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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吧!”

“没错，英国人。你以为我是意大利人吗？我们部队里也有一些意大利人。”

“很高兴你们愿意替我们开车。”我说。

“我们会用心开，”他直起身来，“你的这个伙计非要带我来见你。”他拍了一下戈尔迪尼的肩膀。戈尔迪尼痛苦地皱了一下眉头，然后笑了。英国人用纯正的意大利语对他说：“我见过你的中尉，这件事就算妥了吧？我们接管这两辆车，你就不用再担心了。”他顿了一下，“我得想办法把你们送走。我去找医务官，把你一起带走。”

他朝包扎站走去，一路上都是伤员，他走得小心翼翼。我们看见门帘拉开，灯光射了出来，他走了进去。

“他会关照你的，中尉。”戈尔迪尼说。

“弗雷，你怎么样？”

“还好。”他在我身边坐下。过了一会儿，门帘又拉开，两个担架兵跟着那个身材高大的英国人出来。他带着他们来到我身边。

“这位就是美国中尉。”他用意大利语说。

“我等等吧，”我说，“有很多人伤得比我更重，我问题不大。”

“走吧，”他说，“别硬撑了，血淋淋的英雄不好当。”然后，他用意大利语说：“小心抬，当心他的腿，他腿上伤着呢，他是威尔逊总统的嫡子。”他们把我搬上担架，抬进包扎站。里面，每张台子上都有伤员在做手术。小个子少校看着我们，怒气冲冲。然后，他认出了我，挥着镊子对我说：“你还好吗？”

“还好。”

“是我把他带进来的，”那个高个子英国人用意大利语说，“他是美国大使的独子。你得空就把他处理好，我带他跟第一车走。”他俯身对我说：“我等会儿去找他们的副官给你办病历，很快就办好。”他转身走向门口，欠身走出去。少校把镊子扔进脸盆里。我紧盯着他手上的动作，他现在开始扎绷带。然后，担架兵把那个人从台子上抬下来。

“美国中尉交给我。”一名上尉说。他们把我抬上一张台子。台面很硬，很滑。气味很浓，有化学药品的气味，也有甜甜的人血气味。他们脱掉我的裤子，中尉军医开始检查，一边念念有词让上士副官做记录：“左右大腿、左右膝盖和右脚多处浅表伤，右膝盖和右脚创伤较深，头皮有多处开裂的伤口（他把伤口撑开，问我疼吗？我说疼死了），头骨可能骨折，执勤时受的伤。这样写你就不会被军事法庭认定为自残了。”他说，“你要喝点什么？白兰地吧？你这是怎么搞的？你当时想干什么呢？想自杀吗？给他打一针防破伤风针，在两条腿上都画个十字记号，谢谢。我来清理一下，洗洗，再包扎。你的血凝结得很漂亮。”

副官抬起头，问：“是怎么受伤的？”

上尉军医说：“被什么打到的？”

我闭着眼睛说：“迫击炮弹。”

上尉的手术很痛，肯定是在切开组织。他说：“你肯定吗？”

我咬着牙保持姿势，肉被切开的时候，我感觉肚子都在颤抖。“肯定。”

上尉医生好像找到了有价值的东西。他说：“敌军迫击炮碎片。你要我再找一些东西吗？不过我觉得没必要。这些东西都要做记号，这样疼吗？好吧，再过一会儿，你会觉得现在这点疼都不算什么，真正的疼痛还在后头呢。给他一杯白兰地。刚被打到的时候比较麻木，不大觉得疼，不过没问题，只要不感染，就不用担心，现在很少发生感染。你的头怎么样？”

“哎哟。”我说。

“那就不要喝太多白兰地了。如果有骨折，最好不要让它发炎。感觉怎么样？”

我浑身都在冒汗。

“哎哟。”我说。

“我想你肯定骨折了。我把你包扎起来，头别乱动。”他开始扎绷带，他的手很快，三两下绷带就扎紧了，“好吧，祝你好运，法兰西万岁!”

另一名上尉医生说：“他是美国人。”

“我记得你说他是法国人。他会说法语，”上尉说，“我以前就认识他，我一直以为他是法国人。”他一口喝下了半杯白兰地，“把重伤号抬过来。多拿一些防破伤风针来。”上尉朝我挥挥手。他们把我抬起来，我们就出去了，出门的时候门帘拍到我的脸上。到了外面，上士副官跪在我身边，“姓什么？”他轻声问，“全名叫什么？军衔？出生地？哪个军团？”等等，等等。“你受了这么多伤，我很同情，中尉。希望你现在感觉好一些。我让英国救护车送你去。”

“我没事，”我说，“非常谢谢你。”少校刚才对疼痛的预测完全正确，我现在对周围的一切都没有兴趣，一切都跟我没关系。过了一会儿，英国救护车来了，他们把我放到担架上，把担架抬到和救护车持平，把它推进去。我旁边还有一副担架，上面躺着一个人，我看到他只剩下鼻子露在绷带外面，颜色蜡黄。他的呼吸很沉重。接着又有几副担架被抬起来，抬得更高，从我们上面的吊索滑进去。那个高个子英国司机过来，朝车里看了一眼。“我会开得很稳，”他说，“不会让你们难受。”我感觉到引擎启动，感觉到他爬上了前面的座位，感觉到刹车松开、离合器踩下去，然后我们就上路了。我静静地躺着，虽然浑身疼痛难忍。

救护车慢慢上山，路上很拥挤，车子走走停停，有时还要倒车，后来终于开得比较快。我感到上面有东西滴下来，起初滴得慢，像有节拍感的雨滴，过了一会儿却变成了小瀑布。我冲司机大喊，他把车停下来，从座位后面的窗洞看进来。

“什么情况？”

“我上面这个人大出血了。”

“很快就到山顶了，我不能把这个担架单独搬出去。”车又向前开，瀑布继续流。在黑暗中，我看不清楚是从上面帆布的哪个点流下来的。我很想挪一下身体，别让血都洒在我身上。血还是洒在我身上，流进我的衬衣，我感到有点温，有点黏。我本就感到冷，腿上疼得厉害，这么多血流到我身上让我感到恶心，想吐。过了一会儿，从上面担架流下来的血少了，又从瀑布变成了雨滴，我听到也感觉到上面的帆布动了一下，可能是担架上的人找到了舒服的姿势，接着就不动了。

“他怎么样？”那个英国人转过头来问我。

“我们马上就到了。”

“他死了，我想。”我说。

血滴得很慢，像太阳下山后形成的冰柱。车在黑夜中爬着山，车里很冷。到了山顶，他们把那副担架拉出去，推进来另一副担架。我们接着赶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