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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武王克商有重大而非凡的影响力，所以传世文献对这一事件的叙述比较丰富，同时史料中还含有若干历日和天象的记录，这就为古今中外的学者利用文献和天文历法知识推定武王克商之年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和可能。但是，武王的军队何时出征，决战的鼓声何时敲响，鹿台的大火何时点燃……这一切，学者们的推算仅仅“从理论上说”是可行的，而实际问题的解决要比单纯的理论推算复杂、困难得多。因为传世文献对武王克商这一事件的记载虽丰富但不完整，而且真伪难辨，甚至相互抵牾和歧异，从而造成历代学者对材料的理解各不相同，推算时所采用的方法、角度也大相径庭，所推出的结果也就有了很大的悬殊。

关于武王克商之年问题，现代著名学者、甲骨文研究的先驱董作宾认为，早在战国时期就已有人尝试解决了，但学术界一般认为，最早从事这一问题研究的当推西汉末年的刘歆。公元前7年，刘歆制定了著名的《三统历》，并根据《三统历》推算出武王克商之年相当于公元前1122年。这一结论在此后2000年间影响至深，几乎成为正统。如宋代邵雍《皇极经世》、刘恕《通鉴外记》、郑樵《通志》、元代金履祥《通鉴前编》等皆从其说。尽管刘歆的推算并不可靠，但学术界还是公认他制定的历术开推算武王克商年代的先河，给予后世学者很大的启示。正如现代史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所做的评论：“刘歆造出一整套的历学理论，又造《世经》，凡经传古史所记大事的年、月、日都用《三统历》推算得到说明。这对古史年代的探求是一种贡献，虽然准确性并不很大。”

继刘歆之后，关于武王克商之年的研究，一直是言人人殊，难有一个统一的结论。在北京师范大学国学研究所彭林教授的主持下，学者们将搜集到的各种文献，编辑成《武王克商之年研究》一书出版。书中总结出44种说法，年代最早的为公元前1130年，最晚的为公元前1018年，前后相差112年。显然，历史上真实的克商年只有一种结论。那么真正的克商之年该怎样推定呢？

为此，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经过缜密的考虑和筹划，确定了两条途径。一是通过关键性考古遗址的分期与14C测年、甲骨文日月食以及文献记载的综合研究，缩小武王克商之年的范围；二是在以上范围内，通过金文排谱和对武王克商的天文学推算，寻找克商的可能年代，最后加以整合，选出一个最佳年代。

于是，“工程”各课题组的考古学家与天文学家、历法学家、甲骨学家等集体行动起来。

通过对沣西遗址、琉璃河燕国墓葬、早期晋国都邑，特别是天马—曲村晋侯墓地等周代遗址、墓葬考古发掘、分期与年代14C测检，结合在陕西临潼发现的“武王征商簋”青铜器和存世的数百件铜器，以及器上镌刻的金文，连同史籍记载的周代发生的天文星象，特别是“懿王元年天再旦”天象进行推算并交叉验证。结果落在了公元前1050年至公元前1020年范围之内。

最后，根据《国语·周语》伶州鸠对周景王所说的伐纣天象“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星在天鼋”等四条相互关联的信息，用最先进的天文电子软件进行回推计算，得出了公元前1044年与公元前1046年两个年份。“工程”专家组经过反复权衡，根据两个年份与各方研究符合的条件多寡，终将公元前1046年确定为武王克商之年。

正是因为商周牧野之战这个至关重要的定点的确立，才陆续往前推算出盘庚迁殷为公元前1300年，殷商开国为公元前1600年，以及夏王朝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

晋国风云

周武王之后，继位的分别是成王和康王，在这两个王执政的40多年间，人民休养生息，社会安宁，天下太平。

史载成康之世刑措40年不用，其国势达到了整个周王朝的全盛时期。可惜好景不长，继短暂的成康盛世之后，周王朝日渐衰落。又经过几代，到周厉王时，各种矛盾越发尖锐，国家到了崩溃的边缘，而当政的周厉王又偏偏是一位极度专制的君主，除暴虐、骄横之外，还重用奸佞小人掌管朝政，搞得朝野内外乌烟瘴气，天下民众痛苦不堪。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民众只好集合起来举行武装暴动，周厉王一看这阵势，知道颓局难挽，索性渡黄河逃走，这个行动堪称是古代世界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国人革命行动。

周厉王出逃后，一去不复返，最后死于一个叫“彘”的地方。那么厉王在位多少年？或者说厉王元年是历史上的哪一年？要破这一悬案，“工程”专家组认为，除其他的辅助材料和证据，必须从古老的晋国首都寻找主要答案。

公元前1046年早春，周武王率师伐纣，取得胜利。随着周王朝建立，在安抚殷商遗民的同时，采取“选建明德，以藩屏周”的政策，即分封周武王的同宗、亲戚和功臣，让他们建立诸侯国，形成拱卫周王室的屏障。最早得到分封的诸侯有周公家族的鲁、召公家族的燕和姜太公家族的齐等。

据《史记·晋世家》等文献记载，当武王与其后邑姜（姜太公尚的女儿）欢会之时，梦见天帝对自己说，我命你生个儿子，名虞，将来把唐国封给他。那里是参宿的分野，叫他在那里繁育自己的子孙。不久，邑姜果然怀有身孕，当胎儿出生后，手上竟有一个虞字，故起名为虞。因为这孩子是武王的第三个儿子，按照伯、仲、叔的排法，又称为叔虞。

武王在位约4年死去，成王即位，由周公（姬旦）摄理政事，不久即发生了管叔、蔡叔之乱。周公奉成王之命，出兵征伐，历经3年终于平息了这场战乱，之后便有了晋国始封地的出现。有一天，年幼的成王与叔虞戏耍玩闹，成王削一片桐叶为珪赠予叔虞说：“以此封若。”身旁的史佚听罢，立即请求成王择吉日封立叔虞。成王不以为意地说：“吾与之戏耳。”史佚反驳说：“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

于是成王遂封叔虞于唐。因唐国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姓姬氏，字子于。以上这个颇有点离奇的说法，在《吕氏春秋》《说苑》中也有类似记载，只是《说苑》将史佚换成周公罢了。削桐叶为珪的故事或许是附言，但成王封唐确是事实，年幼的成王也许不会想到，他的一句戏言竟然成就了周朝境内最为强大的北方雄邦——晋国600年皇皇伟业。

叔虞死后，他的儿子燮父继位，改称晋侯，同时把唐国也改称晋国。这一国号一直延续到公元前5世纪，三家分晋，由韩、赵、魏取而代之。

当然，唐作为晋国政治中心的时间并没有600年。据文献记载，晋国早期因战乱灾祸曾几度迁都，公元前585年，晋景公听从了韩献子的建议，把国都从故绛迁到了新田（新绛），新田从此成为晋国最后200年的国都。关于晋国搬迁的次数和诸都的地望，自汉以来，异说颇多，杂乱渺茫，世人已无法确切地得知了。直到20世纪50年代，随着田野考古学兴起，这个困惑世人两千多年的谜团才逐渐解开。

晋国都城一泄其秘

1952年秋，山西省文教厅副厅长崔斗辰率领随从，骑毛驴在晋南山区考察，当路过曲沃县侯马古镇西郊白店村时，在路边的断崖上发现有很多散乱的陶器瓦片。崔斗辰有儒学功底，年轻时曾当过中学教师，抗战初期曾一度出任过浮山县县长，嗜好古物并有一定鉴别能力，见此情形便下驴捡起地上的陶片仔细察看，认为年代甚古并隐含着极其重要的文化信息，或许与古晋国遗址有关。想到这里，崔斗辰把几块典型陶片携回太原交给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谈了自己的猜想。未久，文管会根据崔斗辰的指示派员来到侯马白店村勘察，果然发现此处是一处重要的古代遗迹，但是否属于晋国遗址有待进一步调查认定。1955年，侯马镇独立建市，山西文管会考古人员杨富斗等人受命参加中央城市设计院对侯马自然环境、历史地理等综合条件考察。就在这次考察中，在白店、西侯马、宋郭、牛村等地的断崖上，发现了东周时期的文化层并引起国家文物考古界高层的注意，侯马晋国遗址调查、发掘、研究的序幕由此拉开。

1956年春夏，文化部文物局派出文物专家顾铁符率领一支由全国10家文物单位组成的考古队，会同山西文管会开赴晋南进行文物调查。经过勘察、钻探，确认侯马是“一个遗存相当复杂，十分重要的古代遗址”。文化部文物局对此高度重视，会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商请在京的历史学家及考古学家赴现场了解情况。根据发现的遗迹、遗物，结合地形、地望，顾铁符等专家认为这里极有可能就是史书上记载的晋景公由故绛迁往新绛的都城——新田。

《左传·成公六年》载：“晋人谋去故绛，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韩献子……对曰：‘不可，……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浍以流其恶，……’公说，从之。夏四月丁丑，晋迁新田。”

此为公元前585年4月13日之事，新田成为晋国最后的首都。

韩献子有幸言中，晋国首都迁往新田之后，晋公室励精图治，积极开疆拓土，国势日盛，由最初“方百里”的蕞尔小国，逐渐拓展至包括今山西全境，外连河南、陕西、河北、山东四省部分地区的广阔地域，一跃成为春秋时期最强势的诸侯国，作为“春秋五霸”之一，持续时间最长，达一个半世纪。正是在这个新兴都城宫殿连宇的舞台上，上演了赵氏孤儿、魏绛和戎、悼平复霸、六卿倾轧、三家分晋等一系列血雨腥风、波澜壮阔的悲壮话剧。

自景公迁都至公元前376年，晋国在新田共历经13代国君，凡209年。赵、韩、魏三家卿大夫分晋之后，苟延残喘的晋国最后一个国君被驱逐出宫，此地属魏，其政治、军事、经济地位一落千丈，终致衰落颓败，整个都城和地望湮没于战国争雄、秦汉兴替的硝烟风尘之中不复与闻。

山川有灵，大地有性，迷失了两千余年的晋国都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再度向世人一泄其密。为抢救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谋流传而悠远之，当年10月，山西省文管会设立了侯马工作站，正式组织人员对遗址进行发掘——这是全国第一个地方专业工作站。鉴于侯马遗址的重要性，1960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强侯马地区古城遗址的勘探与发掘工作的通知》，文化部将侯马地区的考古工作列为全国重中之重，抽调中科院考古所、中国历史博物馆、文博研究所、文化部文化学院以及河南、山东、江西等文物部门的考古人员前往援助，山西文物部门同时抽调各县文化馆共20余名干部前往参加。其精良的队伍，强大的阵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历次考古发掘所罕见，而国务院就一个地区的考古工作下发通知，在整个20世纪考古发掘史上空前绝后，侯马遗址重大的历史文化价值，在政府与国人心目中得到了充分彰显。

此次发掘共有上百人参加，场面蔚为壮观，号称全国首次“考古大会战”，发掘面积近20万平方米。这是国内发现规模最大、遗存最丰富的青铜时代铸铜遗址。发掘出土的铸铜陶范5万余件，其中1000多件上有精美花纹。陶范从大到小，大到有一人多高的编钟，小到空首布、车马器等，门类极多，各具**。在各类器物中，又以铜鼎、铜编钟闻名于世。整个遗址的生产规模、工艺技术和艺术风格，具有鲜明的时代和地方特色，反映着当时晋国青铜工业和物质文化的卓越成就，并彰显出晋国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技术创造能力。而作为一个古代都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铸铜遗址的发现发掘，从另一个侧面证实晋国后期都城——新田，就在今日的侯马。

侯马盟书透露的信息

当考古界沉浸在侯马铸铜遗址“考古大会战”喜悦之中时，想不到一年之后，侯马盟书横空出世，海内外专家学者的目光骤然投向晋南这块古老神秘的土地。

1965年12月中旬，离侯马呈王古城2。5公里处的秦村，侯马电厂基建施工正在进行，山西省考古所侯马工作站派出陶正刚、张守中等专业人员配合工程勘探，而曲沃农中的一批学生也在施工现场进行勤工俭学劳动。整个工地机器隆隆，人声鼎沸，学生们在一个边角取土时，发现土中埋压着一些薄薄的、大小不等、形状不一的石片，上面隐约有一些细小的符号。出于好奇，学生们你一片、我一片地装进口袋，准备回校后仔细把玩。此时学生们并不知道，这些石片的出土意味着什么。

中午收工的时候，一位老师遇到从另一边走来的陶正刚，顺便提了一句学生们在土坑中发现小石片之事。陶正刚闻听，大惊，急忙让这位老师把一位拿石片的学生叫到面前查看。只见石片有手指般长，像一把小刀，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朱色文字，很像一篇文章。尽管陶正刚一时不能识别字意，但上面所写是古代文字却是无疑，认为此事非同小可，遂通过老师把同学召集起来，说明出土石片是极其重要的文物，必须得到保护，不得私藏和损坏云云。学生们一听这些东西竟然是极其重要的文物，震惊之余全部将口袋中的石片交到陶正刚手中。上交的石片长短不一，有的像小刀，有的呈圆形，像一叶地瓜干。陶正刚数了数，正好60件——这就是后来被编为第16号坑的第一批盟书，其中包括被编为三号后来被郭沫若认为是整个侯马盟书总序的一件国宝级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