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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亚细亚文明的早晨（第3页）

自得到王懿荣遗留的甲骨之后，刘鹗开始广泛搜求甲骨，他委托一位古董商奔走在昔日的“齐鲁、赵魏之乡”，用了约一年的时间，收集到约3000片，另外又派自己的儿子到河南一带去收购甲骨，不长的时间就收集了近5000片。

刘鹗收购甲骨，当然不是为了单纯的收藏和把玩，其根本目的是学术研究。1903年，他将自己收集到的甲骨进行整理分类，拓印了1058片，分成6册，以“抱残守缺斋”的名义拓印，从而出版了中国第一部甲骨文的书籍——《铁云藏龟》。从后来的情况看，此书虽然印刷不够精细，拓本也有些漫漶不清，但它毕竟为中国的甲骨文研究提供了第一部书面资料，更重要的是为甲骨文研究者开阔了视野，开创了奠基性的学术道路。同时，也标志着甲骨文研究开始从以收藏为主的书斋走向更加广阔的社会。

在刘鹗开始搜求甲骨时，就很想知道甲骨的出土地点，因为只有搞清楚这些古物的出土地，才能最终揭开甲骨文字的奥秘。但收购甲骨的古董商人唯利是图，唯恐将甲骨的出土地泄露后断了自己的财路，便谎称甲骨的出土地点为河南汤阴或汲县，对真正的产地安阳却守口如瓶，从不泄露半字。在当时交通不便、消息闭塞的情况下，古董商的谎言使甲骨收藏者信以为真，王懿荣至死也没有弄清甲骨的真正出土地点，并有“河南汤阴、安阳，不甚具体”的感慨。而天资聪颖过人的刘鹗也对古董商人的谎言深信不疑，在其发表的专著中称甲骨的出土地为“河南汤阴县之牖里城”。

《铁云藏龟》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反响，收购和研究甲骨成为一时风尚，流风所及，刘鹗的“汤阴说”成为甲骨出土地的主要依据，这个说法不仅误导了中国人，就连日本人也受到了蒙蔽。但假的毕竟是假的，伪装总要剥去，狡猾的古董商人编织的谎言最终被戳穿，而戳穿这个谎言的不是别人，正是商人们自己。在著名金石学家罗振玉的劝诱下，古董商人终于吐露了真言。

罗振玉，字叔蕴，号雪堂，浙江上虞人。曾做过清朝学部参事官、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等官。他精通国学，后来与日本和欧美的汉学家有不同程度的交往，使他在金石学、文字学、文献学等方面都成为不可多得的集大成者，是中国近代学术史具有重大影响的学者之一。当然，一般人对他的认识，更多的是从末代皇帝溥仪《我的前半生》中，他为清王室复辟忠诚而执着的努力中得知的。

罗振玉年轻时在刘鹗家当过家庭教师，以致后来他把长女罗孝则嫁给了刘鹗的儿子刘大绅。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关系，罗振玉才得以于1902年某日在刘鹗家中见到了从王懿荣府中转购来的甲骨。出于学术上的远见卓识和超前的思想意识，罗振玉极力鼓舞刘鹗将其所藏甲骨拓印出版，并亲自为其所藏甲骨文进行墨拓。他曾满怀感慨地说：“汉以来小学家若张、杜、杨、许诸儒所不得见也。今山川效灵，三千年而一泄其密，且适我之生，所以谋流传而悠远之，我之责也。”

在罗振玉的鼓动和亲自示范下，刘鹗的《铁云藏龟》才得以拓印出版。付印之时，罗振玉还专门写了一篇序言，认为，甲骨上的文字与篆书“大异”，其为史籀以前之古文字无疑。为此，“龟与骨乃夏商而非周之确证”。

《铁云藏龟》的出版，使甲骨文由“古董”一跃而变为可资研究的重要历史史料。可以说，刘鹗在甲骨学研究史上的功绩，与罗振玉的提示及帮助是分不开的。

罗振玉接触到甲骨文后，对于出土地点也轻信了古董商的谎言，认为在河南汲县和汤阴一带。由于没有弄清甲骨的真正出土地，研究受到了很大局限，并出现指导思想上的某些混乱。罗振玉在1903年还认为甲骨文是“夏殷之龟”，把此种文字的时代确定为夏、商两代。直到1908年，罗振玉经多方探寻，才得知甲骨文真正的出土地在河南安阳的小屯村，正如他在后来的著述《殷墟古器物图录》的序言中所说：“光绪戊申予既访知贞卜文字出土之地为洹滨之小屯。”1910年，罗振玉再次询问来自河南的古董商，进一步证实了甲骨的出土地“在安阳西五里之小屯而非汤阴”。

撞开殷商王朝的大门

随着甲骨出土地点被确认，以及甲骨文研究的深入，对甲骨文所在时代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楚了。罗振玉修正了自己之前认为甲骨是“夏殷之龟”的观点，而确认为是商代之物。

也就在这一年，罗振玉应日本学者答林泰辅约请，写了著名的《殷商贞卜文字考》一书。此时的他已释读出一定数量的甲骨文单字，并“于刻辞中得殷帝王名谥十余，乃恍然悟此卜辞者，实为殷室王朝之遗物”。在这部著作的“序”中，罗振玉进一步考证小屯村为“武乙之墟”。

1911年2月，罗振玉委托他的弟弟罗振常到河南安阳访求甲骨，罗振常不负所望，在安阳小屯逗留了50天，不仅弄清了甲骨所出地的准确位置，而且搜求甲骨1。2万多片，分两次通过火车运往北京。

1914年，罗振玉通过对大量甲骨的进一步研究，从《史记·项羽本纪》“洹水南殷墟上”记载中得到启示，认为此地为“武乙之都”，并在新著《殷墟书契考释·自序》中又确定了小屯为“洹水故墟，旧称宣甲，今证之卜辞，则是徙于武乙去于帝乙”晚商武乙、文丁、帝乙三王时的都城。这个考释，无论是当时还是之后，都被学术界认为是一项了不起的具有开创性的重大学术研究成果。

1916年3月30日，从日本归国的罗振玉由上海赶赴安阳做实地考察，从其后来的著作《五十日梦痕录》中可以看到，罗振玉上午9点左右到达安阳并住进入和客栈，吃完饭，立即找了一辆车子去小屯。他在出土甲骨最多的地方做了实地考察后，还顺手捡了一块古兽骨和一捧无字甲骨——这是甲骨学者第一次将足迹印在古老的殷墟之上。有了现场勘察的实践经验与历史记载的沟通，甲骨文的释读开始有了突破性进展。

罗振玉回京之后，学者们不仅通过古董商，而且派人直接去安阳小屯收集甲骨，从而减少了甲骨资料的损失，并扩大了对甲骨文的搜求。

罗振玉除了考证其地为殷代晚期都城外，还将甲骨文中的人名与《史记·殷本纪》中的商王名做比较，发现其中大部分相同。他在1915年发表、1927年增订的《殷墟书契考释》一书中，总共释读了561个甲骨文单字，指出商王名号22个，外加示壬、示癸两个先公名号，并发现了王亥之名，这项成果成为他对甲骨学和殷商考古研究的重大贡献之一。

在此基础上，罗振玉还开始注意对整条甲骨文卜辞的通读，并提出了著名的“由许书（指许慎的《说文解字》）以上溯古金文，由金文以上窥卜辞”的治学方法。这个方法成为后来甲骨文研究者的重要法宝。罗振玉从1906年开始广泛地购藏甲骨，直到1940年去世，先后收藏甲骨达3万多片，并加以刊布和研究。由他编著的《殷墟书契前编》以及后来的《殷墟书契后编》《殷墟书契续编》和《殷墟书契菁华》，是殷墟正式发掘前零星出土甲骨的重要集录。正如甲骨学者王宇信所言，罗振玉的研究成果，“为有清一代‘小学’之一总结，它标志着以《说文》为中心的‘小学’的结束，代表着一个以地下出土的古文字资料为研究中心的新学科正在升起，并为后来甲骨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起着继往开来的巨大作用”。

王国维，字静安，号礼堂，又号观堂。1877年出生于浙江海宁。他7岁入私塾就读，16岁考取秀才。1898年2月，他离开家乡来到上海，在《时务报》谋求了一份司书、校对的差事。

在上海期间，王国维结识了罗振玉，不久即到罗振玉所办的“东文学社”学习日文，并于1900年去日本留学，由此扩大了他学习西方近代科学知识的眼界，罗、王的师生加兄弟之谊因此建立。1906年，罗振玉奉学部之命北调京师，王国维与之同行，其后的8年，罗、王两人几乎形影不离。在此期间，王国维曾出任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身边的“南书房行走”等职。

王国维早年对学术研究的兴趣相当广泛，自1902年在南洋公学虹口分校任职时起，便开始研究西方哲学，主攻康德、叔本华等德国哲学，并努力将学到的新思想用于总结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从王国维留给后人的《观堂集林》中可以看到，他不仅对哲学，而且对文学、诗词、戏曲等都做过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他撰写的《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等都是盛极一时、颇有影响的学术著作。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宣告灭亡。不久，王国维随罗振玉携家眷东渡日本京都避居。在此期间，王国维开始了研究古文字尤其是甲骨文的学术生涯。由于有深厚的国学根基和自身的勤奋学习，以及缜密严谨的逻辑思维和论证方法，加上罗振玉有针对性地给予指导，同时又有罗振玉所藏的大量图书资料、甲骨文字、古器物及其拓片可以利用，所以在京都的几年间，王国维在古文字特别是甲骨文的研究上突飞猛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为他日后的顶峰之作铺平了道路。

1916年，王国维从日本京都归国，受聘为上海仓圣明智大学教授，主编《学术丛编》，并继续从事甲骨文字、金文及音韵、训诂等方面的研究。1917年2月，王国维撰成盖世名篇《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同年4月，又撰成《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

在此之前，尽管罗振玉于1915年刊行的《殷墟书契考释》，已指出了卜辞中商王名号22个并发现了王亥之名，但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对整个商王室世系从整体上加以研究，也未能找出其他资料加以论证，从而使殷代王室世系真正被确认下来。这个遗憾和空白最终由王国维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中予以填补并发扬光大。

王国维首先突破了罗振玉的局限和框框，将卜辞对照的文献范围，由《史记》一书扩大到《山海经》《竹书纪年》《楚辞》《世本》《吕氏春秋》等古代文献，并扩大到铜器铭文的范围之中。这种研究思路和方法，使他成功地发现了《史记》中误记或以通假字记载的一些殷商先公先王名号。在这两篇论文中，王国维从卜辞中考定殷代先公先王帝喾、相土、季、王亥、王恒、上甲、报丁、报丙、报乙、示壬、示癸、大乙、羊甲等13人的姓名及前后顺序，证实了历史记载的殷代王室世系的可靠性。

经过王国维研究考订，商代先公先王的名号和世系基本得到了确认，并在整体上建立了殷商历史的体系。因此，王国维登上了甲骨学研究的高峰，其所写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被誉为自甲骨文发现19年来最具重大价值的学术论文，为甲骨学的研究和发展做出了划时代贡献。

甲骨文的研究虽不是自王国维肇始，但利用考古学上的新材料与旧文献的记载进行比较研究，相互验证，即用地下文物和文献相互印证的“二重证据”法，阐明殷商历史的真相，走上科学治史的道路，则由王国维启之。正是有了王国维这位旷世奇才的开创性功绩，殷商历史的大门才轰然洞开，湮没3000年的秘密得以揭开，从而直接引发了古代史，尤其是殷商史作为可靠的信史研究的革命性突破。

当年王国维曾用宋代晏殊、柳永、辛弃疾等人的词句，来表述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须经过的三种境界，即“‘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正是王国维在学术和人生之路上的追求。

关于王国维的功绩，正如另一位甲骨学研究大师郭沫若所做的评价：“卜辞的研究，要感谢王国维。是他，首先由卜辞中把殷代的先公先王剔发了出来，使《史记·殷本纪》和《帝王世纪》等书所传的殷代王统得到了物证，并且改正了它们的讹传。”从而“抉发了3000年来久被埋没的秘密。我们要说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那样评价是不算过分的”。

更为重要的是，在疑古风潮大行其道的当时，王国维能以充分的证据证明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确是一部信史，这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由疑古派造成的古史空白。由此可见存于周秦之间的古代传说，并不是毫无根据。

殷墟之谜

继王懿荣、刘鹗、罗振玉、王国维等人之后，随着国内外收藏家、金石学者以及达官显贵、儒林雅士的重金索求，安阳小屯有字甲骨价格暴涨，一路狂升，竟达到了一个字二两银子的价格。由此，盗掘掠取甲骨，便成为当地村民尤其是古董商人牟取暴利、发家致富的重要途径。

在这紧要关头，随着与地质学、生物学密切相关的西方田野考古学，经安特生等人在中国的示范和传播，一批思想敏锐的中国学者，很快接受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方法，成为中国田野考古学的开拓者和实践者。

为获得更多的研究商代历史的文字资料和其他实物资料，更加全面地了解殷商都城及政治、经济、文化面貌，同时也为了尽快制止这批宝贵文化遗产遭到破坏、流失和劫掠，对殷墟的保护和以科学考古手段进行发掘，成为学术界的当务之急。

1928年5月，民国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五四运动”学生北平游行总指挥，北大毕业后留学英、德等国七年的“黄河流域第一才子”傅斯年出任该所所长。

当时史语所尚处于筹备阶段，傅斯年就决定派河南南阳人董作宾（字彦堂），到安阳殷墟甲骨的出土地进行实地调查。当时，这个决定遭到了不少学者的反对，尤其是以罗振玉为首的大部分金石学家认为，经过30年对甲骨的搜集，埋藏的珍品已全部被发现，再进一步搜集是徒劳无益的。傅斯年与罗振玉等人的看法恰恰相反，并坚持己见。于是董作宾于1928年8月12日到达了安阳。

董作宾到达安阳，首先访问了当地几位士绅，包括彰德府中学校长、古玩店老板、以伪造甲骨但不认识甲骨文字而出名的蓝葆光等。通过访问，获得了大量关于甲骨盗掘、贩卖及贩卖渠道等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