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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东非殖民地的独立(第2页)

不过许多白人定居者仍然顽固不化,他们在总督雷尼森(SirPatri)周围积聚起来抵制肯雅塔与其领导的非全盟,雷尼森在公开的演讲中更指称肯雅塔是“引向黑暗与死亡的领袖”。[69]但是英国政府不想再为白人定居者承担责任了,由于认为雷尼森总督不适合与肯雅塔合作,新任殖民大臣桑兹(Dundys)选择麦克唐纳(Malaald)担任肯尼亚总督。麦克唐纳认为抵制肯雅塔是很不明智的,他上台伊始就劝说白人定居者认清形势并接受肯雅塔。

肯雅塔也决定尽量争取英国政府与白人定居者的支持。长期的监牢生活使肯雅塔更加成熟稳重,他清醒地认识到,白人定居者的能力与财力是肯尼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因而,他一方面致力于部落之间的团结,另一方面也对白人定居者抛出了橄榄枝。对那些顽固不化的白人定居者来说,肯雅塔将要掌握肯尼亚政权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面对肯雅塔的示好,他们开始动摇了。同时,茅茅运动之后,肯尼亚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白人定居者的经济与政治影响力已经大大削弱,白人定居者对肯尼亚的影响力已是远不如昔了。[70]在1963年8月的演讲中,肯雅塔终于赢得了白人定居者的拥护:

世上没有天使的社会,无论白人、棕种人还是黑人都不可能有。我们都是人,因此我们都会犯错误。如果我对你们做错了事,那就要请你们原谅我;如果你们对我做错了事,那就应该是我来原谅你们。非洲人不能说欧洲人全都做错了,欧洲人也不能说非洲人全都做错了……你们应该忘掉某些事,正像我也应该忘掉某些事一样……你们中许多人担心,但我要对你们说:乔莫。肯雅塔不想报复,不想向后看。我们应该忘记过去,面向未来。我受过监禁,受过拘留,但那些已经过去了,我不打算记住它……你们许多人和我一样是肯尼亚人……让我们团结起来,为肯尼亚的利益而工作,而不是为某一特定的群体工作。[71]

肯雅塔也赢得了英国政府的支持。1963年大选中,非全盟赢得大选,麦克唐纳迅速任命肯雅塔为总理,肯尼亚实现了内部自治。1963年12月,英国支持肯尼亚获得完全独立,肯雅塔成为肯尼亚的第一任总统。独立之后,肯尼亚基本上维持了一个以非洲人为主的多种族国家,肯雅塔也宣称肯尼亚将继续留在英联邦。英国的明智政策维持了英肯在外交方面的友好关系、经济上的合作,当然,还有英国在肯尼亚的无形影响力。

英国政府关于东非联邦的计划也激起了坦噶尼喀与乌干达的强烈反对,尤其推动了坦噶尼喀民族主义的发展。二战时,一些在非洲之外作战的坦噶尼喀士兵开始建立属于非洲人自己的政治团体,一些知识分子也明确提出坦噶尼喀立法会议中应该有非洲人的代表。战后的经济困难引发了1947年坦噶尼喀的全国大罢工,工人不仅要求提高工资,还提出了非洲人在政府中任职的政治要求。但是殖民地的这些反抗行动都是以地区为主的,而且不少民族主义者对英国的殖民统治还存有幻想,这些都制约了民族主义的发展。坦噶尼喀非洲人协会(TanganyikaAfriAsso)是坦噶尼喀最大的民族主义组织,具有全国性,但到1948年,其会员也只有1780人。[72]英国的经济与政治计划无意中整合了坦噶尼喀的民族主义力量,从而加速了坦噶尼喀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1951年,总督特文宁(SirEdwardTwining)任命的宪法发展委员会向殖民政府建议,立法会议中的非官方成员由黑种人、白种人、黄种人三大种族同等数量的代表组成,英国也在地方议事会中实行以种族为代表的选举制。不少非洲人认为这个方案极不公平,因为坦噶尼喀的白种人与黄种人数量很少。坦噶尼喀非洲民族主义者很快以此为核心整合了起来。1953年4月,朱利叶斯。尼雷尔(JuliusNyerere)当选为坦噶尼喀的非洲人协会的主席,他决定把坦噶尼喀的非洲人协会塑造为整个国家的民族主义政党。一年之后,他把坦噶尼喀的非洲人协会改组为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TanganyikaAfriationalUnion)(简称坦盟),致力于坦噶尼喀的自治和独立。针对英国以种族为基础的选举方案,坦盟针锋相对地提出成年人普选制,要求把非洲人在立法会议和行政会议中的代表人数提升到总数的一半,坦盟也要求坦噶尼喀在10年左右的时间获得独立。由于尼雷尔领导得成功,到1957年,坦盟的成员已达15万—20万人,“我们取得的成功甚至使我们最乐观的人也感到惊奇。几乎全国都支持我们。”[73]

对此,英国决定镇压尼雷尔与其领导的坦盟。总督特文宁把尼雷尔描述为“颠覆运动的代表”和“不负责任的鼓动者”,[74]想方设法限制尼雷尔与坦盟的活动。殖民政府既不准尼雷尔在群众集会上演讲,也拒绝甚至撤销坦盟地区支部的官方注册。

英国政府明白为了维持在坦噶尼喀的统治,英国必须获得非洲人的支持,即使是只有一部分非洲人的支持。英国决定扶持那些民族主义者中的温和派与保守派。在英国的支持下,鼓吹多种族联合的坦噶尼喀统一党(UanganyikaParty)成立了,成为对抗坦盟的工具。英国也拉拢那些传统的政治势力。1957年英国通过《非洲酋长(特别权力)法》,恢复酋长“根据土著权力法……发布规则和命令”的权力,随后建立了“全领地酋长大会”。[75]

但是随着局势的发展,英国逐渐改变了态度。坦噶尼喀统一党难当大任,在与坦盟的竞争中节节败退。总督特文宁原来是一位强硬派,但是逐渐认识到多种族社会的主张在坦噶尼喀无法实现,英国必须放弃东非联邦的计划,并把以移民为主的政策转向以非洲人为主的政策。他也改变了对尼雷尔的看法,认为尼雷尔比西非其他殖民地的民族主义领导人更加明智与理性,英国如果激怒了尼雷尔,情况将非常糟糕。严格地讲,坦噶尼喀并不是英国的殖民地,而是联合国的托管地,英国只不过是代为托管而已,尼雷尔几次向联合国托管委员会要求坦噶尼喀获得独立。殖民部官员波德林(H。T。Burdillon)支持特文宁的新政策。波德林认为,如果尼雷尔变成一个反对派并在联合国制造麻烦,英国将非常被动。因此,英国必须推动坦噶尼喀的政治进程。[76]殖民大臣博伊德最后同意了特文宁的建议。1957年,坦噶尼喀行政委员会重组,新的助理大臣由4名非洲人、1名欧洲人、1名亚洲人组成。这一新的人事变动显示多元种族社会的计划被放弃了,非洲人多数统治的原则正在执行。

英国虽然放弃了多元种族社会的计划,但是在独立的时间上,还是认为应该由自己掌控。殖民大臣博伊德反对采取激进政策,主张循序渐进地推动非殖民化进程,在他看来,坦噶尼喀要到1970年才可能获得独立。[77]

但是这种关起门来制定的计划注定要被现实击碎的。1958年9月与1959年2月,坦盟在立法会议的两轮大选中大获全胜,坦噶尼喀已没有别的政治力量能阻挡独立了。在黄金海岸与尼日利亚走向独立时,坦盟也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使坦噶尼喀获得自治地位,如果英国拒绝,坦盟将掀起抗议、罢工等全国性抵制活动。

下面四个因素便利了英国从坦噶尼喀的撤退。

首先,国际压力影响了英国的政策。坦噶尼喀在名义上是联合国的托管地,联合国对其负责。由于戴高乐突然改变了法国的殖民政策,加快了非殖民化进程,法属非洲各国纷纷独立。1960年联合国中突然出现了这些新的非洲国家成员,在它们的要求下,联合国托管委员会更加关注殖民地的独立进程。英国继续执行过时的殖民政策只能招致以联合国为舞台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口诛笔伐,这将令英国陷于尴尬的境地。[78]

其次,英国不愿意再花费巨大代价来维持非洲殖民地的统治。麦克劳德认为英国在坦噶尼喀的警备力量不足以应付动乱,同时,一旦坦噶尼喀爆发动乱,英国采取镇压政策势必会拖累英国的经济发展。即使英国勉强镇压了殖民地的抗议活动,保持这一贫瘠的殖民地又有什么意义呢?坦噶尼喀在经济与战略上的地位与肯尼亚相比都差得太远。

再次,对抗共产主义势力的策略便利了英国的撤退。比利时无法镇压刚果的民族主义者,被迫撤出刚果,刚果很快爆发了内战,苏联的势力开始渗透到中非。由于英国的中非与东非殖民地都与刚果毗邻,英国也担心苏联向自己的殖民地扩张势力。在此背景下,麦克劳德认为英国最明智的策略就是迅速从坦噶尼喀撤离,否则,英国将不得不处理坦噶尼喀的动乱。[79]

最后,从坦噶尼喀的撤退不像肯尼亚那样麻烦,这里的白人定居者数量很少,不足以对英国政府的政策造成太大的影响。

1959年5月,新上任的总督特恩布尔(SirRibull)向英国内阁提出建议,英国最迫切的任务是迅速与尼雷尔建立合作关系,因为尼雷尔是最好的合作者,只有支持尼雷尔,独立进程才可能顺利。为了争取尼雷尔的支持,他提议加快坦噶尼喀的独立进程,在1960年实现立法会议中的非官方议员占多数比例。如果延迟独立,坦噶尼喀将会出现动乱与革命,而英国的财力将不足以镇压反抗活动。[80]

麦克劳德担任殖民大臣后,很快接受了特恩布尔的建议。1959年12月,英国宣布在坦噶尼喀进行第二轮大选,并许诺在1960年8月让民选议员的人数在立法会议与行政委员会中占据多数。鉴于坦盟在坦噶尼喀的绝对优势,这实际上就是支持坦盟在独立中获得领导地位。在之后的大选中,坦盟赢得了压倒性胜利,在坦盟的压力下,英国把独立的时间再次提前。特文宁与特恩布尔的估计是正确的,尼雷尔还是比较理性与友好的,他愿意与英国合作,也同意独立的坦噶尼喀将继续留在英联邦。

桑给巴尔与坦噶尼喀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是一个种族混杂的地区,长期以来,阿拉伯人入侵后建立了苏丹国,控制着桑给巴尔的政治与经济。但是,在桑给巴尔占多数的人口却是非洲人,非洲人又分为从大陆非洲(主要从坦噶尼喀)过来的大陆派与桑给巴尔本地的土著人,大陆派与非洲大陆联系紧密,而桑给巴尔土著人却忠诚于阿拉伯人统治者——苏丹。[81]在坦噶尼喀走向独立之际,以苏丹为核心的民族党也提出独立要求,但是以非洲大陆人为主的非洲—设拉子党(Afro-Shirazis)反对民族党的要求,认为过早的独立只能使非洲人完全落入阿拉伯人的掌控之中。[82]

英国在决定从坦噶尼喀撤退时,也无意对抗桑给巴尔的民族主义者。但是在桑给巴尔追求独立的进程中,英国继续根据自己的战略加以选择。英国更喜欢非洲—设拉子党主导政治发展的局面,因为英国在桑给巴尔仍然有重要的战略利益,阿拉伯人与埃及、苏联等国家关系密切,大陆派则希望从英国获得支持。[83]虽然英国支持大陆派,但是阿拉伯人在两者的竞争中却占据优势,因为他们更加能干,在政治上也更加成熟,桑给巴尔土著人也站在民族党的一边。非洲—设拉子党在政治上则缺乏经验。阿拉伯人与非洲人大陆派的冲突最终导致了1961年6月1日的暴乱。

桑给巴尔的殖民官员穆林(SirGe)认为,暴乱是两派分歧引起的,为了有利于政治发展,英国必须支持两派建立联盟,桑给巴尔只有在联盟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独立。[84]他的建议难以成功,因为两派的联盟根本无法实现。1963年,桑兹任殖民大臣之际,桑给巴尔政局仍然处于僵持之中。由于担心英国陷入桑给巴尔的内战,桑兹决定尽快放弃这一殖民地。[85]1963年6月,桑给巴尔实现内部自治,7月举行大选,在桑给巴尔土著人的支持下,民族党获得胜利,英国决定承认选举的结果。12月10日,桑给巴尔实现了完全独立,阿拉伯苏丹担任国家元首。但是,非洲大陆派继续反对民族党。1964年4月,大陆派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政府,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很快与坦噶尼喀达成了合并协议,合并后的新国家改名为坦桑尼亚。

在乌干达,东非联邦的计划也没有什么吸引力。作为乌干达的核心地区,布甘达的国王穆特萨二世(KabakaofBuganda,MutesaII)认为东非联邦计划会使布甘达落入白人的控制之下,因而坚决反对联邦计划,甚至提出布甘达单独独立的设想。但布干达单独独立就无异于瓦解了乌干达,英国很快以个人品质为由流放了穆特萨二世。流放穆特萨二世反而使他成了民族英雄,一些激进势力开始冒头,英国觉得还是与穆特萨二世打交道为好,1955年又让穆特萨二世回到了乌干达。

除了来自穆特萨二世的压力,英国还面临着大众民族主义的压力。1945-1946年,巴塔卡党(BatakaParty)宣告成立,要求在布甘达王国建立民主议会,反对成立东非高级委员会,也反对印度人对棉花和咖啡销售的垄断地位。1949年,在巴塔卡党与另外一些民族主义者的领导下,乌干达民族主义者举行了示威游行,与警察发生冲突,最终发生纵火、抢劫等暴力行为。殖民政府宣布乌干达处于紧急状态,逮捕了1724人。英国取缔了巴塔卡党,但民族主义运动却没有一蹶不振。1952年,乌干达国民大会党奥博特派建立(1960年与乌干达人民联盟合并组成乌干达人民大会党,UgandaPeople'sgress),提出乌干达自治、普选、反帝反殖的政治主张。

在民族主义者的压力下,英国开始推动乌干达的自治进程,并许诺在乌干达进行直接选举,这一计划仍然没有成功。布甘达反对直接选举,穆特萨二世认为民主选举会削弱国王的权力。在布甘达的压力下,英国最终退缩了。虽然1958年的立法会议由直接选举产生,但是布甘达却是一个政治特区,乌干达的普选是不全面的。英国对穆特萨二世的妥协又引起了民族主义者的反对。在乌干达国民大会党衰落之后,以奥博特(MiltonObote)为首的乌干达人民大会党发展很快,成为乌干达最大的民族主义政党,他们反对布甘达的特权,要求在乌干达建立一个民选的中央政府。[86]

直到麦克劳德上任时,英国一直在民族主义者与布甘达国王之间走钢丝。[87]麦克劳德决定使英国加速从非洲撤退,全力支持民族主义者的独立要求。他很快提出新的宪法方案,主张在立法会议与行政委员会中都扩大民选人数并缩小殖民政府任命的人数,直到它们最终完全由选举产生。[88]而乌干达的政局发展也使麦克劳德获得了这样的机会。

在布甘达与乌干达人民大会党争夺权力的时候,由伯尼迪克多。基瓦努卡(BeoKiwanuka)领导的乌干达民主党(UgaicParty)异军突起,他们既在乌干达获得基督徒的支持,又在布甘达王国获得国王臣民的拥护。在1961年3月的选举中,乌干达民主党赢得了选举。[89]来自乌干达民主党的压力使两个看起来根本不可能合作的集团联合起来,乌干达人民大会党开始与布甘达国王寻求妥协。最后,乌干达人民大会党同意了布甘达在乌干达的特殊地位,而布甘达国王则答应支持乌干达人民大会党。英国对乌干达民主党也并不信任。[90]麦克劳德于是决定支持乌干达人民大会党与布甘达王国的联盟,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权力移交。根据1961年6月提出的《芒斯特报告》(Mu),麦克劳德声称乌干达将于1962年3月实行内部自治,10月走向完全独立,而布甘达与乌干达将维持一种联邦的关系。这样,英国、布甘达国王、乌干达人民大会党最终形成一种同盟关系。1962年5月,在布甘达国王的支持下,奥博特赢得了大选。英国按照原先的许诺,于1962年10月授予乌干达独立地位,新国家也继续留在了英联邦。

英国从乌干达的撤退凸显了利益集团在独立进程中的矛盾。在英国准备撤退的时刻,不少殖民地都出现了争夺权力的内部纷争。在印度有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的争夺,在巴勒斯坦有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冲突,在黄金海岸有人民大会党与民族解放阵线的矛盾,等等。在乌干达也表现得非常明显,布甘达国王、乌干达人民大会党、乌干达民主党,以及一些小的政党与部族都希望获得尽可能多的权力。由于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力争夺,乌干达面临着发生内战的风险。英国由于财政与战略原因不可能在乌干达投入更多的资源,因而决定加速从乌干达撤退。但是英国的撤退并没有消弭乌干达内部的矛盾,它不过是把问题推给了新政府,而面对这些矛盾,新政府又是无力处理的,国家因而面临失败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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