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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黑暗中的光明（第2页）

无论是斯皮尔伯格自己本身就相信这些故事，还是他仍在有意识地通过复述故事来欺骗媒体，但这都是他怀旧的方式，仍残存着些许焦虑，带着阿巴内尔的大胆，闯入了他本不属于的领域。虽然有着活泼的风格、爵士乐的配乐、明亮柔和的色调，但电影版《猫鼠游戏》仍有着黑暗的底色。影片将弗兰克（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饰）塑造成一个拼命试图建构其他身份来逃离自己绝望成长背景的青年，同时弗兰克又希望让他陷入困境的父亲（克里斯托弗·沃肯饰）和感情疏远的母亲（娜塔莉·贝伊饰）对他另眼相看。在一名律师让弗兰克在父母之间做出选择后，斯皮尔伯格运用跳格剪接从弗兰克沿着街道逃跑的镜头直接切到弗兰克现在的新生活，这是对弗兰克的创伤强有力的视觉隐喻。弗兰克精心设计的骗局，包括他伪造的支票，都是艺术品，是被他欺骗的人崇拜的物品，这也是对迫害他父亲的金融体系的报复。

斯皮尔伯格妙趣横生地展现了一个迷人的行骗高手是如何游走于这个世界（最后他的纸牌屋轰然倒塌，他本人也被关进了地狱般的法国监狱，看起来就像是《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猫鼠游戏》同时也是对心理学家保琳·克兰斯和苏珊·艾姆斯1978年提出的“冒名顶替综合征”[3]的进一步研究。正如我在《弗兰克·卡普拉：成功的灾难》这本传记中提到的，还有另一位导演可能也经受过同样的痛苦，因为“许多成功人士都有共同的恐惧，都担心自己的成功实际上以欺诈为基础。另一名研究此现象的心理学家琼·哈维表示，此类患者‘还有一种强迫性的恐惧，担心一些失败会暴露他们的秘密，揭穿他们的骗子本质，让他们蒙羞。很多知名人士尽管能力很强，却一直遭受这种感觉的折磨’。在这样的人身上，‘每次成功要么是依靠运气，要么是巨大努力的结果，他们逐渐丧失自信，而陷入自我怀疑模式当中’，而每次成功实际上加剧了这种欺骗的感觉。”

《猫鼠游戏》挑衅地暗示出斯皮尔伯格内心深处的焦虑。他经常谈到这些焦虑是他创作的源泉。然而这些焦虑可能部分源于他作为一个“冒名顶替者”的感觉，以及他对破裂的家庭与社会背景仍未和解的情感。正如哈维所指出的：“当人们认为自己已经超越了自己的根基，可能会在他们心中激起对分离的深切焦虑，不知不觉中，他们把成功等同于对家庭忠诚的背叛。”一些心理学家将冒名顶替综合征倾向归因于尚待解决的俄狄浦斯情结。《猫鼠游戏》中，父亲与儿子分别充满挑逗地与性感的法国母亲一起，随着朱迪·加兰的歌曲跳舞，更加突显了这种情结。哈维解释说，受到冒名顶替综合征困扰的人们是“有意识地害怕失败，并将这种恐惧隐藏心中。但潜意识里，他们也害怕成功。”与在事业成功重压下崩溃的卡普拉不同，斯皮尔伯格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卡普拉在20世纪70年代与斯皮尔伯格的一次会面中，问这位年轻导演的第一个问题是：“除了成功，还有什么事情困扰着你？”），然而斯皮尔伯格焦虑情绪丝毫未减，甚至在他60多岁之后，仍然呈现在他的作品中。

2002年5月31日，斯皮尔伯格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回到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长滩分校做一些独立研究项目，来完成他曾经未完成的大学学业。1969年他从大学辍学去追求他的电影事业，而这回他想要弥补对父母的“背叛”。“多年来，我一直想完成这件事，”他说，“以此感谢父母给了我接受教育和职业发展的机会，同时也为了给我的家人和世界各地的年轻人提个醒，让他们明白实现大学教育目标的重要性。但是我希望他们能够比我更快完成大学学业。”他55岁的时候拿到电影和电子艺术学士学位（他称之为“我最长的后期制作日程表”），是对自己青年时代迷茫和“欺诈”的一种救赎，证明如果他当时愿意的话，本可以走社会认可的道路，同时也为自己的孩子树立父亲的榜样。这种心态在《夺宝奇兵4：水晶头骨王国》中幽默地反映了出来。其中印第安纳带上了他的儿子马特，责问他从大学辍学的事。斯皮尔伯格提交了《辛德勒的名单》来代替了毕业所要求的12分钟电影项目。他在黑人历史课上提交的作业是《勇者无惧》，还为自然科学课写了一篇关于加利福尼亚海岸的学期论文。他的教授唐纳德·J。雷什说：“这篇论文比大多数学生写得都长，写得很好，没有语法错误。”

在影片《猫鼠游戏》中，斯皮尔伯格艺术化地隐喻了他叛逆的青年时代，让我们了解到他内心深处的一些恐惧，这些恐惧他只能通过艺术来充分表达，但却在面对媒体的采访中欺骗性地“解释”这些恐惧。电影导演们有虚构和润色故事的专业癖好，他们往往倾向于创造关于自己生活的寓言故事，以给公众留下深刻印象，为自己的传奇增光添彩。他们“创造的神话”往往包含欺骗的成分。斯皮尔伯格选择这部影片作为他迄今为止最具自传性的电影，有点令人惊讶，他发现了自己身上的这些欺骗特征，并将这些特征直接与他人生故事中的元素联系起来。在导演生涯中，他最痴迷于挖掘自己的人生故事，比如父母离异带来的创伤，以及他在公开声明中更坦率谈及的离婚问题。

在美国导演工会的一次活动中，当斯皮尔伯格和马丁·斯科塞斯讨论到《猫鼠游戏》时，斯皮尔伯格说：“我想，在我执导的所有电影中，这是我第一次直面离婚带来的种种后果。”与《E。T。外星人》相比，弗兰克的故事更真实地反映了斯皮尔伯格自己经历的家庭创伤。斯皮尔伯格说：“这是这个故事吸引我的主要原因。其实我曾经也和弗兰克做过一样的事……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就会越来越多地回想起早期的记忆，因此下定决心拍这部电影。此时需要一些非常弗洛伊德式的东西才能让我说：‘好吧，这个故事很有趣，我最好能坚持读到50页之后!’”

斯皮尔伯格着重表现了弗兰克对他游手好闲的父亲痛苦的依恋，以及他对于母亲的极度不满，母亲和第二任丈夫（詹姆斯·布罗林饰）生了另一个孩子，象征性地拒绝接纳他，反映出导演自己的弗洛伊德式创伤。斯皮尔伯格回忆说，父母离异后，他离开萨拉托加前往洛杉矶，“我就像弗兰克·阿巴内尔那样选择逃离”。弗兰克最终被代理父亲的角色，联邦调查局探员卡尔·汉拉蒂（汤姆·汉克斯饰）所救赎。这个角色很大程度上是专门为影片所虚构的。将《猫鼠游戏》更加置于斯皮尔伯格个人和艺术执念的中心，故事时间（20世纪60年代）和人物的年龄阶段的设置（主角的青年时代）也都和斯皮尔伯格经历并开始学习治愈家庭创伤的时代与年龄相符。正如艾伦·万内曼2003年在网络杂志《明亮之光》（BrightLights）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样，这个艺术家兼骗子的故事也可以被视作关于美籍犹太人身份的隐喻。他指出，这部电影“根植于欧裔新教徒的腹地”，并且有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那就是弗兰克被排除在圣诞庆祝之外。

这反映了弗兰克尝试不同社会身份以获得美国主流社会的接纳。就像少数族裔经常被迫所做的那样（这种模式将这部电影与拉尔夫·艾里森关于非裔美国人身份的伟大小说《看不见的人》联系了起来）。斯皮尔伯格的家庭创伤凌驾于阿巴内尔的人生故事之上。没有背叛丈夫的宝拉·阿巴内尔后来接到了一位绅士的来电。她的经历也让人想起斯皮尔伯格的母亲——最后嫁给斯皮尔伯格家老朋友伯尼·阿德勒的莉亚·斯皮尔伯格。“他是父亲缺席时，永远陪伴她身边的家庭密友。最后他和母亲结婚了。好吧，对此我无话可说。对于史蒂文也是样，但他从未忘记。”万内曼写道。斯皮尔伯格还“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感人的画面，一对父子有着真挚的亲情，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词来表达……但是书里没有这些内容……斯皮尔伯格在为我们提供他的梦境。在梦境中，他克服了对父亲的疏离感。”弗兰克最终被法国警方抓获，当时“又是一年平安夜，这已经是影片中第4次出现平安夜了，人们都聚集在教堂里做晚祷。斯皮尔伯格向我们展现了永恒的法国，壮观美丽、有着饱经沧桑的石头建筑、挂满了闪烁灯光的教堂，配乐中是唱诗班天使般的歌声。太完美了，真的，非常完美。当然，除非你是犹太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把你交给盖世太保。”

在卡尔·汉拉蒂不知疲倦的保护下（在这个转折中，汉拉蒂就像卡普拉《生活多美好》中善良的贾维和守护天使），弗兰克终于改邪归正，为联邦调查局工作，帮助抓捕伪造支票的人。这个具有讽刺意味的转折有一种令人作呕的感觉，因为弗兰克为了使自己远离犯罪本能，用自己的手艺把其他人送进了监狱。斯皮尔伯格至少在意识层面上赞同这个解决方案。在为DVD版录制的采访中，他说在拍摄过程中，他仔细听从了联邦调查局技术顾问的建议，所以他和汉克斯不会做出“令联邦调查局难堪”的行为。但是敏锐的艺术直觉将他引向了一种相反的视觉暗示。影片中他把FBI办公室拍得像一座因循守旧的监狱，里面挤满到了身穿褐色制服式服装的工作人员。弗兰克则在栅栏后面，一间囚室一样的办公室里，整个布景笼罩在冰冷而悲哀的光线中。在自己的毕业典礼上，终于完成了大学教育的斯皮尔伯格就像片中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弗兰克一样，被六名保镖包围，在警察车队的护送下离开现场。就像弗兰克一样，他被自己的成功困住了。

对于这部急于证实自己是多么轻松愉快的喜剧来说，《猫鼠游戏》是关于纯真崩坏的黑暗道德寓言，作为一部隐蔽的自传，对主角的刻画却冷酷而超然。尽管故事背景设置在过去，以苦乐参半的方式展现了那段美国人生活中拥有更多信任感、更少安全意识的时代（“这是我们所有人都怀念的”，斯皮尔伯格说），但就像所有讲述过去时代的影片一样，影片也与自身被拍摄的时间有关。《猫鼠游戏》可以被看作对布什时代美国的间接隐喻：入不敷出，沉迷于欺诈和犯罪，道貌岸然，却面临代价惨重的道德清算。

《幸福终点站》“再次体现了我对自己在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头10年电影作品中的黑暗面的反应”，斯皮尔伯格说。在《猫鼠游戏》之后，斯皮尔伯格并没有回到过去的严峻主题，他“想做些让我笑，也能让其他人笑的电影。这是我们都需要微笑的时代。”不过，《幸福终点站》是斯皮尔伯格对当代美国集权主义最直接、最尖锐的审视。这部卡夫卡式的喜剧讲述了一名无辜的外国人被美国国土安全部的非理性限制困在机场的故事。但它的阳光乐观主义一直被当时压抑的现实笼罩着。尽管《幸福终点站》最终重申了美国的包容精神，正是这种精神让斯皮尔伯格的祖父母等外来者移民美国，但这种阳光乐观主义无时无刻不被当时压抑的现实所笼罩。英国影评人菲利普·弗伦奇恰当地将这部电影描述为“弗拉克·卡普拉”版的《审判》[4]。

就像弗兰克·阿巴内尔和其他许多斯皮尔伯格影片的主角一样，汤姆·汉克斯扮演的维克多·纳沃斯基也是一个局外人，一个在需要他来改善的社会中努力寻求被接纳的人；就像外星人E。T。一样，也非常想回家。维克多被困在约翰·F。肯尼迪国际机场，因为他的祖国，影片中虚构的克拉科日亚，在他出发前往纽约后发生了政变。官僚体制阻碍了维克多获得签证，所以他在充满讽刺意味的外观华丽且灯火通明的航站楼里等了好几个星期，学习如何适应新环境并掌握新语言。片中有一段让人联想到卡普拉的经济大萧条时代喜剧的情节：一群多种族机场工作人员团结起来支持维克多，帮助他与狂热的官僚主义但也并非完全不通情理的国土安全部官员（斯坦利·图奇饰）周旋，而当维克多终于得以离开机场进入城市时，这位官员假装视而不见。斯皮尔伯格的导演巧妙地平衡了喜剧和戏剧的微妙交集，使故事的民粹主义主题真正温暖人心。尽管偶尔会有纰漏，比如维克多和由凯瑟琳·泽塔-琼斯笨拙地饰演的神经质空姐之间甜腻的爱情故事。尽管这位空姐有缺点，但仍是梦中情人类型的美人。让这段爱情看上去太像传统好莱坞式如愿以偿的经典套路。尽管这也可能源自斯皮尔伯格自己（已实现的）的幻想：一个书呆子，通过自己的才华和人格力量，赢得了迷人女演员的青睐。

但是没有人想要汉克斯对他精湛滑稽的表演做出任何改变，他在偌大、陌生环境中应对突如其来复杂生活的生理和心理反应都得到了令人满意的诠释。亚历克斯·麦克道尔在迷宫般的航站楼内部（一套搭建于加利福尼亚州棕榈谷机场飞机库的可供操控的场景，该飞机库以前曾正式用于制造飞机）精湛的表演强化了斯皮尔伯格在维克多应对窘境时加入的卓别林式幽默。维克多与客观物体和建筑物的互动，让人想起《摩登时代》中流浪汉乱入工厂那种不协调的感觉。一些影评人反对《幸福终点站》在专营店内大量使用真实的品牌名称，其实是没有注意到这里环境营造的真实性。维克多被围困在现代美国生活的缩影中，而那个世界充斥的都是同质化的商业公司。按照公认的移民传统（尽管维克多不打算留在美国），他证明了自己对新环境的强大适应力，巧妙地找到了填饱肚子的方法，作为一名艺术家靠画壁画谋生，甚至搭建了私人的生活空间。他尝试学习英语的桥段荒谬且异常滑稽（J。霍伯曼写道，这部电影渴望成为“贝克特[5]精简版的练习”），但这些片段也表现出他如何迅速且令人信服地融入新环境。与《E。T。外星人》《第三类接触》《紫色》《勇者无惧》等其他斯皮尔伯格的电影一样，《幸福终点站》很大程度上围绕着“交流”这一主题，而这是斯皮尔伯格最关心的人文主义问题。维克多与他那群美国工人阶级朋友（包括几名非裔美国人、一名拉丁美洲人和一名来自印度的长者）的关系，体现了该国民族多样性的强大力量。尽管这部影片的平民主义一面受到了一些怀有敌意的影评人的嘲笑，但它直指影片的核心，即在一个沙文主义和少数族裔成为替罪羊的时代，重新强调美国多元文化价值观的重要性。

某天当步行在宁静的英国乡村小路上时，弗兰克·威尔斯对他的弟弟H。G。威尔斯说：“假设有一些来自另一个星球的人突然从天而降，并在这里着陆。”威尔斯立即想到，如果这种灾难真的发生了，英国人将会陷入和殖民地人民差不多的境地，“也许我们一直在谈论的是欧洲人发现了塔斯马尼亚岛，但对于塔斯马尼亚人而言，这是非常可怕的灾难!”这段对话促使威尔斯在1898年完成了小说《星际战争》。在这本小说中，来自火星的入侵者，践踏了平静的英国乡村和伦敦的大部分地区，最终被地球上常见的细菌消灭。

“在我们过于严厉地评判（火星人）之前，”他在书中写道，“我们必须记住，我们自己的物种对地球造成了多么残酷和彻底的破坏，不仅是对动物，比如那些已经灭绝的野牛和渡渡鸟，而且是对低等种族。塔斯马尼亚人，在欧洲移民者发动的一场种族灭绝中，仅仅50年的时间里就被彻底灭绝了。如果火星人以同样的态度发起战争，我们会成为怜悯的传道者而去抱怨吗？”

尽管威尔斯自己的观点被殖民主义对“劣等种族”的态度所影响，但他对地球人被外星入侵者包围的构思被证明是一个能引发艺术家共鸣的隐喻。这些艺术家们试图告诉他们的观众一个民族被侵略将是什么样子的。在拉响第二次世界大战警报的慕尼黑危机发生时，奥逊·威尔斯导演了他在1938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那部臭名昭著的广播节目，根据威尔斯小说改编将故事发生的地点搬到了新泽西[7]。威尔斯和作家霍华德·科赫将这部小说改编成快节奏的新闻广播形式，引起了大批美国民众的恐慌（斯皮尔伯格购买了威尔斯在广播中使用的原始剧本，为了和《公民凯恩》中的雪橇相配）。1953年派拉蒙影业出品的《世界大战》也以美国为背景，由乔治·帕尔制片，拜伦·哈斯金执导，是典型的冷战电影之一，反映出人们对苏联核武器的普遍恐惧。斯皮尔伯格2005年为派拉蒙、梦工厂和安培林娱乐执导的电影《世界之战》，拓展了美国人对于1812年战争国土首次被入侵以来的恐惧。与威尔斯原版故事的说教概念类似，斯皮尔伯格的电影也将美国人和其他观众置于伊拉克人民的弱势地位。伊拉克在该片上映的两年前就被美国入侵，这是美国对“9·11”事件的错误报复行为。当外星人对地球发起袭击时，雷切尔·费里尔（达科塔·范宁饰）问她的父亲雷（汤姆·克鲁斯饰）：“他们是不是恐怖分子？”正如A。O。斯科特在其《纽约时报》上的影评中所写的，这是一部“折磨神经的末日电影”。雷“也许太恐慌了而没有诚实地回答：‘嗯，算是吧，亲爱的。从某种隐喻的意义上来讲，是的。’”

这版技巧娴熟但毫无灵魂的拍摄剧本由大卫·凯普执笔（由该片早期的编剧乔希·弗里德曼写的剧本发展而来）。这和小说早期的改编不同，故事的主角并不是记者或是科学家，而是被斯皮尔伯格常说的“日常生活中的普通先生”。男主角是一位令人失望的、不负责任、散漫而且幼稚的父亲，在外星人入侵前生活在混乱的杂物堆里，甚至被自己的儿子（贾斯汀·查特温饰）看不起。雷要克服很多困难，才能成为称职的父亲，但是后来他战胜了这些阻碍，甚至看起来就像超级英雄。克鲁斯标志性的骁勇让雷满足了整个故事对这一角色的外形和情感的表达需求，但人物个性刻画仍显单薄。虽然聚焦于一个小家庭便于剧情的发展，但让人觉得他们的问题与全球性的灾难不成比例，而斯皮尔伯格在《辛德勒的名单》中并没有犯下这样的错误。“数百万的亡灵（根据摩根·弗里曼的旁白，实际上是“10亿”）和难以估量的财产损失似乎成了治疗家庭创伤的昂贵代价。”斯科特写道，“但令人振奋的是，我们知道外星人的入侵能让人类学习与成长。”

《世界之战》绝对是技术上的奇迹，它无缝地融合了大规模的物理特效和计算机生成图像，让无尽毁灭的噩梦般景象呈现于观众眼前。斯皮尔伯格对技术的精湛运用常常令人惊叹，比如使用360度推轨镜头拍摄雷和家人驾驶小型货车逃出城，这一镜头与《横冲直撞大逃亡》中的镜头运动相似，但速度要快得多。但没过一会儿，所有的精湛技巧和混乱场面都变得令人厌倦，尽管这部电影的节奏很快，却充斥着恐惧与歇斯底里的单调情绪，变得索然无味（范宁只是瞪大眼睛袖手旁观还尖叫不停）。《世界之战》没有什么微妙或复杂之处，把一切都简化到斯皮尔伯格所谓的“原始”水平。正如他所说的，这部电影“抓住了我们的恐惧和弱点，以及恐怖主义的概念。而恐怖主义在自以为受到保护的美国人心里，仍然是无关和陌生的。”归根结底，这是一部在视觉和情感上都很粗糙的电影，一部过度紧张、古怪、机械的作品，对人类这个几乎不值得拯救的物种抱着一种悲观的看法。

《芝加哥太阳时报》的罗杰·伊伯特认为外星人入侵缺乏逻辑性，他还表示三脚架飞行器是“笨拙的复古设计”，他将《世界之战》描述为“一部包含耸人听闻场景的庞大而笨重的电影，但缺乏我们所期待史蒂文·斯皮尔伯格作品所蕴含的热情与欢乐的活力……斯皮尔伯格在《第三类接触》中呈现出的惊奇感怎么不见了？《少数派报告》中令人眼花缭乱的想象力又去了哪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世界之战》标志着斯皮尔伯格回归到了他年轻时对于外星人的看法，这种看法深受20世纪50年代科幻恐怖电影的影响。在因为《第三类接触》和《E。T。外星人》中对外星人的温和观点闻名之前，斯皮尔伯格曾在他极少放映的第一部故事片《火光》（1964）中，拍摄过充满敌意的外星人攻击人类的镜头，而在他未拍摄的电影《夜空》中，他也曾想拍摄类似题材的故事，最后把这个主意重新转变成《E。T。外星人》。《世界之战》的制片人凯瑟琳·肯尼迪声称：“更极端、更黑暗的故事始终埋藏在他心中，现在他把那个故事讲了出来。”在2007年的一次采访中，斯皮尔伯格谈到了这部电影，他说：“我当时想‘天哪，我真是个伪君子。我在拍这些电影时，一直在宣称自己就像外星人和我们之间的亲善大使，而我居然开始拍一部关于外星人侵略地球的片子。’”也许事实是，他在职业生涯的后期才再次改变路线，而且沉浸在布什时代盛行的仇外情绪中，这才是让他很烦恼的地方。毫无疑问，斯皮尔伯格在《第三类接触》和《E。T。外星人》中所展现的人性美德，并未体现在冷漠而公式化的《世界之战》中。

即便如此，由于汤姆·克鲁斯的出演和不间断的动作场面，当然也因为影片发自内心地挖掘了时代精神，《世界之战》票房大热，全球票房高达5。917亿美元。由于《幸福终点站》在美国的惨淡票房表现（7700万美元），斯皮尔伯格作为一个流行电影人的商业价值受到了质疑，尽管这部电影的海外票房几乎是国内的两倍。凭借《世界之战》的巨大成功，这位59岁的导演得以继续成为好莱坞最受观众欢迎的电影人，也一扫先前不公正地笼罩着《勇者无惧》和《人工智能》等优秀影片的阴霾。

[2]　原文为米兰达权利（MirandaRights），又称米兰达警告（MirandaWarning），是美国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保持沉默的权利。——译者注

[3]　冒名顶替综合征（Impostorsyndrome），又称自我能力否定倾向，是保琳（PaulineR。ce）和苏珊娜（SuzanneA。Imes）在1978年发现并命名的，是指个体按照客观标准评价为已经获得了成功或取得成就，但是其本人却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他们没有能力取得成功，感觉是在欺骗他人，并且害怕被他人发现此欺骗行为的一种现象。——译者注

[4]　《审判》是著名作家弗兰茨·卡夫卡创作的长篇小说。——译者注

[5]　萨缪尔·贝克特（SamuelBeckett），爱尔兰著名作家、评论家和剧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1969）。他以创作荒诞派戏剧闻名。代表作品包括《等待戈多》《马洛伊》《马洛纳正在死去》等。——译者注

[6]　阿特·凯恩（ArtKane），在1958年为《时尚先生》杂志拍摄了一张纽约所有顶级爵士音乐家的合影。这张照片中，爵士音乐家们都站在纽约第125街车站附近的一处褐石屋前。纪录片《哈勒姆美好的一天》汇集了对照片中许多音乐家的采访。——译者注

[7]　1938年10月30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在《水星剧场广播》栏目上演了根据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G。Wells）小说《星际战争》改编的广播剧，由23岁的奥逊·威尔斯导演。当时的一些听众以为这是真实的新闻播报，很大一部分美国人都陷入了恐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