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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夏商周历史年代解密（第5页）

盘庚一意孤行，强迫臣民迁徙的原因，自汉之后产生了许多不同的推测和说法。有的说是为了“去奢行俭”，阻止贵族的进一步腐化堕落，颇像今日所说的“反腐倡廉”。有的说是为了躲避水灾水患。有的说是出于对“游耕”“游农”的考虑，即当一个地方的地力耗尽之后，为了改换耕地，不得不常常迁徙。也有的根据《盘庚》三篇的诰辞，得出《史记》记载的“九世之乱”是促使这次迁徙的根本原因。由于当时王权与贵族之间的矛盾已不可调和，时刻面临着篡位、夺权等危险，为避免更激烈的王位纷争和政治动乱，盘庚才不得不做出迁徙的抉择。当然还有人说是为了更有效地统治华北平原和伊洛盆地的王畿地区，并通过王畿地区，驾驭整个中原地区和四土方国，安阳殷地正是理想的城址。

在这270多年的时间里，社会经济和铸冶工艺得到了迅猛发展。但到了最后一个叫纣的王统治时，商的国势已是江河日下，大厦将倾。

这个叫纣的昏王，本来是个文武兼备的人，凭着他的能力可以使商王朝再度中兴，但他没有那样做，反而极度的残暴、骄奢、**，搞一些酒池肉林之类的场所，与后妃**逍遥，弄得天怒人怨。“弗惟德馨香祀，登闻于天；诞惟民怨，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延续了几百年的殷商再也没能承递下去，历史上著名的牧野之战，终于使商王朝彻底覆灭。

纵观商的历史，自契到汤凡14代，从汤灭夏到纣凡17代30王（汤子太丁早死，不计在内）。总积年有496年、629年等不同的说法。其世系表为：

盘庚迁殷的年代

商朝的盘庚王迁殷，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断代工程”解开的又一个历史之谜。盘庚迁殷到底发生于何年？司马迁只说了个大概，没有指出具体年月。这个缺憾如上所述，非太史公不为也，是不能也。

盘庚王迁殷到商朝灭亡的总年数，见于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正义引《竹书纪年》。《竹书纪年》云：“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七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这个“七百七十三年”的记载，不同版本有所不同。明嘉靖四年汪谅刻本、群碧楼藏明嘉靖王廷喆刊本，以及清乾隆武英殿刻本作“七百七十三年”。武昌书局翻王廷喆刻本，以及日本泷川本皆作“二百七十五年”。金陵书局本作“二百五十三年”。

由此看来，这个“七百七十三年”的记载显然有误，大多数学者改作“二百七十三年”。但这样改动，如香港中文大学著名历史学家饶宗颐教授所论，“亦乏依据，盖其确数靡得为详”。这就是说，单从文献上难以判定275年、273年、253年三说之正误。

这个时候，“断代工程”专题研究人员，已通过考古遗迹和天文历法、甲骨、金文等交叉考证研究，推算出周武王克商之年为公元前1046年。如采用275年说，则盘庚迁殷当在公元前1320年；如采用273年说，则盘庚迁殷在公元前1318年；如采用253年说，则盘庚迁殷在公元前1298年。

自1928年以来，有数十座宫殿遗址、十余座陵墓和十多万片甲骨以及数以千万计的铜、石、玉、陶、骨、角、蚌、牙等器皿，在30平方公里的殷墟范围内发掘出来，其数目之多、种类之齐全，是其他任何遗址都无法匹敌的。殷墟的发掘不仅对中国新史学和中国考古学的兴起产生了直接的重大影响，而且对中国历史的断代研究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奠基性作用。为此，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始后，专门围绕殷墟文化设置了“商代后期年代学研究”的课题。

殷墟文化一期，约相当于甲骨第一期以前，或属盘庚、小辛、小乙时代。

殷墟文化二期，约相当于甲骨第一、二期，即武丁、祖庚、祖甲时代。

殷墟文化三期，约相当于甲骨第三、四期，即廪辛、康丁、武乙、文丁时代。

殷墟文化四期，约相当于甲骨第五期，即帝乙、帝辛时代。

由于殷墟中发现了大量甲骨文，且这些甲骨文又可以根据商王来区分时期，因此，也就可以依据陶器与甲骨文的共生关系来确定殷墟各期的文化。

经“工程”专家组14C测年，殷墟文化四期年代跨度为，最早为公元前1370年，最晚为公元前1036年。“工程”专家组人员对武丁王元年已研究出结果，确定为公元前1250年。考虑到盘庚、小辛、小乙一代三王总年数合理性，“工程”专家组认为以253年说较妥。

由周武王克商（伐纣）的1046年上推253年，则盘庚迁殷当在公元前1298年。为取便于记忆和计算的整数，定为公元前1300年。

接下来要叙述的，就是在“工程”中处于大厦基石地位的、至关重要的武王克商（伐纣）之年是如何推算出来的。

西周王国的崛起

殷商作为中国青铜文明的巅峰时期，奴隶社会已高度成熟，那成千上万片刻字甲骨和雄尊巨鼎，撩拨着后世人类的缕缕思绪，那恢宏如林的王陵和殉葬坑中的累累白骨，更促使人们去追溯3000多年前这个强大王朝的轨迹。这曾是一个光被四表，协和万邦，具有光荣与梦想的繁荣鼎盛的王朝。这是一个天地互为经纬，人鬼交相感应，智者明君贤相和莽夫昏君奸佞共存、腥风飘洒、血泪飞溅的东方大国。如同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有它的生老病死一样，作为在历史长河中显赫了5个多世纪的辉煌王朝，当传到纣王的时候，已是日薄西山，气数将尽，只待某日某时那震天撼地的崩溃之音轰然响起。

殷纣王，这个中国历史上几乎家喻户晓的最为臭名昭著的一代“名”王，原本是一位多才多艺、英武强健的帝王，但同时也是一个极端自负、目空一切的莽夫。在他执掌国政后，尚武轻文，好勇斗狠，酷爱美女，宠信奸佞，刚愎自用，嗜血成性。在朝歌城台上那歌舞升平和血雨腥风相互交织的迷雾与玄机中，殷纣王最终领略了近600年殷商社稷的绝唱。

鬼侯、鄂侯、西伯侯（姬昌）是纣王所封的著名的三公。鬼侯有一位端庄美丽的女儿，为讨好纣王，便将女儿进献入宫。想不到此女不喜****，而且对纣王的所作所为流露出极大的厌恶，这自然引来了杀身之祸。一天，纣王要与她寻欢作乐，她予以拒绝，纣王大怒，不但将其杀死，还杀了她的父亲鬼侯，并剁成肉酱。鄂侯见纣王滥杀无辜，出面极力为鬼侯的冤情争辩，纣王更为恼火，索性将鄂侯也一杀了之，并将其尸体砍碎，晒成肉干用来示众。

姬昌得知，不寒而栗，暗自叹息。不料走漏了风声，被纣王知道，便把他抓起来囚禁在羑里监狱欲令其死。姬昌的儿子伯邑考为了搭救父亲，带着珍宝求见纣王，纣王不但没有赦免姬昌，还把伯邑考一同抓起来问罪。后来，由于纣王的宠妾妲己调戏伯邑考不成，恼羞成怒，便对其谗言陷害。纣王大怒，命人把伯邑考杀掉，剁成肉馅，做成人肉包子让人给姬昌送去令其吃掉，为保住性命，万般无奈的姬昌不得不装聋作哑，将包子吃掉。纣王见姬昌吃了用自己儿子的肉做成的包子却不知晓，认为姬昌并非圣贤。不久，姬昌的大臣为营救姬昌出狱，在各处搜求美女、奇物、宝马良驹以献纣王。纣王见此，高兴之余，顺势赦免了姬昌，放其回到周原故地。

与此同时，在沃野千里的黄土高原上却吹拂着和煦的春风——一个历史几乎与殷商民族同样古老的民族正在崛起。从先王弃开始的周族历经坎坷磨难，惨淡经营。在“重农慎狱，敬天保民”的旗帜和号令下，周族全体上下患难与共，休戚相关。同时，扶弱济困，主持公道，使周族赢得了众多方国的尊敬。周族的见贤思齐，求才若渴，又使四方人才趋之若鹜，纷纷来附。

被纣王囚禁了7年的姬昌大难不死，侥幸脱离虎口，回到自己的国家后，励精图治，开始了灭商的大计。他请来了大智大勇之才吕尚做他的助手，并尊称吕尚为太公望。姬昌于生前的最后7年，在吕尚的帮助下，第一年调解了虞（今山西平陆县东北）、芮（今陕西潼关西北）两国的纠纷，从而提高了姬昌在诸侯心目中的威望，自动来附者有40余国，使周族在政治、外交上取得了极大的优势。第二年，周出兵讨伐犬戎。第三年攻打密须。犬戎在周的北边，密须在周的西边。姬昌用武力征服了这两个商的属国，解除了后顾之忧，于是便放心大胆地开始向东方推进。第四年伐耆（今山西长治西南），第五年伐邗（今河南沁阳西北）。当周的东部小国相继被消灭之后，第六年伐崇，把战争推进到殷的心腹地带。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奋战，崇国被灭，最终使周族形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局势，并渐渐完成了对殷都离宫朝歌的包围。在这种情况下，姬昌审时度势，毅然决定把都城由岐迁至丰，为灭商做了最后的准备。遗憾的是，就在大功垂成之际，周文王不幸死去。继位的武王姬发继承父亲的遗愿，决心完成姬昌的未竟之业。

此时商纣王的荒**残暴日甚一日，域内域外烽烟四起，诸侯纷纷叛离，东南两处，刻无宁宇，殷商王朝的大厦已是风雨飘摇，几欲沉坠。

眼看伐纣的条件业已成熟，但武王还是没有轻举妄动，商王朝毕竟经营了数百年，可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武王和群臣对面临的形势做了冷静、客观的分析后制定出正确的策略，首先把都城由丰迁到镐，积极做灭商的准备，然后率大队人马，东观兵于孟津，进行了一次军事演习和检阅。此时有800多个诸侯小国前来参加盟会，周武王赢得如此众多的盟国，深知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殷商的灭亡已为期不远了。

又过了两年，武王得知纣王更加昏庸暴虐，杀比干，囚禁箕子、太师疵，朝野上下人人自危，最后连少师疆也抱着乐器连夜出逃。贤臣良将一个个离去，纣王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周武王认为时机已到，于是亲自率兵车300辆，勇士3000人，甲士45000人，大举伐纣。周师从镐京出发，一路浩浩****向东推进，在殷商离宫朝歌郊外的牧野与前来援助的方国联军会合，并召开了誓师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武王以激昂凌厉的语气，愤怒声讨了殷纣王的主要罪恶，借此激发士气，鼓舞斗志，同时表达了奋勇歼敌、志在必得的信心和勇气。当殷纣王听到周军会师牧野、兵临朝歌的消息后，惊恐之中不得不从爱妾妲己的怀里踉跄走出，匆忙拼凑起17万人马，号称大军70万，亲自指挥，到牧野迎战。

周人及其友军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商都朝歌内的百姓满怀喜悦地迎接周武王的到来。灭商的第二天，周武王命人扫除道路，重整河山，举行了一次即位仪式，并隆重宣布：按上天旨意，周革殷命，政权更迭，当今是周家天下。自此之后，周为天下共主，一个新兴的王朝在华夏大地诞生了。

战鼓何时敲响？

武王克商无疑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次重大事件，这个事件标志着商王朝的灭亡和周王朝的建立，是无可争议的商周两个朝代的分界线，事件本身也是一个极具典型意义的历史年代学课题。从年代学研究的角度看，这一分界线的推定，对其前的夏商而言，是其总纪年的起点，对其后的西周来说，可直接影响到列王年数的估算。因而这个定点的确立，被誉为整个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最为重要和关键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