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此地步,不必李煜做何裁决,自然而然地在各人心里都有了一个结论:国主决不宜身入汴梁,更不宜与宋室联姻。至于如何婉拒宋朝的“美意”,那是另一回事了。
李煜的想法也不例外。因而宣示廷议结束,却留下韩熙载、潘佑和徐氏兄弟——徐辽、徐游,还有一番密议。
“此事决不可行,是不消说的了!然而也犯不着结怨。”李煜看看潘佑说道,“如何弭患于无形,潘卿可有善策?”
“幸亏消息来得早,还有可以措手之处。”潘佑答说,“如今顶顶要紧的是掌握先机,倘或汴梁已有成议,派出专使,那就势在必行了!因为宋朝决不肯自失威信!”
“是啊!”李煜焦灼地说,“那一来岂非成了不可解的僵局?事不宜迟,此刻就得派人,星夜赶去,片刻耽误不得。”
“官家垂谕极是!”韩熙载说,“谋定后动,及今未晚。第一是商量在汴梁如何措手,然后再商量派什么人。为事择人,庶几有济。”
“虽说为事择人,也是为人择人。”潘佑接口,“依臣愚见,挽回此事,非托赵普从中斡旋不可。”
“是的,赵普。”徐氏兄弟异口同声地说。
赵普是宋朝的宰相,亦是宋朝皇帝的布衣昆季之交,掌理宋朝国政,亦管赵家家务。托他从中消解,事情便有七分把握了。“只是赵普好货,”韩熙载皱着眉说,“这份礼送得还不能轻。”
“臣保荐一人,必能不辱使命。”徐辽又很起劲了,“遣张洎去最好。”
张洎确是最适当的人选。因为他精明能干,多文采,善言辞,而且数度奉使汴梁,与赵普以下的宋朝大臣,处得极其融洽。正符合潘佑所谓“为人择人”的意思。最难得的是,在李煜看,张洎极其忠诚。他初次为使,观光汴梁归来,做了十首诗,丑诋汴梁的风物,因而大得李煜的欢心,相信他绝不会为宋朝所收买,做出任何不忠不义之事。
“可是,”李煜问道,“张洎去年一病几殆,至今不曾入值,何能长途跋涉?”
“张洎久已痊愈,屡次想销假入值,只为官家仁厚,体恤特甚,一再示谕,要他多做休养。张洎以为圣恩渐疏,不敢渎求。如蒙特加驱遣,则感恩图报,必当格外尽力。”
“嗐!”李煜倒有些歉然,“他误会了!我何尝疏远他?你既这么说,明天就叫他销假好了。”
“官家果真派张洎出使,不如命他即日打点行装,早日动身。不过,此去须有个名目。”
要想个名目很容易。江南这年丰收,以进新谷为名,便绝无人怀疑张洎此行的任务。当然,除新谷以外,还有其他土仪各物的贡献,同时馈赠宋朝大臣。这些仪物是由船运,而张洎为了争取时间,轻车简从,由陆路先赴汴梁。
由金陵到汴梁,是渡江直北的一条大路,张泊走到徐州,歇马一日,正待折经商邱、沿黄河西进时,金陵派了专差,星夜递到一通文书,送交张洎亲拆。
这通文书,是陈乔出面写来的信。封面上所钤的“枢密院印”竟是蓝色。张洎入眼大惊,因为国有大丧,方钤蓝印。便先不看信,找了专差来问话。
“宫里出了什么变故?”
“圣尊后去世了!”
“圣尊后崩逝?”张洎放了一半心,却又不免困惑,“我出京的时候,圣尊后还是好好的,怎的遽尔谢世?”
“听说是游东池摔了一跤,顿时口眼歪斜,隔得一夜便不治了。”
“噢,这是中风!”张洎又问,“这文书可是你亲自从陈学士手里领受的?”
“不是!是枢密院供奉官交出来的。嘱咐连夜趱赶,送到了要等回信。”
于是张洎拆开封套,但见里面除陈乔的信以外,另附着一道圣尊后遗诏的抄本。除了照例交代节约丧仪、勉励群臣善辅国主以外,最紧要的一段话是“昭惠皇后胞妹,故司徒周宗幼女周氏嘉敏,淑德久昭,才容无双,着立为继后,留宫居中,待年成礼”。
这是件很意外的事。张洎在启程以前,对他此行的任务,亦曾参与密议。当时有两派意见,一派认为应该早日宣示立继后的懿旨,杜绝宋朝联姻之想;另一派是徐氏兄弟的看法,此举似乎有意予宋朝以难堪,以慎重为宜。
他一面这样想,一面看陈乔的信。信中详叙圣尊后得疾与崩逝的经过。如张洎所推断的,圣尊后死于中风。临终以前,口不能言,不过她的意旨是极清楚的——她曾握着嘉敏的手,拿它交到李煜手里。待李煜表示,必遵慈命,立嘉敏为继后,圣尊后方含笑而逝。
这些陈述,在张洎是极有用的,但他觉得还不够。因而立即做了一个决定,不妨先在徐州等待,等待更多的圣尊后早就属意于嘉敏的证据。
于是他写了回信,唤来专差,嘱咐他立即赶回金陵,将回信面呈陈乔。“你跟陈学士回禀明白,我要等他的复信到达,再去汴梁。”张洎又说,“复信最好还是你送来。轻车熟路,不会出差错。”
等专差一走,张洎定定心又细想,情势既变,应该观望观望风色。圣尊后去世,以及遗命立周嘉敏为继后的消息,一传到汴梁,会引起怎样的反应,实在很难说。倘或惹恼了赵家天子,有所责备,甚至用兵,那么汴梁之行,不但自讨没趣,而且回到金陵,便是辱命而归,亦觉得脸面无光。这就太不聪明了。
这样一想,发觉自己的处置未善,立刻派人去追专差。等追了回来,他已重新写过一封信,这封信很简略,也很含混,只说遽闻圣尊后的讣闻,内心惶惑,不知做何行止。至于要陈乔搜集圣尊后在日,如何宠爱嘉敏的事迹,作为早就有意立她为继后的“证据”的话只字不提。他这样做是为逗留徐州不进找一个理由,因为“不知做何行止”,便有待命之意。而最主要的作用是安下一个伏笔,万一来自汴梁消息不妙,就不妨以奔圣尊后之丧为名,带转马头,径回金陵。
打好了这个可进可退的主意,张洎便在徐州住了下来,每天游山玩水,凭吊古迹,关盼盼的燕子楼、汉高祖的泗水亭、吕布的射戟台都逛到了。
这样逍遥了十来天,金陵和汴梁都有了消息。宋朝是遣染院使李光国为专差,赴金陵吊祭,而且准许圣尊后用“光穆皇后”的称号,再一次表示承认“元宗”的帝号。
来自金陵的消息,却费人猜疑——陈乔的复信,与他的简略正好相反,洋洋千言,细述朝中近事。先谈圣尊后之死,说是崩逝之日,金陵城内忽然降下满天的黄沙,为从未有过的怪事,又说国主遭逢大丧,哀毁过度,形销骨立,虽未病倒,却须扶杖而行。真正纯孝过人,令臣下感动。
移镇南昌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江南第一大将林仁肇。他在去年夏天,方始奉派为武昌军节度使,不过一年有余,改调为“南昌尹”留守南都。这番更动,意味着什么,必须好好研究一下,因为他预料一到汴梁,宋朝君臣必定会提起此事,须有个切实圆满的答复。
他在想,林仁肇一向主战,调离武昌,当然是怕他不遵约束,擅自与宋军开衅,所以此举是对宋修好的表示。既然如此,话就好说了。
其时来自金陵,装载新谷仪物的大船已到,张洎不须再轻骑赶路,舍陆登舟,扬帆西去。不消几日,汴梁城已经在望了。
汴梁外城方圆四十余里,城壕叫作“护龙河”,宽有十丈。穿城的河道有四条,最大的一条是汴河,也就是隋唐的通济渠。自洛阳的洛口分水入汴梁,东去泗州入淮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为东南山泽百货,输往北方的一条要道。张洎正是由这条水路来到汴梁的。
汴河从汴梁的东水门到西水门,共有十三座桥。但张洎所率领的贡船过大,无法入城,只能泊在东水门外。宋朝的闸官下船验视,由张洎亲自接待,道明来意,另外送上一个丰厚的红包,换来极其亲切的招呼。张洎交代了过关的手续,嘱咐贡船系缆待命,自己雇了一条小船,带着紧要的礼物,先投驿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