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聪明豆’是什么鬼玩意儿,迪基?”
“巧克力豆豆,什么颜色都有。吃起来味道一样,但不知怎的我就偏爱红色的和黄色的。我不喜欢紫红的。”
巴菲说:“我看见你从街那头走过来,上校。你好像是在自言自语,假如你不介意我这么说的话。国家机密?你准备去哪儿?”
“就是回家,”丹特里说,“我住附近。”
“你好像在生闷气。我对自己说,国家肯定有危难了。这些干情报的知道得比咱多。”
“我刚参加过一场葬礼。”
“不是亲近的人吧,我希望?”
“不是。办公室里的。”
“哦,嗯,在我想来葬礼总是比婚礼强。我忍受不了婚礼。葬礼是结束。婚礼呢,嗯,只是通向另一段生活的倒霉的阶梯。我宁愿庆祝一场离婚——可那常常也是一段阶梯,不过是通向另一次婚姻的。人们都习惯成自然了。”
“少来这套吧,巴菲,”迪基,就是那个喜欢“聪明豆”的人说,“你自己也不是没想过成家。我们都知道你在婚姻介绍所的那桩事儿。后来逃脱了算你走运。乔,给上校再来一杯马提尼。”
丹特里喝干了第一杯,他感到自己迷失在了陌生人当中。他说话时,就像从他不懂的外语课本上的常用习语里拣了一句:“婚礼我也参加了。就在不久前。”
“也是干情报的?我是说,你们局子里的?”
“不。是我女儿。她结婚了。”
“老天,”巴菲说,“我再也没想到你也是那拨子里的——我的意思是已婚人士。”
“干这行的不一定就不成家啊。”迪基说。
还没怎么开过口的第三个人此时发话了:“你别摆出高人一等的臭架子,巴菲。我曾经也是那拨子里的,虽然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其实还是我老婆把‘聪明豆’介绍给迪基的呢。你记得那天下午吗,迪基?我们吃了顿让人泄气的午饭,因为我们有点儿明白这个家是没法维持了。然后她说‘聪明豆’,说的就是这个,‘聪明豆’……我不懂为什么。我猜当时她想我们应该说点儿什么。她可是很会表演的。”
“我不能说全记得这些了,威利。‘聪明豆’好像很早就在我生活中出现了。本以为是我自个儿发现的好东西。再给上校来杯干的,乔。”
“不了,要是你不介意的话……我真得回家了。”
“该轮到我了,”那个叫迪基的人说,“把他的杯子加满,乔。他刚参加了葬礼,需要开心一点。”
“我很早以前就习惯葬礼了。”在一口喝下第三杯干马提尼后,丹特里说的话使他自己都感到吃惊。他意识到自己现在与陌生人的谈话比以往放纵了许多,而这世上大多数人对于他而言都是生人。他很想自己也来为他们每人买一杯,可不用说,在这里,他们是做东的。他觉得和他们相处得很友好,可他——这一点他很肯定——在他们眼里仍然不是一路人。他希望能让他们感兴趣,但有许多话题都是他的禁区。
“为什么?你家里有很多人死了?”迪基带着醉意好奇地问。
“不,不完全是这样。”丹特里说,他的羞怯已淹没在第三杯马提尼中。不知何种原因他一直记得一座乡村火车站,三十多年前他和自己带的野战排曾到过那里——敦刻尔克撤退后为防止德军入侵,站上的地名牌都拆掉了。仿佛他重又给自己压上了沉重的背包,而今他砰地将包袱卸在了怀特酒店的地板上。“你们要知道,”他说,“我父亲是牧师,所以小的时候我去过很多葬礼。”
“这我怎么也猜不到,”巴菲说,“还以为你出生军人家庭呢——将门虎子,可以带大队人马打仗的那种。乔,我的酒杯嚷着要添哪。不过,当然了,仔细琢磨琢磨,你父亲是牧师,这说明了很多问题。”
“说明了什么?”迪基问。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有些火气,对什么都要质问一番。“‘麦提莎’?”
“不,不,‘麦提莎’得另当别论了。现在我可不能跟你们讲这个。说来话长了。我的意识是上校是干情报工作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牧师也是,你们好好想想……你们明白,忏悔室里的秘密,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情,他们也得对工作守口如瓶。”
“我父亲不属于罗马天主教。他甚至也不是高教会派。他是海军的随军牧师。在一战中。”
“一战,”那个曾结过婚且有些乖僻、名叫威利的人说,“那是该隐和亚伯之间的战争。”他淡淡地来了这么一句,似乎想终结这一毫无必要的谈话。
“威利的父亲也是干牧师的,”巴菲解释道,“大人物。主教对随海军牧师。赢了。”
“我父亲参加过日德兰战役。”丹特里告诉他们。他并没有向他们挑衅,用日德兰来压过主教职位的意思。那只是他重温的另一段记忆。
“不过是作为非战斗人员。那算不上什么,对吧?”巴菲说,“不是跟该隐和亚伯打。”
“你瞧上去没那么老。”迪基一边带着怀疑的神气对他说,一边啜着杯中酒。
“那时我父亲还没结婚。他战后娶的我母亲。在二十年代。”丹特里意识到这谈话越来越离谱了。那杜松子酒简直像真正的毒品一样发挥着效用。他知道自己说得太多了。
“他娶了你母亲?”迪基像个审讯员一样尖刻地问道。
“他当然娶的是她。在二十年代。”
“她还健在吗?”
“他们去世很长时间了。我真得回家了。我的饭菜要搁坏了。”他补充道,同时惦记着那碟正在风干的沙丁鱼。那种与陌生人友好相处的融洽感觉已不知去向。谈话的内容越来越难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