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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夏商周历史年代解密（第1页）

第三章夏商周历史年代解密

中国古代史学家司马迁所写的《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部千秋名著，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主旨，以四项史源取材，五种体裁编纂，记载了中国自黄帝以来到汉武帝时期3000年的历史文化和民族风情，为后世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开创了中国史学崭新的时代，堪称中国史学史上一座无法逾越的丰碑。由此，司马迁获得了“史圣”称誉甚至“史学老祖”的声名。

然而，司马迁也为后人留下了一个难解之谜，或者说一个学术悬案。

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自黄帝到夏、商、西周、东周、秦、汉、晋、隋、唐、宋、元、明、清、民国，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其文明绵延不绝，未曾中断，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民族和国家。但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记载，中国有史以来的确切纪年为西周共和元年，也就是公元前841年。再往前，只记人和事，具体年代就只有大略推论。

这个遗憾和迷惑是如何造成的？

中国的历史，自东周以后，诸侯相兼，史记放绝，文献、典籍散失、毁坏严重。秦始皇统一六国，坑杀儒生，焚烧诗书，酿成了空前的文化劫难。原本许多上古之人的传说和上古之事，到孔子的时代已模糊不清。从孔子到司马迁时代，历史的河流又流淌了400多年，远古之事自然就更难以考证确凿了。

在这种“并时异世，年差不明”的学术困境中，司马迁凭着史家的良知，在历史年代上，只能断到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之前的史事只记载了一个模糊的框架而无确切纪年。如果按共和元年算下来，中国有确切纪年考证的历史，到今天也才只有2800多年，与号称5000年文明史相差近一半。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重大缺憾。

继司马迁之后的2000多年来，无数历史学家、自然科学家如班固、刘歆、皇甫谧、僧一行、邵雍、金履祥、顾炎武、阎若璩、梁启超、章鸿钊、刘朝阳、董作宾、唐兰、陈梦家、张钰哲等鸿儒贤哲，从古代流传下来和不断发现的文献、甲骨文、金文、天文记录等透出的蛛丝马迹中，对东周之前的史实做了无数论证与推断。终因历史本身的纷繁复杂以及研究条件所限，总是难以如愿。

司马迁当年所推定的共和元年以前的历史纪年，依然是迷雾重重，难以廓清。中国5000年文明史的链条，特别是自黄帝以来至尧、舜、禹，到汤建立的商朝、武王建立的周朝等三代历史的确切纪年问题，便成为最撩人心弦、催人遐想的千古学术悬案。

1929年，被鲁迅称为“流氓+才子”的创造社成员之一郭沫若，曾大言不惭地说道：“《尚书》是开始于唐虞，《史记》是开始于黄帝，但这些都是靠不住的，商代才是中国历史真正的起头。”与郭沫若一股道上奔跑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在其主编的《中国通史》中，将五帝、夏朝全部视为传说。在夏朝、商朝的年代之后用一个个“？”表示怀疑，将夏代遗迹统统视为假设。由毛泽东主席倡议、周恩来总理督编的权威性的《辞海》附录的“中国历史纪年表”，将中国古代确切纪年的起始年，定为同《史记》记载一样的西周共和元年。而198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学教科书《世界史·古代史》，所列“世界古代史比较表”，在公元前21世纪栏内，只有“禹传子启，夏朝建立”八个字。在公元前17世纪栏内，标注“商汤灭夏，商朝建立”八字。当年司马迁在《史记》中所列“五帝本纪”中的“五帝”，干脆被弃之不用。

正是中国学术界自己对本民族古代历史纪年的迷茫和纷乱，才导致了日本人“尧舜禹抹杀论”的出台，才有了西方人所认为的“中国文化西来说”。英国人罗伯兹在1993年出版的《世界史》中称：商代是美索不达米亚古文明以东的有证据的唯一文明，可能于公元前1027年为周朝所灭。“（西方学术界）一致公认，中国的文明史从商开始，长期以来这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基础。因为中国只有公元前8世纪以后的纪年，没有更早的像埃及那样的纪年表。”

诚如著名考古学家李济所言，“在20年代初，即被称为中国文艺复兴的那个短暂的时期以来，知识界有很重要的一伙人自称是疑古派。这些不可知论者怀疑整个中国古代传统，声称所谓的殷代不管包括着什么内涵，仍然处在石器时代……随着安阳发现的公开，那些疑古派也就不再发表某些最激烈的胡话了……事实上，司马迁《史记》中《殷本纪》记载的帝系上的名字，几乎全都能在新发现的考古标本——卜辞上找到”，由此“重新肯定了2000多年前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载原始材料的高度真实性……”

早已觉醒并重新建立文化信心的中国人急起直追，于20世纪的盛世之年开始了行动。

2000年11月，新华通讯社向世界播发了这样一条消息：《夏商周年表》正式公布。

消息说：自司马迁作《史记》以来的2000多年间，一直困扰中华文明史的一个千古谜团，终于在现代科学研究面前有了较为清晰的答案。今天正式公布的《夏商周年表》，把我国历史纪年由公元前841年向前延伸了1200多年，使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时期——夏商周三代有了年代学标尺。而世纪之交得以完成这项任务，是中国科学界集中200余名相关领域的科学家，经过6年的努力完成的。这一成果终于凿破鸿蒙，为我国早期的历史建起了清晰的年代框架。

这份年表给出的数字是：

夏代始年约为公元前2070年；

夏商分界约为公元前1600年；

盘庚迁殷约为公元前1300年；

商周分界为公元前1046年。

年表还排出了西周10王具体在位年，排出了商代后期从盘庚到帝辛（纣）12王大致在位年。这一成果，不仅解决了我国历史纪年中长期未定的疑难问题，更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揭示中华5000年文明史起承转合的发展脉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中国最早的王朝

夏朝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个王朝。夏代之前的历史，不仅社会生活一般状况极其模糊，连时间、地点、人物及世系等诸要素，也是云遮雾罩，难窥真颜。司马迁收罗各家逸闻传说，把那些远古的事迹加以梳理编排，统统归入《五帝本纪》，权当《史记》的卷首开篇。接下来就是对夏、商、周三代及其以后历史的描述。

按照《史记》的说法，夏的第一位帝叫禹，他的前面是舜和尧两帝，他们都是五位古帝的后代。据历史留下的文献资料看，尧号陶唐氏，都平阳，居地在西方；舜号有虞氏，生于诸冯，卒于鸣条，从地理位置看应属于东方。禹的父亲鲧，居地在崇，崇即嵩，应为河南嵩山一带。

禹原住在阳城，后都阳翟，这两个地方后世学者大都认为应在河南偏西地区。如果从五帝到尧、舜、禹这几位古帝对后世留下的影响来看，禹的名声最大。同许多古老民族都说远古曾有一次不可抗拒的天灾——洪水一样，据说在帝尧之时，也遇到了波浪滔天的洪水，搞得天下人民苦不堪言。为了治理洪水，让百姓安宁，帝尧让鲧来治理，结果9年而无功，洪水照样泛滥成灾。到了舜为帝时，改用鲧的儿子禹来治理，禹吸取了父亲失败的教训，改堵的方法为疏导、疏通之术，在外奔波13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劳身焦思，终于使洪水的治理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于是天下太平，禹也就成为后世备受人们崇拜和赞颂的一位神人。

当时与禹同时治水的还有一位叫伯益的非凡人物，传说伯益最早发明了凿井之术，有了井，人们便可以离开经常泛滥的河流，到不受洪水所害的地方居住和生产，人身安全和农业的发展都有了保障。差不多也在这个时期，有一个叫奚仲的人发明了车，车的发明是古代社会生活中一项革命性成果，这个成果无疑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按一般的说法，黄帝以下诸帝，部落联盟逐渐扩大，战争也变得频繁起来。到尧舜禹时期，存在着以黄帝族为主，以炎帝族、夷族为辅的部落大联盟，到了禹做大酋长时，对苗族的战争获得了较大的胜利，使当时势力最大、战斗力最强的苗族和黎族被迫退到长江流域，黄、炎族开始占有黄河中游两岸的中原地区。从流传下来的史料中可以知道，神农氏用石头做兵器，黄帝“以玉为兵”，到了禹的时候则用铜做兵器。如此迅猛发展的生产力，奠定了伟大灿烂的华夏文明的基础。

在流传下来的中国最早的史书《尚书》中，尧、舜、禹的帝位传承是采取“禅让”制度。当尧在位的时候，咨询四岳（姜姓，炎帝族），四岳推举虞舜作继承人。舜受到各种考验后，摄位行政。尧死，舜得以正式即位，而即位后的舜像先帝尧一样，也照旧咨询众人，选禹为继承人。舜死，禹继位。继位后的禹仍按过去的制度，将皋陶（偃姓，夷族）作为自己的继承人。皋陶未即位便撒手人寰，众人又推举皋陶的儿子、曾发明凿井术的伯益为继承人。禹死后，应该继为帝的伯益未能即位，禹的儿子启篡位自称为帝。从这次政变开始，原来的“禅让”制度被废弃，“公天下”从此变为“家天下”，这个历史性的重大转折，影响了以后几千年中国历史的政治制度。

自启篡位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私有财产的不断积累增多，启之后的政治集团和所属部落渐渐强盛于众小邦之上，而随着各种制度的日趋完善和巩固，原来的部落联盟渐渐向国家过渡，因而，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王朝形成了。

启的篡位称帝，使原有的“禅让”制度变为“世袭”制度。从历史记载看，夏代从禹开始至最后一位帝桀终结，共为17世，总年数为471年或431年，其世系表为：

夏王朝对中国历史的进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是中国有史以来国家建立和文明产生发展的根基，后世人们对这一时期曾倾注了极大的仰慕之情。如最早起源、活动于西方的周族人，当他们夺得并占领中原之后，便称自己的国土为“时夏”，称自己的民族为“诸夏”。后来在“夏”字前加“华”字，这便是“华夏民族”名称的来源。这个名称直到几千年后的今天仍为中国人所称谓并为之自豪。

二里头遗址透露的隐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