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第三章 夏商周历史年代解密（第2页）

历史上的夏朝共有多少年？司马迁干脆不说。此后，历代学者的论述各不相同。“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始后，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夏朝的起始之年。

专家们通过对近400种古籍进行普查和检索，发现夏代积年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471年说，二是431年说。

综观471年和431年两种说法，发现中间相差了整整40年。对于这个不算太小的差距，中国历史上无数学者进行过研究与考证，大体上分两种解释：一是471年包括羿、浞代夏的“无王”阶段，而431年不包括“无王”阶段。二是471年自禹代他的前辈舜事开始起算，431年则起自禹执政的第一年，也就是禹元年开始起算，故有40年之差。

专门针对中华历史纪年测算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后，对夏朝年代的推算，分设四个小专题，即：

早期夏文化研究

二里头文化分期与夏商文化分界

《尚书》仲康日食再研究

《夏小正》星象和年代

推算方法主要遵循下列三条途径：

一是文献中对于夏代纪年的记载。

二是对夏文化探讨的主要对象，即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的14C测年。

三是参照文献中有关天象记录推算。

最后，将这三项研究成果汇总起来，再把相关材料加以对比、交叉、考证，夏代纪年的框架，就相应地建立起来了。

二里头遗址

二里头文化遗址，是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1959年发现的。关于夏王朝是否存在的问题，在20世纪20年代，史学界争论颇为激烈。“疑古派”学者代表如顾颉刚等人，公开放言中国历史上所谓的“夏朝”根本不存在，而被吹得神乎其神、“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治水官员兼专家大禹，其实“是一条虫虫”，整个夏朝、商朝甚至西周早期，都不过是“史影里的传说”，根本不能相信。

就在“疑古派”兴风作浪，制造的“传说”理论“几乎笼罩了全中国的历史界”的关键时刻，以徐旭生为代表的鸿学硕儒，处乱不惊，起而反击，并明确指出：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最初的历史，总是用“口口相传”的方法流传下来。在古文献中保存有古代传说，而在当时尚未能用文字把它直接记录下来的史料，用这种史料所记述的时代，就叫作“传说时代”。中国的传说时代，上限尚不可定，或自炎黄时期，下限暂定在商代盘庚王迁殷以前。对“传说时代”史料的研究，首先应当对神话与传说认识清楚并加以区分——尽管两者之间相近，颇难截然分离，但绝不能混为一谈。

为此，徐旭生首次提出考古界要勇于探索夏文化，拿出切实的证据，并提出指导性意见：首先要明确“夏文化”一词包括两个含义，即夏族文化与夏代文化。两者既有区别，又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如果指前者，它的地域范围很有限，年代则包括禹以前，桀之后；如果指后者，它的地域范围较广，年代则始于禹，终于桀。文献中关于夏人活动区域的传说，是探索夏文化的重要材料。

正是怀揣打破“疑古派”笼罩、重建中华文明自信的学术理想，徐旭生不顾72岁高龄，开始了豫西之行，最终发现了举世闻名的二里头夏代帝王之都遗址。

经“断代工程”使用14C测年，二里头遗址的年代范围是公元前1880年至公元前1521年，从兴到废，时间跨度为359年。

二里头遗址由兴到废的历史长度，与文献记载的、已被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采用的夏代积年471年之说，尚有110多年的差距。有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揭示的文化，只是“后羿代夏”这一事件引起的夏代中晚期的夏文化，而非早期的夏文化，早期文化只能到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中去寻找，才可能见到曙光。

通过对豫西地区禹县瓦店、登封王城岗、新砦等遗址的田野发掘，证明新砦文化二期上接龙山文化晚期（新砦一期），下连二里头文化一期，正填补龙山与二里头文化中间段的空白。经14C测年，整个龙山文化晚期到二里头文化的年代跨度上、下限，为公元前2190年至公元前1521年，总积年为669年。

有了这两组数字做参照，接下来是最后一项——有关夏代天文记录的推算。

天文学家的测算

中国是天文学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早在史前时代，先民们对寒来暑往，月圆月缺，植物的生长、成熟和动物的活动规律，就积累了一定的知识。最迟在新石器时代早期，中国先民就开始对日、月等天象进行观测。

1972年，在河南郑州市大河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彩陶片上，曾发现绘有天文图案，这些图案有光芒四射的太阳纹和肉眼极难看到的日晕图，有满月和蛾眉月彩绘，还有残存的北斗星象图等，这些图反映出先民们已积累了相当多的天文知识，并把它们绘制在陶器上。据专家考证，其图案绘于5000年以前。

1963年在山东莒县凌阳河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灰色陶尊上，刻画着太阳与云气的形象图案，陶尊的年代距今大约有4500年，或许在这个时候，人们就根据日的升降、月之圆缺及某星在天空的位置来定方位、定时间、定季节了。当时，除日、月外，人们对红色亮星“大火”相当重视。“大火”，现代天文学称为“天蝎座α星”。传说在中国古帝颛顼时代，就设置“火正”之官，观察“大火”运行，用以指导农业生产。可以说，天文学在各门自然科学中是产生最早的一门学科。诚如恩格斯所说：“研究自然科学各个部门的顺序的发展，首先是天文学——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为了定季节，就绝对已经需要天文学。”

中国早期天文学在“定季节”的同时，还伴有鲜明的占星术特点和强烈的政治色彩。《周易·彖传》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周易·系辞上》也说：“天垂象，见吉凶。”这里说的天文就是天象，按中国古代占星家的理论和学说，宇宙天体与人间社会可相互感应，天象的变化乃是上天对人间祸福的示警。这种独特的文化心理不仅促使统治者垄断一切天文占验，而且使他们不得不辛勤地观测天象，以便寻找天象与人事之间的某种联系。

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历朝历代都有占星家，这些人几乎都以他们各自的占星术对当时的政治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

历史上的占星家关注的天象主要有两类，一类属于奇异天象，另一类则是五星运动。

关于奇异天象的占验比较简单，因为某一颗星主掌某事都已形成一套固定的模式，于是占星家根据它们的变化特点，便可预测吉凶。

相对而言，五星的占验就复杂得多，不仅各星所具有的吉凶性质不同，而且它们的动态所反映的吉凶情况也不同，占星家们把已经掌握的五星在一个运动周期内的运动情况作为五星的常态，如果它们的运动与常态相违背，就可以依据不同的变化来确定吉凶。而中国古代天象记录，其数量之多、门类之全、系列之长也是世界其他国家难以匹敌的。

正是古人留下的这笔珍贵而丰富的文化遗产，才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研究途径。

不难理解的是，由于天象自身所具有的周期性，根据其运行规律，利用现代先进的科学手段，完全可以对文献记载中早已逝去的天象进行回推，这种推算方法在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已达到了相当精密的程度，完全可以推算出这些天象发生的准确时间，从而帮助研究者解决历史年代学中，特别是夏商周三代年代学的某些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