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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孙膑和他的高祖孙武，在春秋战国诸侯混战的大舞台上，都曾做过划时代的表演，并创造了出神入化、登峰造极的兵学文化，而这笔文化遗产作为人类的瑰宝，在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军事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人们习惯上把孙武、孙膑统称为孙子。而这个提法，被后来的司马迁于《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记载了下来。

司马迁的传记，对两位孙子的身世、战功以及著作等方面的记述，虽略显简单，但基本情况说得还算分明。即孙武是春秋末期仕于吴国的著名军事战略家，著有兵法十三篇。孙膑是孙武的后世子孙，二人有血缘关系。孙膑生活在战国时代的齐威王时，同他的祖先孙武一样著有兵法传世。

继司马迁之后，东汉史学家班固在其《汉书·艺文志》中，著录了《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和《齐孙子》八十九篇。班固的史料来源不得而知，但记述明确。《吴孙子兵法》指的是孙武所著的《孙子兵法》。《齐孙子》则是孙膑所著的《孙膑兵法》。另外，在《吴越春秋》和曹操的《孙子序》中，也有一些关于这方面的记载。

《史记》与《汉书》有关两个孙子其人其书的记载一直为人们所尊信。然而，到了唐代，才子杜牧根据司马迁与班固对《孙子兵法》篇数的不同记载，在其所著《樊川集·孙子序》中提出了一种说法，认为传世的《孙子兵法》十三篇是曹操删削的结果。他说：“武所著书，凡数十万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剩，笔其精切，凡十三篇，成为一编。”

杜牧这一搅和，平静的池塘顿生涟漪，好事者纷至沓来，开始怀疑孙武其人其书是否真实存在过。在各说之中，影响最大、最早者当数北宋仁宗时代注释《孙子》的学者梅尧臣，梅氏认为《孙子兵法》这本书带有浓厚的战国色彩，不足为信。

南宋中期的史家叶适，进一步明确表示，孙子书不合儒家军事理想，此书中的很多思想和名词都非春秋时期所常见，而为战国时期所独有。他认为《孙子兵法》是后人伪造而冒孙武之名顶替的，历史上根本就没有孙武此人，也就是说孙武是那些伪造者凭空虚拟的一个神话人物。为证明此说正确，叶氏列举了很多条证据加以支撑。言之凿凿，证之锵锵，此说影响巨大，近似铁证。

明代学者章学诚、清代学者姚鼐受杜、叶等前辈儒生影响，认为《孙子兵法》“皆战国事”，并宣称：“吴容有孙武者，而十三篇非所自著。”主要理由有二：一是春秋时期用兵规模不大，即使是大国也不过数百乘，而《孙子兵法》中则有“兴师十万”的记述，显然记述的是战国时期的事情。二是《孙子兵法》中称国君为“主”，这是战国时期的称谓习惯，而“主”在春秋时期是士大夫之称。

曾在晚清戊戌变法中大出风头的梁启超，在有关先秦诸子的论述中，谓孙武的兵法十三篇，乃战国人伪托，并有可能是孙膑所为。按梁氏的说法，兵书中所言，“皆非春秋时所能有……此书若指为孙武所作，则可决其伪；若指为孙膑所作，亦可谓之真”。梁氏没有说这个论断的根据是什么，可能是出于他的主观臆想，而不便或不能举例加以论证。

孙武、孙膑各有兵书

除上述诸君发表的论断和宣言，尚有多种纷纭繁杂，甚至是突兀离奇的不同论调。更有奇者，清人牟默人在《校正孙子》一文中，宣称孙膑为伍子胥的后代。文中说道：“古有伍胥无孙子，世传《孙子十三篇》，即伍子胥所著书也。而《史记》有孙膑生阿鄄间为孙子之孙者，实子胥之裔也。”

另一种说法更加大胆，称孙武与孙膑为同一个人，著名的《孙子兵法》实际上是战国时孙膑所著。如现代学者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考辨》中说，孙膑名武，其人在吴、齐两国都曾工作、学习、生活和战斗过。司马迁作《史记》时“误分以为二人也”。

另有日本学者斋藤拙堂作《孙子辨》一文，同样因孙武之事不见于《左传》，而怀疑《史记》中所载的孙武到底有没有其人。经他如写侦破小说一样反复推理，得出孙武与孙膑原本是一个人，名武而绰号叫膑，相当于梁山好汉鲁智深绰号叫花和尚，孙二娘绰号叫母夜叉一样。其理由大意是：司马迁记载，孙武见吴王，当在吴伐楚之前，此时孙武就已经将自己所创作的兵法十三篇献给吴王看过。但这个时候偏安南方一隅的越国尚小，其兵力不可能比吴国多。而《孙子兵法·虚实篇》却说：“以吾度之，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哉。”很明显，此话是越国比吴国强大之后的语调，是战国时期的孙子所言。另有证据，如《左传》昭公三十三年，吴伐越，为吴越相争之始。而《孙子兵法·九地篇》则说“吴人与越人相恶”，这是后来吴越相结怨之证据，因此也就说此著当是战国之后所作。又《战国策》一书称孙膑为孙子，结合《史记》中的列传，特别是自叙传中所称的“孙子膑脚，而论兵法”，可知现行流传的《孙子兵法》一书，是孙膑所著无疑，而孙武和孙膑同为一人，武为其名，膑则为绰号。

就在诸多怀疑论者势如蜩螗，将孙武、孙膑及其著作搅得一塌糊涂、乱上加乱之时，1972年银雀山汉墓竹简横空出世。在让世人亲眼领略这批文化瑰宝的同时，也确认了所出的这批书籍至少在西汉初年已广为流传的事实。特别是《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同时出土，如同一道闪电划过迷茫的夜空，使聚讼千年的学术悬案顿然冰释。这批汉墓竹简，如一面迎风飘扬的旗帜，以鲜活亮丽和无可辩驳的存在吸引着人类惊喜的目光，并以自身具有的深刻内涵向世界昭示了如下历史事实：

第一，汉简的出土证实了《史记》有关孙子和《孙子兵法》记载的真实性。与《孙子兵法》十三篇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些与十三篇关系十分密切的、至为重要的《孙子兵法》佚文残简，其中《吴问》一篇记述的是孙子与吴王的问答，其主要内容是：吴王问孙子曰：“六将军分守晋国之地，孰先亡，孰固成？”孙子曰：“范、中行氏先亡。”“孰为之次？”“智是为次。”“孰为之次？”“韩、魏为次。赵毋失其故法，晋国归焉。”

简文中所说的“六将军”，即晋国六卿范氏、中行氏、智氏和韩、魏、赵三家。春秋时期，卿与将军不分，平时为卿，战时统率一军，则以“将军”相称。

据《史记·晋世家》载，晋定公二十二年（公元前490年），赵、韩、魏和智氏联合赶走范、中行氏。晋出公十七年（公元前457年），四家世卿瓜分了范、中行氏的土地。晋哀公四年（公元前453年），赵、韩、魏共灭智氏，尽并其地。

从以上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孙子兵法·吴问》产生的时间应在范、中行、智氏灭亡之后，否则，作者绝不会那么准确预料到三卿的灭亡次序。对于赵、韩、魏三家的发展，作者认为韩、魏继亡于智氏之后，晋国全部归属赵氏。然而这次他的估计却全然错了，说明作者既没有看到晋静公二年（公元前376年）三家最后瓜分晋公室，也没有看到晋烈公十七年（公元前403年）三家正式建立封建诸侯国的重大历史事实。由此可知，《吴问》是在智氏亡到赵、韩、魏三家自立为侯的五十年内撰写的。而孙武主要活动在吴王阖闾执政（公元前514年—公元前496年）时期，与《吴问》撰写时间相去不远。因而，这篇文字的作者不论是谁，把孙武的言行记录下来，都有时间上的便利条件。因此，把《吴问》视为孙武言行的可靠材料是没有问题的。

此外，竹简本中另一篇《见吴王》则记述了孙子吴宫教战等传记材料，不但与《史记》《吴越春秋》等记载相吻合，而且有些情节较《史记》更为详尽，据汉简整理小组专家吴九龙等推断，出土的篇章很可能就是当年太史公所依据的古本史料。由此可见，《史记》关于孙子的记载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当时的流行之说，至少在当时人们并不怀疑孙子是春秋末期的吴国将领，同时也是《孙子兵法》一书的作者。

第二，汉简本《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同时出土，以无可辩驳的铁证破除了孙子、孙膑同为一人的谬说，粉碎了孙子就是伍子胥等妄言。

在出土的编号为第0233号竹简中，有“吴王问孙子曰……”等字样，在第0108号竹简中，有“齐威王问孙子曰……”等文字。这些鲜活可见的文字，不但充分证明有两个孙子，且同时昭示一个服务于吴国，一个服务于齐国。这两个服务于不同国度的孙子，就是太史公在《史记》中所记载的孙武和孙膑。此二人处于不同的时代，各有兵法传世。因而，那些鼓吹孙武、孙膑同为一人的谬论，也就不攻自破了。

第三，汉简的出土证明，《孙子兵法》确系十三篇。明显的证据是，在一同出土的《见吴王》篇中，其中两次提到孙子书为“十三扁（篇）”。另外，在十三篇简文出土的同时，还发现了一块记录有竹书篇题的木牍。尽管这块木牍已破碎成六块小片，但从其行款及残存的内容看，简本《孙子兵法》确为十三篇，且其篇名与传世本基本相同，只是在个别篇名与篇题上与传本有些出入。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证据是，就在银雀山汉墓竹简发现6年之后的1978年夏季，考古人员在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五号汉墓的发掘中，出土了一批木简。与木简同时出土的还有三面铜镜和一些五铢钱，一枚私印，印文为“马良”。经观察分析，三面铜镜花纹皆为四乳四螭纹，铜钱与洛阳烧沟I、Ⅱ型相同，由此推断该墓时代当为西汉晚期。结合随葬品的组合和木简情况推断，考古人员认为墓主人马良当为一个军事将领，因史书无传，其身世无从查考。但在出土的木简中，其中有一部分是与《孙子兵法》有关的兵书。例如，有一支木简（061号）上明确书有“孙子曰：夫十三篇……”文字这个记载比银雀山竹简还要明确，从而进一步说明《史记》所记述的孙武有兵法十三篇是完全有根据的。另外，在残简当中，还有一支（001号）上书“……□可与赴汤火白刃也”的文字，这与《史记》记述孙武见吴王阖闾时所说一段话的末句“虽赴水火犹可也”两者相似。因这一句话不见于银雀山竹简，从而又可以作为银雀山竹简的补充。

与此同时，竹简还提供了一些《孙子兵法》的重要佚文，例如：

“《军斗令》，孙子曰：能当三□”（047号）

“《合战令》，孙子曰：战贵齐成，以□□”（355号）

“《□令》，孙子曰：军行患车错之，相（？）□□”（157号、106号）

“子曰：军患阵不坚，阵不坚则前破，而”（381号）

“□者制为《军斗》”（34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