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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疯小子（第2页）

“不!不!不行!”史蒂文大声喊叫，“这会让别人感觉我们是犹太人。”

圣诞节前的那天晚上，史蒂文在自家的门廊里搭建了一个节日场景。他用加长的电线连接一个色轮，这个旋转装置能透过彩色凝胶投射出五颜六色的灯光。他让四岁的妹妹安妮守在开关旁，他自己披着白床单，摆出耶稣受难的姿势，然后给了安妮一个开始转动色轮的信号。人们开车经过水晶露台观看沿路的圣诞节装饰时，便能看到史蒂文在门廊里扮演的耶稣，戏剧性地被环绕在闪烁的彩色光轮之中。这也成了斯皮尔伯格的电影《第三类接触》和《E。T。外星人》中，预示外星生物到来的灯光效果的雏形。

“他的父母对此非常生气，”萨拉蒙写道，“他们把儿子拽下门廊，一边踹他一边叫骂，抱怨他在邻居面前丢尽了脸。”

本书作者向阿诺德·斯皮尔伯格讲述这个故事时，阿诺德回应：“我不记得他扮过耶稣。如果他想要扮的话，我应该会说‘不行’。”但史蒂文的父亲补充说，“我可以想象他那样做的情形，因为我知道他很想挂圣诞彩灯。我说：‘不，我们是犹太人。我们可以点光明节灯，把光明节灯摆在窗台上。’于是我去找来一盏烛台并买了一些蓝色的小灯泡，把它们摆在窗台上，然后说：‘光明节的8天里，这些都得一直摆着。’”

尽管在史蒂文的记忆中，圣诞节彩灯事件可能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偏差，但它仍是一个展现他创作过程的生动例证。在这个过程中，他把自己异于常人的痛苦感受转化为独具个性的艺术表现，以吸引他所能想到的最广泛的观众。

加入美国无线电公司一年半之后，阿诺德·斯皮尔伯格就成为该公司涉足电脑领域后首台计算机Bizmac的高级研发工程师。Bizmac共有10万根真空电子管，占据了卡姆登工厂的一整层楼，是美国陆军军械部队的成本—库存控制设备。Bizmac的开发尚未完成时，晶体管便已被投入使用，而这彻底地革新了计算机领域。美国无线电公司将Bizmac交付给了军队，但它成了一个昂贵的累赘。1957年，阿诺德离开美国无线电公司跳槽到凤凰城的通用电气之前，还参与了美国无线电公司的第一台晶体管计算机、一个通信计算机项目以及一个计算机销售记录系统的研发。

阿诺德“是出了名的马大哈工程师”，斯皮尔伯格一家住在卡姆登时的邻居米丽娅姆·福尔曼回忆，她也在美国无线电公司工作。“他绝对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但又是一个心不在焉的书呆子。”米丽娅姆·福尔曼的侄女简·福尔曼补充，“有一次，他停车加油时，莉亚下车去上厕所。他把车开走一个小时后才发现莉亚没上车。”阿诺德在Bizmac项目的上司J。韦斯利·莱亚斯回忆：“他是一个能尽心尽力完成你交代任务的人，他会竭尽所能地工作。只要有加班需要，他会工作到深夜，甚至周末也工作。不管问题有多难，他都能坚持想办法解决。但别指望他能‘创新’。他技术很好，也很有管理才能，但是缺乏想象力。相较于他的妻子，他做事更有条理也更勤奋。但他的妻子才是那个有远见、有才华、有创造力的人。”

然而，对于史蒂文来说，他在某些方面与别人的不同，并不是像他的母亲（创造力）和父亲（逻辑性）那样，区分得那么清晰。不管阿诺德·斯皮尔伯格是否可以被描述为一个“有创造力”或“有想象力”的人，就像这些词在艺术领域中的运用一样，他在计算机方面的开创性工作能够证明，在设计复杂的创新通信系统方面，他具有开辟新技术领域的能力。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掌握了一种同样复杂的现代艺术形式，这一艺术形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技的综合性创新，包括因他的电影而推动发展的计算机技术。当史蒂文开始制作他的第一批业余电影时，他其实是在模仿父亲，因为他的父亲从17岁起就开始拍摄家庭电影。斯皮尔伯格一家于1957年情人节搬到亚利桑那州后，阿诺德就成了史蒂文制作业余电影的热心导师和伙伴。

然而，与莉亚不同，当史蒂文选择将拍电影作为毕生事业时，阿诺德并不赞成。从小时候起，史蒂文便总免不了让父亲失望，因为他在工程方面完全没有天赋。“我上学时非常讨厌数学，”史蒂文承认，“我不喜欢他们将数字一个一个叠在一起。我父亲以前会教我3除4无法整除之类的知识，而我会说：‘当然不行，那个3根本塞不进4上面的小洞里，根本不合适。’”

尽管如此，阿诺德仍相信他的技术背景对儿子的电影事业有着积极的影响：“起初，他非常排斥学习任何与数学或科学相关的东西。他仍然不太喜欢这些，但现在他必须学。这是他自己的‘游戏’，他深陷其中。他利用电脑做的事和我不同。我用电脑处理生意上的事，我几乎从不玩游戏。而他只用电脑玩游戏，他家里有一整排电子游戏。他还有一个飞行控制模拟器。有一天（1995年12月）我去他家时，他正用只有真正的飞行员才能掌握的技巧击落飞机。”

莉亚对史蒂文的教育态度最后变得更加放任，但在他进入哈敦菲尔德的爱迪生学校后，她也为儿子对学习传统知识毫无兴趣而懊恼。“他母亲很不高兴，因为他的分数总是达不到母亲的期望。”玛丽·德弗林回忆，在爱迪生学校的四年里“他只拿了C”。简·福尔曼·萨塔诺夫补充道：“她总是很失望，因为他非常聪明，可成绩老是上不去。”莉亚会将史蒂文的分数跟邻居家的小男孩比较。“她不明白为什么史蒂文不能考得更好。”玛丽·德弗林说，“他根本没把时间花在学习上——他总是贪玩。他是个好孩子，个子瘦小，但只是专注于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们当时没觉得他很聪明。”

“他是个沉默寡言的年轻人，多年来一直如此。”贝斯沙洛姆圣堂的刘易斯拉比说，史蒂文每周有3个下午要去希伯来学校上课，他和同学们在公立学校上完一天的课之后，会“非常疲惫”地乘坐公共汽车到希伯来学校去。拉比说：“史蒂文到学校去了，他做了他该做的。”在史蒂文的记忆中，宗教教育是一种“惩罚性的”折磨，所以他试图让自己的孩子接受比自己当年更为“有趣”的犹太宗教教育。“我想我没有得到适当的宗教教育。如果它不是像去牙医那里拔牙那么痛苦的话，我可能会坚持得更久一点。”[4]尽管史蒂文也是圣殿童子军的一员，刘易斯拉比依然能够看出，仅仅依靠学校活动和童子军来发展社交技能，对于史蒂文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他需要一种表达自己的方式。他需要找到这一方式，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孤僻的人。”

“我记得他的头发是淡黄色，总是像梦游一样到处闲逛，”莉亚的朋友格蕾丝·罗宾斯说，“我不记得见过他跟其他孩子玩。他给我的感觉就像活在一个幻想世界里。他并不是在梦游，而是活在自己的世界中。我当时并不明白，因为我和他没有太多接触，但我知道莉亚觉得他有特别之处。她说：‘他不一样。毫无疑问，他与众不同。’尽管他做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事，他母亲也狠狠地训了他。但我认为他是真的遇到对的母亲了，她很有悟性，她不傻。”

由于阿诺德大部分时间都在工作，史蒂文见到父亲的时间比他想要得到的少得多。老斯皮尔伯格在水晶露台大部分邻居的记忆中都是一个很模糊的形象。“我很少见到他，”住在隔壁的史蒂文的玩伴斯科特·麦克唐纳说，“我记得他很高，有点发福，一头黑发。他总是穿着白衬衫，把笔插在口袋里。我不记得见过他在院子里陪孩子们玩。许多父亲会和他们的孩子一起玩接球游戏或棒球，但史蒂文的父亲从没这样做。他从来都不陪他们玩。”

阿诺德对工作的狂热引起了家庭关系的明显紧张。每当阿诺德下班回家，邻居们总会听到他大声叫嚷：“莉亚，我回来了。你在哪里？”据邻居们描述，有时莉亚会和好友格蕾丝·罗宾斯、茜茜·卡特勒一起玩拼字游戏或打牌，但她大部分时间似乎都在练钢琴或在院子里晒太阳。或许因为和父亲的距离越来越远，史蒂文在情感上与母亲更加亲近。“每次她要去别的地方，他都会装病，”玛丽·德弗林说，“他不想让她去。她是个好人，很有爱心。莉亚的性格非常好，任何事都一笑置之。如果你今天过得很糟糕，跟莉亚聊一下就会感觉好很多。”

“她似乎比我们的妈妈轻松得多，自由得多，就像个艺术家，”查理·德弗林说，“她是我们社区里独一无二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妈妈和其他妈妈跟贝蒂·克罗克[5]完全一样。那时，家庭主妇们主要负责打扫屋子和做饭，她们是典型的50年代的那种母亲。但莉亚不是，她更‘时髦’。”

斯皮尔伯格一家住在新泽西州的最后一段时间里，有一件事显示出史蒂文和父亲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

阿诺德从美国无线电公司最早的一批晶体管中挑了一个带回家。他向家人展示，并且宣称：“这就是未来。”史蒂文立即拿起那个晶体管吞了下去。据史蒂文回忆，父亲当时控制不住地笑了，但很快就开始担忧。这也难怪，因为那个晶体管不仅是他父亲珍视的宝贝，而且是一块直径半英寸、厚四分之一英寸的硬物。上面还带着“几根伸出来的电线”，阿诺德在美国无线电公司的老板韦斯利·莱亚斯说。史蒂文的冲动行为可以被解读为对父亲古怪的致敬，他以一种字面意思的方式“内在化”了阿诺德对科技的热爱。但是，史蒂文讲述这个故事时表示，“让晶体管消失”向父亲传达了更为挑衅的信息：“那是你的未来，但不必是我的未来。”

阿诺德说他不记得发生过这样的事。但听史蒂文讲这个故事还是很开心，他承认这件事“可能”发生过。他说：“史蒂文对小时候（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记得非常清楚，他会稍加夸张。他很会讲故事。”

“我在史蒂文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阿诺德在1985年告诉《时代》杂志，“我看到了一个会讲故事的人。”

“我的孩子们还小的时候，”他解释，“我喜欢给他们讲故事。在他们上床睡觉时，我会给他们讲系列的冒险故事。我会给史蒂文专门讲一套故事，给女孩们讲另一套。但我讲的都是冒险故事，并把他们也编进故事里。比如攀上岩洞，或到处去探险。我在故事里发明了时间机器，他们可以进入机器让时光倒流去看看过去，以及拯救某个人物。我还编造了各种动物，以及一些主人公：女孩琼妮·弗洛西·弗莱克斯和男孩伦尼·路海德，他们的年龄跟我的孩子一般大，这样孩子们才会把自己和人物联系起来。我讲述的故事情节连续。我会跟他们说：‘不讲了，你们该睡觉了，明天再继续。’”

史蒂文住在水晶露台时，已经展现出他尚未成熟的讲故事才能。

史蒂文搬走时，他的邻居简·麦克唐纳·莫雷只有6岁。她记得：“在慵懒的夏日午后，我们五六个孩子坐在房檐下的阴凉里，听着史蒂文给我们讲故事，打发无聊时光。他似乎总能引起孩子们的注意。小一点的孩子都相信史蒂文讲的故事，因为他真的很会讲故事。他们会跟着附和：‘嗯哼’‘真的吗？’‘哇!’。

“讲着讲着，他讲起了一个妖怪的故事。他骗我说：‘妖怪会把你抓走。’我记得我告诉他我不怕妖怪，因为我睡在二楼，妖怪进不了我的房间。他说：‘哦，但是这个妖怪有20英尺高，他可以从你的窗户往里看。’他说，不管你在多安全的地方，他都能进去。我记得那晚我吓得不敢睡觉，生怕被妖怪抓去。”

然而，和史蒂文年龄相仿的孩子并不总是相信这些故事。有时其他男孩会叫他别讲了，或者打断他自己来讲。

“我妹妹跟我说：‘史蒂文吓坏我了。’”简的哥哥斯科特回忆，“史蒂文总是讲得一本正经，我妹妹又很容易上当。他骗起我妹妹和他妹妹来简直轻而易举，他会天马行空地胡编乱造，我们从来都不信他的鬼话，会朝他翻白眼。我跟他说我在地下室养了一只短吻鳄，他每天都求我带他去看这只鳄鱼。他会问我：‘你喂它吃什么呢？’我说：‘我用铅笔的一端挑起汉堡里面的肉来喂给它吃，它还只有4到5英尺长呢。’他又问我：‘我能看看它吗？’我会说：“它现在不太舒服。’后来他埋怨我说谎，我骗了他好长一段时间。”

从最初给小女孩们讲恐怖故事，史蒂文的想象力很快就发展成为更加精心设计的恶作剧。

“即使他没有成名，他也是那种会让我记住的小孩。”简和斯科特的哥哥斯坦利（桑迪）·麦克唐纳说，“你能看出他有戏剧天赋。我俩以前都很喜欢风暴，附近的大多数孩子却不喜欢，但他是少数几个喜欢风暴的孩子之一。他家房子后面有一个漂亮的包围式门廊，当天空变暗，风暴来临时，我们会穿着黄色雨衣，坐在他家门廊的草坪椅上，边看漫画书，边寻找闪电。”

“有一年夏天，不知是谁弄来了一套高尔夫球杆，史蒂文和我就在他家后院造了个高尔夫球场。我们挖了几个洞，把空罐头盒塞进去，然后插上一些小旗子。那年夏天，我们那个地区只遭遇过一场龙卷风。当时我们看到了乌云，接着我们就躲进了地下室。但是我喜欢看风暴，所以我观察了一下外面的情形。我看见史蒂文在他家后院里边跑边踢那些小旗子，张开双臂在那里转圈圈。后来我问他为什么那样做，他说：‘我没有踢那些旗子，是龙卷风吹倒的。’我说：“史蒂文，我看到是你干的。他不承认，不过他倒是‘成了’一个龙卷风[6]。”

说到社区体育活动，史蒂文的协调性差得令人绝望。“他会参与，但我们会取笑他投不好也接不好球。”斯科特·麦克唐纳说，“我们不会非常刻薄地取笑他，但是他从来没有做出让我们感到快乐的反应。他总是玩一会儿就说：‘我要进去了。’史蒂文并没有受到排斥，但是他有自己的玩法。你可以称他为有点书呆子气的孩子，但他真的不是。我们认为他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还是非常厉害的。”

“有一次，有人带来一副拳击手套，”桑迪·麦克唐纳说，“然后我们两家之间还进行了一场拳击赛。轮到史蒂文上场时，他被打败了，然后他就跑了。他从家里拿来一瓶番茄酱，每次他被打败，就往自己身上倒番茄酱，弄得衣服和头发上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