近距离接触是指“在UFO里面或周围发现其‘拥有者’的存在”。“那些报告这类接触的人，”他写道，“一点也不‘特殊’，也不是宗教狂热分子。他们中更多是警察、商人、学校的老师，以及其他受人尊敬的公民”。

在《第三类接触》的最后一幕中，海尼克扮演了一位科学家，他说：“尽管这部电影是虚构的，但它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基于UFO之谜的大部分已知事实，当然，它保留了这种现象的特色之处。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斯皮尔伯格当时顶着巨大的压力要去拍出《大白鲨》之后的另一部票房炸弹，而他的决定是拍一部有关UFO的电影。他是拿自己的名誉在冒险。”

尽管斯皮尔伯格第一次提出《第三类接触》的构思时，就明确地将人们对UFO的坚信不疑与民众对美国政治体系信任的丧失联系起来，但随着剧本的逐渐发展，其政治含义也逐渐淡化。这部电影只是对军方使用一个编造的封面报道（虚假的神经毒气泄漏事件），来疏散怀俄明州的一个地点，以便不明飞行物在此会合的做法进行了委婉批判。1978年，在解释他为何淡化军方的掩盖行动时，斯皮尔伯格告诉一位欧洲记者：“我不想把它一棒子打死，因为在美国这已经是过去式了，我们经历过水门事件、中情局事件，人们已经觉得这些不值一提了。”

《第三类接触》是在极度保密的条件下拍摄的。斯皮尔伯格决心保留影片的惊喜感，担心在他完成漫长的拍摄和后期制作之前，这个故事被拍成山寨版小成本电视电影。影片大部分在亚拉巴马州莫比尔市的一间废弃美国政府飞机库中拍摄，那里的安全措施非常严格，甚至有一天斯皮尔伯格本人都被拒绝进入片场，因为他忘了带自己的塑料通行证。

这些秘密行动还包括对媒体报道的封锁，由此引发了一个奇怪的谣言。据巴拉班报道，有传言称该电影“是人类为了迎接真正UFO的着陆，而必须经历的一部分必要训练，而且由一家政府UFO机构秘密赞助”。事实上，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与空军都拒绝与这部电影合作，担心它会引发公众对不明飞行物的恐慌，就像《大白鲨》曾引发人们对鲨鱼的恐慌一样。“当我听说政府反对这部电影时，我反而更加确信，”斯皮尔伯格说，“如果NASA愿意花时间给我写封长达20多页的信，我就知道一定是有事情发生。”

尽管导演本人不断辟谣，关于这部电影得到过秘密赞助的谣言在影片发行后依然流传了很长时间。除此之外，斯皮尔伯格发现自己于1982年拍摄的《E。T。外星人》也被指控向公众灌输同样邪恶的阴谋。在UFO研究专家间还流传着一个故事：当斯皮尔伯格去白宫放映《E。T。外星人》时，罗纳德·里根总统偷偷告诉这位电影人，“知道吗？这间屋子里只有不到6人知道事情的真相。”

斯皮尔伯格独自署名了《第三类接触》的剧本创作，虽然他并不是这部作品的唯一编剧。他承认保罗·施拉德参与了早期剧本的创作，却将施拉德的工作贬得一文不值，称之为“迄今为止正式递交给大制片厂或导演的剧本中最令人尴尬的之一……事实上，幸运的是，保罗偏离了自己的主题，那原本是个充满负罪感的故事，与UFO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唯一的功劳就是，”施拉德说，“改变了史蒂文要把电影做成UFO版水门事件的想法。我觉得那应该是种精神层面上的接触，这个主意被保留了下来并得以发展。”在施拉德命名为《天国降临》的草稿中，在荒凉的乡村道路上，因接触UFO而被改变命运的主角，并不是电影中那个30来岁的、在印第安纳州打工的中产阶级下层平民英雄罗伊·尼尔瑞。最初的主角原定为一名45岁的空军军官，他的故事与海尼克博士惊人地相似，斯皮尔伯格与施拉德都声称是自己创造了这个角色[3]。

斯皮尔伯格说，他把主角改成了一个平民，“因为我觉得很难对任何穿制服的人产生认同……我最喜欢的一个主题就是对普通人的终极赞美……一个典型的家伙——在他身上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然后，突然之间，他遇到了一些不寻常的事情，他不得不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来完成‘不能战胜就尽力理解’的任务。这就是我在《第三类接触》中想要表达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