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伸手去拿书,他却顺势把我揽到了他的怀里,伤感地说:
“孩子啊,你母亲怎么舍得把你丢弃在这世上受苦呢?”
外婆一个激灵,插话道:“哎,孩子他爸,你提那个干什么。”
“我也不想说,可想起那些我心里就难受……唉,多好的一个女娃子,却走错了路!”
他猛地推开我。
“出去玩吧!不过不许上街——只能在院子里或者花园里,听到没有?”
我正想到院子里去玩呢:我知道,只要我一露面,山谷里的孩子们就会朝我扔石头,那正中我的下怀,我可以尽情地回敬他们。
“猎物出现!”他们远远地看见我就喊了起来。“开战!”他们开始迅速搜集弹药。
我不知道他们口中的“猎物”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所以他们这么叫我,我也并不在乎。可是,在这么多人对付我一个人的情况下,我还能准确地击中“敌人”,把他们打得躲进灌木丛,着实是件令人兴奋的事。大家彼此都没什么恶意,也不会因此相互记仇。
我学识字学得很快,或许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外公对我越来越重视,抽我的次数也逐渐少了。其实,我觉得,他应该抽我抽得更勤才对。因为随着我一天天地长大,我越来越多地反叛外公的规矩和命令,可他只是骂我几句,或者朝我挥挥拳头。
于是,我开始寻思,他以前抽我大概都没什么缘由吧。有一天,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他。
他轻轻托起我的下巴,朝我眨巴着眼睛。
“什——么?”他慢吞吞地突出两个字,接着又格格笑起来:“你这个小鬼灵精!你有什么权力决定你该挨多少打?除了我谁都没这个权力!去!”
可我刚一转身,他又马上抓住我的肩膀,盯着我的眼睛问:
“你是装傻还是真傻啊?”
“我不知道。”
“不知道?你不知道?那好,就让我来告诉你:装傻,那比真傻要好;蠢得像头猪,那就是真傻。明白了吗?去玩吧。”
不久我就能按照字母读圣诗了。我们通常在晚上喝过茶以后读圣诗,每次我都得读上一整篇赞美诗。
我用食指一个一个点着书上的字母,吃力地拼着词。读得乏味了,就会问出各种各样的怪问题:
“谁受到保佑啊?是雅科夫舅舅吗?”
“给你吃个栗暴,你才会明白谁受到神灵的保佑!”外公气鼓鼓地说。
我感觉他并不是真的生气,只不过习惯这么摆摆样子而已。
我一点都没有猜错,不出一小会儿,他就把我给忘了,顾自发起了牢骚:
“哦,唱歌玩乐的时候他好像是大卫王[14],可一干活,就像是恶毒的押沙龙[15]!会唱会跳,会耍嘴皮子,会哄人开心。咳!跳吧跳吧,看你还能跳多远?不会有多远了!”
我停下来听他讲,抬头看着他愁眉不展的脸。他眯着眼睛眺望远方,目光里透出一股忧伤,化解了他一贯的严厉,让人觉得温暖;他的金色眉毛一抖一抖的,被染料腐蚀了的指甲不安地叩打着桌面。
“外公!”
“嗯?”
“给我讲个故事吧!”
“懒骨头,继续念你的书!”他嘟哝道,一边揉揉眼睛,好像刚从睡梦中惊醒。
“叫你读圣诗,我看你倒更喜欢听故事。”
可我认为他和我一样,也更喜欢故事,而不是什么圣诗。虽然他几乎能把圣诗背下来,他还发誓每晚睡觉前都要诵读几首,就像教堂助祭每天念祈祷词那样。
我继续求他给我讲故事,老人家终于让了步。
“哦,好吧!圣诗会跟着你一辈子,而我已经是快要和上帝见面,接受审判的人了。”
他往安乐椅的靠背上一靠,仰头盯着天花板,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
“有一次,巴拉赫诺来了一伙强盗。我的祖父跑上钟塔想要报警,可强盗们追上了他,活活把他给砍死了,尸体被扔在钟楼下面。那时候,我还很小。我没有亲眼看到这一切,也记不太清楚了。我记事是在1812年,我十二岁。那年有大概三十来个法国俘虏被押到了巴拉赫诺。他们都很瘦小,衣衫褴褛,连乞丐都不如,一个个都冻得发抖,有些冻得连站都站不稳。
“乡亲们围上去,想打死他们,可押解兵不让,警备队也出来干涉,把大家都赶回了家。打那以后,人们对法国俘虏的到来就渐渐习以为常了。这些法国人精明灵巧,天性乐观,歌声不断。有些贵族大老爷还特地从尼日尼坐着三套车来看他们。这些大老爷,有的挥着拳头骂法国人,有几个甚至动起手来;有的则和善地跟他们攀谈,送些钱或者旧衣服给他们。我还记得,有个上了年纪的法国人——一个绅士——捂着脸哭了起来:‘瞧瞧拿破仑这个魔鬼把法国人害得多惨!再看看俄国人,心眼多好,对我们这些外国人都那么好……’”
外公沉默片刻,闭上眼睛,捋了捋头发,慢悠悠地继续回忆他的往昔岁月:
“一年冬天,刮着大风雪,寒气直往屋里钻。几个法国俘虏跑到我们家窗口敲玻璃,又喊又跳,他们是来找我母亲讨面包的——我母亲以前是卖面包圈的。
“母亲不想让他们进屋,便把面包圈从窗口递出去。法国人一把抓过面包就往怀里塞,那可都是刚出炉的面包啊,还滚烫地冒着热气,他们居然抓过去就往胸口上贴,怎么受得了呢!很多法国人都被冻死了。他们那里气候温暖,自然是不习惯这里的严寒的。我们家花园的浴室里,住着两个法国人,一个军官和一个叫米龙的勤务兵。那个军官又高又瘦,皮包骨头,穿一件长到膝盖的女式外套。他人很和气,不过是个酒鬼。